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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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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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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风无痕

        一

 我出生在一个叫做大门口村的南方小村。我们这个村名有点奇怪,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们这里有什么高大大门的古建筑,所以我一直搞不懂我们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村名。曾听村里的老人讲,我们村以前叫什么名字已不可考,但肯定不叫“大门口”。只因我们村子旁边有一座大坟墓,过往的村民便称我们村子叫“大墓口”,叫着叫着便成了村名。或许这个墓字有点不讨喜,便叫“大门口”了。这个说法也无从考证。如果说有座大坟墓,那必定就有个大户人家。可我们村子这个穷山恶水的苦逼地方,从古到今都没听说出过什么达官贵人,也没出过什么富商大款,哪能有什么大户人家呢?而那座传说中的大墓,也早已踪迹全无。这使我怀疑到底有没有过这么一座大墓。依我的猜测,我们村里祖先都是贫民百姓,或许那时有户稍微富裕的人家老人去世,建了座比较大的坟墓,过往的农人都是乡野村夫,没见过世面,便称之为“大墓”了。

 说起坟墓,前些日子读著名作家刘亮程的散文《大地的故乡》。他在文中说他祖籍甘肃老家的祖坟,整个家族的坟墓都在一起,前后排列,辈份清晰,长幼分明,秩序井然。我以为这是地域的关系。西北地区空旷辽阔,地广人稀,人们在勘建墓地时有充裕的土地来选择和安排。而我们南方人多地少,村庄稠密,活人建房都难以施展,坟墓便更加拥挤且散乱随意。哪能像刘作家老家那样,一个家族许多代人的坟墓都规划在一个地块,庄重而严谨。像我们家,我只知道曾祖父以下的先人的墓地,曾祖父以上的早已无迹可寻,葬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这边没有一家能几代人安葬在一个地块,都是分散且零乱。现在强制推行公墓了,逝者统统火化,装进骨灰盒,交1500元,埋在公墓区一个半平方不到的墓室里。那些建好的生坟全部作废,这个浪费真有点可惜。

 我们大门口村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明朝,距今有六百余年。当时陈姓柳溪长房棠梨山派十五世孙陈以震公来这里开基,筚路蓝缕一路走来,开枝散叶几百年,到我这一代已三十四世了。在我年少时,我们村才三十多户人家,不到两百人。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爆发式增长,再又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现在我们村也不过八十来户人家,仍不足三百人。我无法理解,这几百年里,没有战争杀戮,没有瘟疫肆虐,好像也没有村民往外迁徏,可二十代人的发展繁衍才这么点成果,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我不知道在这几百年里,我们村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以致如此后裔凋零。乡野小村,无人关注,也没有什么史料记载。其实在周边这些村子里,我们大门口算是比较大的村了,我们大队的其他村子,至今都只有小几十户。那些村子,应该也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都如此人丁不旺,或许只能归咎于过去的极度贫穷和医疗手段的极度落后,新生儿成活率低,成年人去世得早。贫瘠的土地承载不了太多的人口,这样的缓慢繁衍或许是正常的。

 我们大门口村的村民,世世代代以农耕为生,乡亲们都是麻木、机械地活着。我不知道几百年来的祖先们有没有理想,有没有追求。我们村祠堂的牌匾写着“百人科第”四个字,这应当是我们陈氏全国柳溪一脉某段历史上的荣耀。因为我们村的文脉并不昌盛,旧时代中秀才和举人的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讲中进士了。所以对着“百人科第”这块牌匾,我是挺心虚的。很多国人喜欢以祖上的成就作为夸耀的资本,可我确实找不到我们村里祖上有过什么辉煌的业绩,或者出过什么响当当的人物。他们都只是土里刨食的农民,都只是纯朴实在又胆小怕事的良民。我说这些并不是轻慢祖先,对先辈我心里没有丝毫的不敬。其实在中国这个农耕社会,在顽固落后的封建皇权制度里,老百姓除了卑微地活着还能怎么样呢?就是我生活在今天又如何呢?不同样也是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吗?

       二

 我在大门口村出生和长大的,在这个村子生活了三十五年。我不知道祖先们怎样生活,却见证了同时代的乡亲们的悲喜人生,知道他们在贫困严酷的状态下艰难生存,惨淡度日。

 小时候,听大人们讲村里斗地主。我们村没有大户人家,却有一户地主和一户富农。那户地主在村里没有田产,只因他解放前在南昌国民政府的机构里供过职,据说是从事测绘之类的工作,便被打成地主,还蹲了几年监狱。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了不得,在当年普遍都是文盲的农村,他居然能在省城从事那种比较专业的技术工作,绝对是个人才。只是我没见过他,他可能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我还小。不过我见过他的老婆,那女的是南昌人,个子矮小,会吸水烟,经常端着个水烟壶,吸得“咕噜”响。她也是个人物,竟然是解放前南昌女子中学的英语教师。难怪在那极度贫困和野蛮的年代里,她都能做到一身干干净净,衣着整洁,保持着知识女性的最后一丝体面。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受尽磨难,斯文扫地,毫无人格尊严。男人坐牢,女人在丈夫老家哺养一子两女,干她从没干过的繁重农活,还经常在批斗大会上挨批挨打,被一群莽汉羞辱。

 这地主家和我家邻居。我读小学的时候,她家的大儿子由于娘舅家帮衬,已在南昌洪都机械厂工作。两个女儿大的腿有点瘸,已出嫁了。小女儿当时也有十七、八岁,高挑,有着农村姑娘的健壮。她们母女蜗居在两间土坯房里,谨小慎微地活着。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她家的大儿子回来把她们母女接到南昌去了。从此她们脱离了苦海,再也没有回过大门口。

 另一户富农就一直生活在村里。他家倒是殷实得多,有些田产,种地还请了雇工,于是土改时被划为富农。那时也受尽折磨。贫下中农们在村祠堂里开群众大会,批斗他们夫妇,要他家交出剥削劳动人民所获得的金银财宝。社员们找些砖头,敲碎在地上,强迫他们夫妻跪在碎砖块上,并用一根粗木棒横压着他们的小腿肚,几个壮汉踩在木棒上用力碾压。他们夫妻痛不欲生,惨叫连连。他们的大儿子见状怒火填胸但又不敢发作,回家在本子上写了“一定要报仇”几个字发泄心中的愤恨。不想这本子抄家时被抄出来了,便说他要报复革命群众,也把他拉出去批斗拷打。最后他家并不算多的金器和银元全被抄走,上交政府。由于成份不好,他家三个儿子当时只有老大成了家,老二找老婆不到,便去别的乡镇入赘做上门女婿。老三在地主、富农“摘帽”之后才娶上媳妇。

 当年的苦难不堪回首。不过现在都很好,三兄弟生的子女有的考上大学,有不错的工作。有的经商做生意当老板。也许当年成份不好的痛苦烙印实在太深,老大的一个经商的儿子积极向组织靠拢,入了党,居然担任商会的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户人家,成份好,贫下中农。可由于子女多,总吃不饱,便想办法在村干部手里拿到队里仓库的钥匙,偷配了一把。之后乘夜深人静时去偷仓库里的稻谷挑回家。不想被他嫂子发现了。他兄弟俩同住一幢祖屋,一家住一边厢房。哥哥在外工作,嫂子带着孩子们在家。她听到小叔子半夜开门关门,觉得有异,便守在厢房门后观察,终于一次发现了秘密。两家本来就有磕磕碰碰的矛盾,于是嫂子便举报小叔子偷集体的粮食。当时这件事闹得有点大,小叔子被处罚后无颜面对村里人,几个月后,经人介绍竟拖儿带女举家迁到大山里去了,那里一对老夫妻收留了他们。从此兄弟俩恩断义绝,势同水火,再也没了来往。几十年过去,竟听说弟弟的大女儿考上了大学,还出国留学,已在加拿大定居很多年了。

 而其他在大门口生活的人,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重复着他们单调枯躁又无穷无尽的体力劳动,为一家生计操劳辛苦。他们没读多少书,素质无从谈起。我不知道古时候我们村里的人们怎样生活,艰苦那是肯定的。但那时的人讲礼义,有道德,有敬畏之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社会把人的兽性的一面释放出来了。为了一己之私不择手段,好勇斗狠,无所顾忌。哪怕是为一点蝇头小利,也会舍命争斗。邻里交恶,兄弟反目,打架斗殴和偷盗之事屡见不鲜。我在之前写的的文章里,对这些都有过描述。其实一个村子的人,都是宗亲关系,往上溯源,同一个祖宗。不知以震公在九泉之下,看后人如此,会作何感想。

        三

 我离开大门口村已二十八年。去年由于家里的老宅倒塌,我回到老家重建新房。在家忙碌几个月,多年没有交集的乡亲们又打上交道了。

 应该说,家乡人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以前大家住的都是老旧的砖木结构的瓦房或土坯房,现在住的都是新瓦房和两三层的洋房了。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幢漂亮气派的新房子。我在家种田时自行车都少有,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两轮和三轮电瓶车,甚至小汽车也不鲜见。现在打架斗殴的少了,小偷小摸也少了。家乡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是肯定的。但在稍微改善的生活背后,家乡还有很多不足。

 以前每个大队都有小学,现在上个幼儿园和小学都要去镇上。每天早上都有爷爷奶奶骑电瓶车送孩子去镇上上学,下午放学又要去接回来。甚至有些条件较好的人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去县城买房,让孩子们去县城学校读书。

 阿贵就是一个人在家。他一儿一女,女儿远嫁山东,儿子儿媳在县城买了房,阿贵老俩口去县城帮忙带孙子,可儿媳嫌弃他不卫生,特别反感他抽烟,一见他掏出烟便叫他出去外面抽。他受了几次气便跑回乡下家里了。说一个人在家自由自在,抽烟、喝酒、上茶馆喝茶,不服天管不服地管。我在家建房的时候,他没事就过来转悠几圈,同泥工师傅们闲聊,互相打趣揭短。一次我见他脸上好多伤痕,便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山坡上的荆棘挂到的。泥工师傅说:“他老婆挠的。”阿贵老婆虎背熊腰,年轻时夫妻经常打架,他的脸上常被老婆抓得满是血痕,那时我是知道的。但现在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老俩口难道还会干仗?泥工师傅说:“会的,他俩经常切磋武功。”众人一阵哄笑。

 阿贵忙转移话题,去取笑一个干活的小工:“昨天发了工资,昨晚又去丈母娘家了,你老婆肯让你上床了?”那小工没读两年书,干活是把好手,但木纳寡言,他娶了一个脸部烧伤的女人做老婆。那女人虽然破了相,但读了高中,命比纸薄却心气颇高,哪里瞧得起几乎是文盲的老公。她结婚后一直住在娘家,每天都用丈夫做小工赚的血汗钱去打牌,输光了就打电话向男人要。而男的每次结了工资,都兴冲冲地赶去丈母娘家送钱给老婆,以求一夜之欢。我以前以为他老婆常给他打电话是关心他,后来知道每次打电话都是输光了问他要钱,真是惊得下巴掉了一地。

 其实在乡下好多这样的事。老公在外打工,老婆在家带小孩上学。现在农活较少,无所事事,便迷上了赌博。我们村就有这么一个女人,老公在广东刮大白,老婆在镇上租房子带小孩上学。她没种田,闲得无聊,也迷上赌博,竟把老公辛辛苦苦赚的十几万输光了。老公回家知道后气急败坏,但报警又不敢,离婚又不能,最后只得硬生生吞下这个苦果。还有的女的,赌输了欠一屁股账无法还,便以身抵债,卖淫陪睡。这种事情也有耳闻。

 而真正在家勤俭踏实过日子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他们接送孙子孙女上学,饲养家禽家畜,种地干农活,忙得没日没夜。我的邻居就是这样,老俩口种了十来亩地,养了几头牛和一群鸡鸭。早上把牛牵出去把鸭放出去,傍晚把牛牵回来把鸭子赶回来,每天都忙个不停。我一次吃过晚饭去他家坐坐,只见他家到处都是鸡屎鸭粪,脏得无法下脚。邻居夫妻正在同读小学的孙女一起吃饭。那天周末,老俩口特意做了一盘糖醋排骨给孙女吃。他们招呼我坐,我同他们闲聊了一会。这时那孙女不小心把一块排骨掉在肮脏的地上,她爷爷捡起来吹一下便放进嘴里吃了起来。我忙告辞回家了。

 农村老人的辛苦和凄凉一言难尽。他们每天粗茶淡饭,领着微薄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养老金,每月才一百多元,塞牙缝都不够,不种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许多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在下地种田。只是到了哪天干不动了,倒下了,便同祖祖辈辈的人一样,终老在这片土地上。

        四

 我在年少时候,村里一位老人给孩子们看掌纹手相。手指的指纹分斗和簸箕两种,说指尖上斗多的人命好。而我居然一斗也没有,十指全是簸箕。我奶奶说,十指都是簸箕好,“十簸箕,满天飞”,意思是我可以满世界任性遨游闯荡。还有一种说法,“十个簸箕没有斗,除去烦恼无忧愁”。我当时很期待,风风火火闯九州,四海为家走天下,也是挺不错的。富贵荣华先不论,至少不用呆在农村种地。

 二十八年前的初夏,我离开大门口村,孤身一人来到县城开了间小店。之前我高中毕业在家务农整整十五年,一直在贫穷潦倒的泥淖中挣扎,我急于摆脱那令人窒息的窘境。我去县城开店的时候,家里还种了九亩水稻,两个小孩还在村里小学读一、二年级,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农田。县城离家二十多公里,“双抢”的时候,我关上店门回来干活。直到把早稻收割完,我才带着全家去县城。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的经商之路还算顺畅,虽然没成暴发户,但衣食无忧之余还略有小成。从田野洗脚上岸,到乡镇到县城,再到现在的赣州市,一路走来,购房置业,总算在城市扎下了根。

 可我的“十簸箕,满天飞”,终究没有飞遍全国,更不要说飞到国外了,我只是在江西省内扑腾。而那句“除去烦恼无忧愁”就更不靠谱了,忧愁和烦恼好像和我特别投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我以乡下人的质朴和实诚,在城市拼搏奋斗,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真是吃了不少苦头,摔了不少跟斗。我抱着吃亏是福、和气致祥的心态应对,这些年,总算闯过来了。

 我是自谋职业靠自身打拚才闯出一片天地,而我们那里有好几位才俊是通过读书跃上龙门的,还有几位入伍在部队考上军校的,他们是我们家乡的佼佼者,他们的人生比我顺畅和轻松得多。

 蒋老师比我小两岁,他当年通过复读考上吉安师专,毕业后几十年一直当老师,现在广东一所职业学校任教。他的家乡情结很深,每年寒暑假都一个人回老家度过。在家里差不多每一天都骑着辆电瓶车,从村里去镇上,一路用手机拍抖音视频,家乡的山水美景、风土人情都记录下来。遇到路边熟悉的村民,也会停下来与人家攀谈。在镇上茶馆里同乡亲们一起大碗喝茶,大声聊天。他还会请他的小学老师们吃饭,敬老师酒,执弟子礼。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平易近人、热情和善的人。

 我们虽是乡党,却一直没有交集。去年他把我拉入一个家乡中学的校友群,他是群主。这个群不大,几十人而已。群里有老师,有教授,有医生,还有像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大家聊聊世事家常,问问好,一团和气。反倒是我,常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现象发一些批评言论。这位仁兄提醒过我一两次,说勿谈国是。我不以为意。去年国际形势骤变,俄乌战争战况胶着、哈以冲突又相继暴发。我在群里与人交流时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没想到他一声不吭把我踢出了群。

 其实在此之前,我还有一次被踢出群的经历。我们在赣州市有个500人的老乡群,群里全是泰和籍在赣州的公职和商界人士,群主是位公务员。我偶尔会在群里转发一些有关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那位群主在提醒两次之后也把我踢出了群。

 这两位群主都是体制内人士,我理解他们受各种约束,怕担责任,所以谨小慎微。但由此我也有点失望,有点悲哀。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许别人有不同声音。大家都噤若寒蝉,不会思考,不会叩问,这社会如何进步,怎么向前?

 这些体制内人士,精致利己。他们得益于体制,庆幸和珍惜自己的成功,自觉地维护当下的一切。他们俯视民生,潜意识里有一种优越感,缺乏自由平等民主意识。他们或许有知识,但思想贫乏苍白,见识平庸,与普通百姓并无太大区别。他们永远不会谈论新鲜话题,不会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运行规则、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人生价值追求、星辰大海、诗和远方等等话题,他们永远无感。也许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深藏不露,所谓大智若愚吧!

 我没有因那两位群主把我踢出群而心生介蒂,同他们依然有交往,只是心照不宣。夏虫不可语冰,我无法左右他人的思想,也不能改变他人的活法。现在许多知名的专家教授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唱赞歌,又怎能苛求平凡的他们呢?

 我也反思过自己,我并不认为我有多么的另类和出格,我学识浅薄,思想也很朴素。但我觉得,不管这世界怎样喧嚣繁杂,总还是要分得清先进和落后、文明和野蛮、正义和邪恶。我几十年都在社会底层拼搏,见惯了人性的丑陋和堂皇的欺骗,我们不相信宏大的叙事,更不屑参与其中,我还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

 上个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在启蒙国人。可一百多年来,国人对基本的权利、民主自由这些东西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精英阶层尚且如此,遑论底层民众。可见启蒙运动依然任重道远。

        五

 我在家乡的田间漫步。冬天的太阳很慵懒,也很温暖。这里山势低缓,林木葱郁,农田环绕。我审视这片土地,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我的人生同这个村庄一样,在艰难前行。太阳年复一年升起落下,见证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悲欢喜愁,目睹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更替。春夏秋冬,四季风吹过旷野,却留不下一丝痕迹。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一直倔强地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

 我这次回乡建房,乡亲们都说落叶归根,还是回家养老好。可是我根本没有这个打算,在外几十年,我的生活习惯、生活圈子已发生巨大改变,回到老家哪能适应?乡下缺少人气,我在老家建房这几个月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白天在村里转几圈,只能遇到几个老人和小孩。晚上不到七点,外面便看不到一个人,整个村子漆黑一团,那种寂静像发着寒光的刀一样冷峻。我几十年都在热闹繁华的城市里生活,哪里受得了这种深入骨髓的冷清和孤寂。其次是医疗条件和生活便利,农村怎能同城市比?尽管现在的农村面貌已大为改观,但也只是过了温饱线而已,离幸福还远得很。城市的虹吸效应,让优秀的男女都往那里集中。农村,只能越来越空心化了。

 我独坐老宅,在灯光下翻阅向村里长者借来的族谱,查阅并记下一个个祖先的名字,寻找我们家族的发展脉络。祖先们的音容笑貌仿佛一个个活生生的出现在我眼前。他们或慈祥,或质朴,或刚毅,或木然……他们从没有得到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一辈子在这块土地上辛苦劳作。而我们这些后人们,每天走着祖先们走过的路,干着祖先们干过的活,甚至思维方式与祖先也没有太大分别,似乎仍在复制祖先们的人生,这不能不让我深深地叹息。

 同祖先的艰难繁衍一样,现在家乡的进步依然缓慢,人们的思想的进步更慢。大家只顾着赚钱谋生,至于更高层次的追求,根本没有进入他们大脑的思考范围。世界在飞速前进,而我们却举步维艰。难道是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负荷太重?

 我走出屋外。夜深沉,一钩弯月悬挂在天上,遥远的星空深不可测。夜幕下的村子在安祥地沉睡,只有村中的几杆太阳能路灯在发着昏黄的光。

 我现在才明白,我所谓的“满天飞”,不是指我的肉体,应该是指我的思想。我的灵魂至今都在满世界漂泊,躁动不安,没个着落,没个归途。我一直都在跋涉,寻寻觅觅,兜兜转转,一直在路上。

 而在这个星球的另一些地方,卡塔尔世界杯观众在山呼海啸呐喊,巴塞罗那海滩人们在悠闲自在地享受日光浴,西方国家的男女老幼在圣诞节纵情狂欢,马斯克遨游太空的火箭在返回地球,北极圈极光正五彩斑斓梦幻般绚丽,太平洋北部阿拉斯加的虎鲸在跃出海面……

 而我,在江南乡村的冬夜里徘徊,仰望天空,满眼是一片冰凉的月光。

        2024.4.15 于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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