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自古属吴越之地,吴越古时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因此民风“轻悍”“好勇”,在三国及其以前,安吉多出武将,最早的武将有东汉时期的万豪,传说被封为“东海侯”,墓在竹根前与洛四房村交界。三国后期的安吉杭垓人万彧也为将军,并且将东吴末君孙皓扶上位。东汉“八俊”之一的朱㝢,曾为司隶校尉(《后汉书》有记载),应该也是武职。朱㝢避祸迁安吉,他的孙子就是三国时期的毘陵侯、大将军朱治。朱治子朱然,为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是二十四史里面有记载的安吉最早封侯的人。然子朱绩,也为名将。朱治、朱然、朱才(朱治次子)、朱绩(后改名施绩)四人在陈寿《三国志》里均立有传记。一部现代有确切文字可查的湖州人物志,就是从朱治父子开始的,可见安吉古时乃为演武之地。
安吉的文治可能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晋大夫吴商曾在域内讲学,开风化之始。齐梁之间的诗人吴均,好学有俊才,不仅为唐朝格律诗之滥觞(根据德清学者陈景超的论文,“吴均体”即为唐格律诗之雏形),也开创了安吉人勤学好读之风气。宋初,安吉吴可几、吴知几兄弟,在晓墅乐平亭附近筑“两吴读书堂”,双双考中进士。从此,安吉历代民风淳朴,好学知礼,好人好事迭出,虽处山隅,却跻身文化大邦。风气使然,不仅安吉人崇尚礼仪,乐善好施,就是移居安吉的“新安吉人”也好古乐道,以善为本。
今天要讲的故事,出自明朝陈良谟《见闻纪训》。主人公叫程琼,是在安吉经商的徽州休宁人,虽然是商人,却轻财重义。明清之际,到安吉经商的徽州人很多,并且至今有很多安吉人的祖籍都是徽州的,仍保持徽州的某些传统。
程琼在安吉北门(今安城北门)开了一家饭店,并且蓄养了一些骡马供住店客人往返之用。有湖州一个客人姓宗名定的,带了百两白银到安吉来买丝(可见湖州这丝绸之府的源头可能还在安吉。宋代的安吉丝绸就已经很出名,百姓所缴税赋唯以绢、丝冲抵),但来得早了一点,当年丝还没有大面积上市。宗定在程琼饭店里吃好饭,只得返回。返回湖州时,宗定就在程琼店里雇了一匹马,准备骑马到梅溪后再坐船。宗定将所带银两放进布袋,将布袋放在马鞍上,骑着骑着,不想布袋半路掉了,宗定竟然一点不觉(可能中午喝酒了,可见不仅开车不喝酒,骑马也不能喝酒)。宗定到了梅溪,一看随身所带的银两和布袋不见了,一惊不小。他赶紧骑马飞奔回到程琼店里,取来笔墨书写告示沿途张贴,说谁要是捡到了布袋,愿意将袋中的银两与捡到的人平分。
程琼也一惊不小,但他看到跟马僮的脸色不对,他马上问跟马僮,是不是他捡到了客人的包裹。原来饭店里养的骡马供客人骑行时,饭店要派一个童仆跟在骑马客人后面,等客人到达目的地后,由童仆将马牵回或骑回,故称之为跟马僮。原来这跟马僮虽年幼无知,但却见财起意。他偷偷将宗定掉下的布袋捡起来,埋在路旁的竹园里面,想等过后偷偷去取。这宗定也没有怀疑到跟马僮会捡到藏起来。
程琼不仅生意做得活络,而且还具有侦破的潜质。他秘密询问跟马僮,跟马僮一开始死不承认,程琼就说些狠话,终于跟马僮招架不住,将跟在后面捡到布囊,偷偷埋到路边竹园里的事和盘托出。程琼马上亲自押着跟马僮到所埋布囊的地方,将宗定的布袋取回。
宗定感动万分,马上将袋里的银子取出,要立即分出一半来酬谢程琼,程琼坚决不收。宗定说我少给你一点,给你20两行吧?程琼也坚决不收。在金钱和大义方面,程琼真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就是摆到现在,像程琼这样的人,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程琼做的好事、捡到财物归还失主的事还有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件。唐代柳宗元作《吏商》一文,讽刺当官而受贿,就如同商人。而像程琼这样的商人,他的行为、品德恐怕就是士大夫也不及吧?我们称程琼为“商士”应该可以吗?
附《见闻纪训》原文:
程琼,休宁人。寓吾州北门外开铺卖饭招宿,畜马骡送行。然其人虽居市井,而轻财重义。有归安宗定者,携银百两来州买丝,丝未出复归。饭于程铺,就雇其马下梅溪,置其银于布囊,悬之鞍上,不意中途坠于地不觉也。跟马僮拾之,瘗于路旁竹园内,而宗定至梅溪解囊不见,初不意僮也。乃驰回程铺,榜诸途曰:得银者愿平分之。程视僮面色可疑,遂密诱之,不伏又威吓之。始吐实,遂押童同至瘗所,取银还之。宗以其半为谢,坚辞不受,减至二十两亦不受,然程之拾遗而还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呜呼!今之人竞刀锥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顾,况百金哉!柳子作《吏啇》(啇应为商字,刻本错误,仍依刻本),讥官之贿者,即啇也,乃斯人者,啇也而所为若是,恐为士者或不及也!吾将目之曰啇士不可乎?
(游文畅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