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知州刘蓟植

安吉历史悠久，物产丰饶，西苕溪两岸水草丰美，非常适合人类生活和繁衍。所以，安吉是浙江省境内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最早的省级行政单位鄣郡的郡治所在地，一度经济文化发展十分繁荣，为东南大邑。

安吉在元朝以前，社会稳定，商业繁荣，人才辈出，遥遥领先于周边地区。特别是安吉境内生态优良，山川纵横，河谷密布，发源于天目山的西苕溪贯穿县境，民风敦厚，风景优美，吸引了大批隐逸之士前来定居，也得以使安吉美名远播，人人争羡。但安吉经历了明朝和清初的统治之后，日益衰落，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百业萧条，逐渐落后于周边县市。不仅州弊民贫，满目破败景象，而且民风日下，多恶俗陋习，近乎蛮荒。伍志凡例里说：“风俗移人，班固痛之，在安吉则亦有可痛者，如疾病则重巫觋，婚丧则事浮靡……”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今天安吉人大多是外来移民的后代，但这一习俗还在一些地方存在。“安吉，汉故鄣地，僻野刁顽，已著于篇载……。惟是俗本防风氏，风气粗劲，其民尚勇而好争。且论称男子偷生犹十之二，妇人则佚居终日，抱哺之外无事焉……”（曹志王弘仁序语），传说防风部落的人身材高大，梗顽好斗。虽不全实，但代表了当时一些人对安吉的看法。“《志》称‘土瘠民贫，喜斗争，不娴礼度’。今虽未尽然，然而谈浙中文物之盛者，州竟不得与他邑比，讵其风气固殊哉？”（刘蓟植《创建书院碑记》）。

“明初，虽升为州，其后稍割地入旁邑，境以日蹙，民生其间，狃于见闻，以僻陋自况。反视后出之县为大国，而奉敦盘焉”（刘志钱塘人陈兆仑序语）。“安吉固岩邑也（险要之地），然天目萃嵂于其前，苕溪潆洄于其后，风气完密，钟为俊英。孝友忠义之夫、节烈之妇，踵踵代出。而甲科之选，逮宋尤盛焉……。夫山川不改灵淑，犹昔也，何今之发制科登华秩（指科考登榜）、树勋策节而迈迹前修者，若是其寥寥哉？”（江志吴龙后序语）。可见当时的安吉不仅贫穷落后，而且教育一落千丈，大不如前。安吉在宋代考中进士的有近40人，而自明至清乾隆年间加起来也不过7—8人，其中虽有分县的原故，但落后已经十分明显。相反新设的孝丰县，在明代弘治元年（1488）设县后到清乾隆间已超出10人，逐渐领先于当时作为州的安吉（统计不包括赐同进士出身的人数）。

那时的安吉还有一个令今人难以启齿的恶习，那就是溺女的恶习。过去，贫穷人家重男轻女的思想尤为严重，至今在一些贫困地区还存在不给女孩子读书的现象，认为女孩子早晚都是人家的人，所以读书是给人家投资。那当时的安吉则有人家干脆将新出生的女孩溺死，“安吉僻处山陬，民俗颇厚。独溺女一事相习成风，虽有明禁，弗顾也。乾隆辛酉（1741）冬，余奉命来刺州事，熟闻此习，深切恶之，节申禁令勿能革……”。所以乾隆六年刘蓟植前来任知州的时候，此恶习还在流传，禁令都不能止，可见当时的野蛮、愚昧。

刘蓟植字肇唐，号念劬，湖南常宁人，他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十七年（1752）任安吉知州。在他任知州的十几年里，革故鼎新，废除陋习，遍布恩泽，兴文教，重教化，敦促农商，体恤民情，安抚百姓。虽然安吉税赋仍然十分繁重，但在刘蓟植几年的治理之下，安吉州面貌为之一新，各项事业均有所改观。比如他在创建了书院和育婴堂后，就多方面筹集资金，把这些资金放贷后收取利息，以来维持书院和育婴堂的日常开支，这同时也是促进安吉金融和贸易发展的积极举措，在偏僻的山陬，开了全新的风气。同治年间曾两度任安吉县令的汪荣在同治《安吉县志》序中说：“刘君美政，《志》不绝书，其拓学宫、开书院，今犹啧啧人口……”，可见刘蓟植乾隆年间在安吉实行的一系列惠政，一直影响到清末，重开安吉一代教化，有文翁化蜀，常衮入闽的历史地位和功绩。

刘蓟植莅任之后，下车伊始，他就多处走访，体察民情，他深切感受到安吉之所以落后于人，主要是教育不振、积习因循。因此，他首先巡视州学，拜谒孔庙，但他看到的都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所以他“志节俸以理之”，即他准备节俭为用，省下俸禄来进行修理。他认为“以鼓励风俗、教育人才为急”，所以他寻访了当初的梅溪书院（建于南宋）、东山书堂（年代未详）和二吴（北宋进士吴知几、吴可几）读书堂，但都已经荒废，寻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过了一年，他召集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们商讨：“书院者，储材之本，风教之源……”。他说自己在中州任上都倡导建书院、兴风教，如在舞阳县建有鸿文书院，在睢州建有洛学书院，都是自己捐俸倡导，众乡绅合力，如今独我们州没有书院，大家不想建吗？众乡绅一听，都踊跃相应，于是筹集了一千两百多贯钱，于乾隆八年（1743）十月开工，到第二年冬天竣工，这也是安吉自宋到清朝后重建的第一座书院古桃书院，位置在今安城粮管所西南。后来又改建了泮池；修复了州学；重修文昌阁和明伦堂等，从而安吉的教育和学风得以彻底改观。“诸生感且泣，益孜孜向学，弦诵之声罔辍昏晓”（陈兆仑乾隆《安吉州志》序）。乾隆至清末的一百多年间，安吉出了6名进士，反超了孝丰。

当时的安吉河网四布，州治东面称龙溪，水阔烟深流急，不利舟楫；西面西山边还有一条里溪，一直到曹埠才东折注入龙溪。所以从州治往北到梅溪等地，都要到曹埠摆渡过河，有时要等上四五个小时，交通十分不便。交通不便也是当时制约安吉发展的主要原因，所以他慷慨捐俸倡导建桥，又到处募捐，动了许多脑筋，终于筹集了一定资金。于乾隆七年（1742）三月动工，到乾隆八年（1743）二月终于建成曹埠桥，用了一千余贯钱，老百姓都感恩戴德，交口称赞。后来他又召集修复了州治到梅溪之间的又一重要桥梁浮塘桥。这座桥梁处于北川桥和万埭桥之间，桥柱石被过往船只撞坏，所以在廪生马仕进和太学士马杰操持下，更换了梁柱和石板，使大桥转危为安。在他的感召下，太学士潘绍文和当地二十多人倡议重建了南门渡。潘绍文等请求道：“我公下车以来，创书院于桃城，葺文阁于梅镇，曹埠建桥，鄣南筑路，百废具兴，心力瘁矣。此役也，我士民其仰体公意，力为任之。”这南门渡光筑基就两亩，高丈余，上面重建了石亭，亭北建楼，楼左平房各三楹，并造两艘大船轮换使用，又招募摆渡的两人，置田二十多亩，租金用来维持日常运营。所以振兴安吉成了老百姓自发的行为。

第三、他创建育婴堂。他为了杜绝当年溺女的恶习，捐献俸禄，在原来宪司官衙的原址上，建造育婴堂房屋25间，遍告州人，并出资延请年纪大些的妇女来照顾这些救下的女婴，一坚持就是好几年。后来他的义举感动了朝廷的大中丞方公，上奏皇上，从国库中借出2000两银子，作为无息贷款，8年后归还。他将这银子贷给商家，利息用来维持育婴堂的开支，在他的感召下，州人吴麟瑞、张剑光、王世锡、郎志俊等也积极响应，募捐田亩且按年轮流出经费来相助。可见他不仅改变了当时一些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而且还为育婴堂的建设拿出了实际行动。他还建桃南义冢，招慰亡灵，体恤民生。另外他还主持编写了乾隆版《安吉州志》。

刘蓟植乐善好施，他说：“（我）幸际升平，身名清泰；岁入足以活妻子，余餐足以饱童仆……”如此清廉寡欲，现代人尚且未及。他除了自己捐俸和募捐以助公益之外，他还利用给扁的方式进行教化，移风易俗，顺零乡邵塔村盛占元，“赋性慈和，传家孝友，乾隆九年知州刘蓟植给扁曰：厚德维风。”刘蓟植利用赠送匾额的方式对百姓孝道、贞德等行为进行表彰，倡导正气，根除陋习，他在安吉赠了好多匾额，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精神鼓励”。刘蓟植处事严密、完备，创建古桃书院他不仅带头捐资兴建，还募集资金5000贯钱存典生息，以使书院长久正常运转，不使形同虚设。当时的古桃书院大门三间，讲堂三间，楼三间，东西书房十八间，厨房二间，前后还各有一池塘，另外还有固定的田产补助开支。光两个大池塘太平天国之后混乱中人们进行开垦，就开出十亩田，可见当年书院的兴盛程度。道光三十年（1850）安吉发大水，把城墙冲倒十多丈，咸丰年间知县就挪用书院的膏火存款来进行重修。

刘蓟植是能臣干吏，虽然他的作为主要是稳定地方，维护朝廷的统治，但他却是出于对安吉这片土地的深爱。他十分喜爱安吉山水，他足迹遍及州域，他游过递铺附近的石马山，作过《石马山赋》，尽情讴歌安吉的良好生态和美丽风光。他一改安吉颓靡的学风，这和晚清及民国时期安吉人才辈出是分不开的。“识者卜其且出伟人”（270年前钱塘人陈兆仑语），一代宗师吴昌硕的出世也许就应验了陈兆仑的这句话。鄣吴吴家虽然世代属孝丰县，但他们同安吉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明朝州治北面的北川桥就是南山翁吴松所重建，“南山吴封君（吴松因子麟得封），州人也（当时孝丰为州属县），其惟先蔽志（立志）割利为义，属命于石工，始以壬辰（1532）秋八月起事，财不敛官，力不劳民，越半载，厥工告成”（伍余福《北川桥碑铭》）。吴龙还在明伦堂“业斯学”，可能是教书，吴昌硕父亲吴辛甲就在安吉考取举人，所以吴昌硕和父亲移家安吉后，结交了一大批良师益友，对吴昌硕终身成就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