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桃沧桑

安吉背倚天目，面向太湖，地理位置优越。根据最新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安吉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春秋战国时期，曾一度成为越国的国都，至今还发掘出许多早期越国活动的文化遗存。到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安吉更成为鄣郡的郡治所在地，经济文化都遥遥领先于周边，成为吴越两地咽喉所在，一度十分繁华。汉初吴楚等“七国之乱”以后，鄣郡迁治宛陵，安吉有所衰落，但毕竟久承王化，所以，自三国到唐宋年代，一直人文鼎兴、英才辈出。更加上天目巍峨，苕溪如带，风光旖旎，有著名的“鄣南八景”，所以安吉尤其美名远播，游宦争羡，未至安吉，已然心向往之。例如宋朝彭修所撰的《东岳行宫碑记》这样描述安吉：“湖之安吉，群峰回环，嵱嵷崨嶫，长溪萦带，靡迤溶漫，地富丝枲，人用饶益，豪商杰贾，万里辐凑，为东南大邑”。

根据同治《安吉县志》（建置）载“（旧唐书地理志）武德四年（621）置桃州”，历史虽然短暂，但古桃州的称呼因此而得，如唐代诗僧皎然在《桃花石枕歌送安吉康丞》这首诗的序中说：“安吉古桃州也，今为吴兴右邑”；明代安吉人陈良谟在江志序言中说：“余幼时于舅氏家尝睹抄本《古桃志》一卷，残缺已甚，亦莫知所自始”，可见古人很喜欢称呼安吉为桃州。因何将安吉改称桃州原因不详，皎然所称的安吉，是已经迁治于落石山东南的时候，当时尚无城池。根据皎然诗的内容推测，称桃州可能是因为相距县治不远处桃花山出产桃花石的原因。当然安吉不止一座桃花山，较有名的就有两座，到底是哪座山出产桃花石，今天已经是无考了。但以我推测，桃花石应该是海洋生物化石，远古时期，太湖流域都是一片汪洋，所以是安城（安吉老县城）附近桃花山更合情理。元末明初安吉县治所筑城后，县城极像一个桃形，所以称为桃城，这是属于巧合了。

但安吉在经历了明朝和清朝的统治之后，百业萧条，人民困顿，变成一片荒凉景象。清朝康熙年间来安吉当知州的曹封祖，在其主持编写的康熙《安吉州志》序里，记载了他初到安吉时的情景：“己酉（1669）之秋，封祖来莅兹土，目击州治之荒凉，民人之凋敝，与夫堂庑衙宇之就倾，城郭堤梁之久圯，未尝不惨然在目。展卷周览，若有大异于古之所志”，可见安吉当年荒凉破败的景象。清朝乾隆六年（1741），刘蓟植到安吉任知州。“（安吉）当天目之麓，数被水患，而山田奇零，高下迁缀，主者或自不省记，多忿争，诉牒日至，穷年事奔走，唯振恤之急”（刘蓟植《重修安吉州州学记》）。他感觉安吉日渐衰落，主要是安吉当天目山之麓，经常发洪水，加上土地贫瘠，田地零零碎碎，难得有丰收年景，人民生活贫困，因此长年争讼不断，这是造成安吉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不仅老百姓贫穷，就是前来做官的官员也很清贫。刘蓟植的前任知州高崇徽是陕西武威人，在安吉当了9年知州，卸任之后竟然缺少路费回家，骑马而来，骑驴而去，最后还是靠刘蓟植帮他募捐，才凑齐路费回家。刘蓟植所说的安吉久困山洪之患，土地贫瘠，田地零散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作为上游的孝丰情况自然更加严重，那孝丰自明朝立县以来，为何会人文鼎兴，学风日盛，像陈兆仑（雍正年间进士，钱塘人即杭州人，刘蓟植朋友）所说的“后出之县为大国，而奉敦盘”呢？这主要是明初朱元璋横征暴敛造成的。

元末因为江浙一带是张士诚的地盘，因此朱元璋最后消灭张士诚，夺取政权之后，为了报复江浙一带的无辜百姓，对江浙地区加重征税。朱元璋认为湖州府一些地方势力帮助张士诚抵抗他，所以对湖州赋税征缴程度竟然居江浙之首，超过宁、绍甚至杭州府。安吉虽处苕溪之滨，但相比于江浙其他县区，安吉东西南皆多山，又只能算个山区，属于山陬僻壤，只不过发祥得比较早，元代以前人文鼎兴而已。所以明朝加重赋税，安吉则首当其冲，这也引起安吉积贫积弱，百业凋残，人民强烈抵抗。东汉分故鄣设安吉县的时候，是因为该地守土拒贼，汉帝嘉之，赐名安吉，但到明朝立国一百多年之后的弘治元年（1488），再次添设孝丰县的时候，却是因为山路崎岖，强梗难制，凡遇催科，动辄不服（孝丰县名为明孝宗所赐。根据王珣创县碑，孝丰第一任知县杨达及官员正式赍印上任的时间是弘治元年，即公元1488年，孝丰县志及黄朝选序均载孝丰县自弘治元年始。成化二十三年明孝宗即位并未改元，第二年才改元，所以建县是1488年。今县史及各类资料言孝丰1487年建县，谬矣）。又一百多年后万历十七年（1589）王圻所作的《安吉州题名记》中载：“其民尽力于播种而所入者无几，其士奔走于衣食而废业者相半。讼狱繁兴而赋敛难继……，安吉虽僻处万山间，而军需之供给，丁壮之往来，视他邑为独繁焉。”

清朝为游牧民族进中原，不熟悉农耕国家，所以对明朝的赋税政策依样画葫芦，基本上沿袭了明朝数据，因此，安吉赋税从宋代的轻徭薄赋，到元代逐渐加重，到明清时期已经十分沉重。征税成了官府最头痛的事：“征缴频呼，日不暇支”（清初姚延启《李侯去思碑》）。康熙五十七年（1718）来安吉任知州的林元凯，他爱民如子，因为岁歉不忍逼着穷苦人民交粮交税，结果公库亏损被解职，老百姓不忍心让他受到牵连，结果家家踊跃来交赋税，请求上官免除责任，结果不久又官复原职了。

据统计，在宋代，安吉的赋税主要是绢1.7万多匹，到元代除了丝之外，增加了棉、稻米，到明朝洪武年间，不仅要征丝，还要棉、麦、大豆、米等等，并且加上各种徭役，所以老百姓不堪重负。那孝丰县为何在立县后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呢？这主要是山阻路险，舟楫不通，老百姓群起负险抵制。“视官府如儿戏，负钱粮如等闲，有所追摄，辄便举号鸣锣，执拿凶器，呐喊拒捕，互相应援……，负租犯法者间亦捕获一二，或中途抢回，或就狱劫去”（明湖州府何显《请升安吉为州疏》），所以官府没有办法。第二个是因为朱元璋在征张士诚的时候和明初，孝丰人两个人的政治投机，《孝丰县志》（义行）记载“章卯，一字辰首，富甲一方，急公好义，里党贫者皆蒙其施济。太祖（朱元璋）征张士诚，助饷十万，米数千石，敕赐义官”。“许伏四，明初助开河、抗旱灾，出谷饷费元帅（费愚）军。子仁，原名崇，字伯高，当明初赋税重，具呈当道，乞宽减……”。最主要的是还有两个人的出钱出力，拼着老命伏阙上书，终于取得了成效。“许椿一，廪生，伏阙上书为县改折，到今民受其赐”。“吴璞，字宾山，议叙授德藩纪善，家素丰，性豪爽。宏治（弘治）间邑绅许春（椿）一伏阙上书，创议折色，助金三千两。”弘治明孝宗是一位英主，可能考虑到实情，终于为孝丰县减免打折，减轻了孝丰县的税赋。

再加上孝丰县鄣吴村吴维岳的祖父南山翁吴松，他兴义学、敦教化，仅鄣吴吴家一门就连中四进士，树“甲第联芳”牌坊。吴维岳自己为明朝诗坛 “广五子”之一，且慧眼识英才，他提拔的十个人才个个出类拔萃，其中就包括张居正等名流，所以一时孝丰名声大振，远远超出所被领的安吉州。这也为孝丰文教树立了一座丰碑，所以学风日盛，人才辈出，也走上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所以，后来者居上，各方面反而超过了建置久远的安吉。

相反，安吉周边安徽的广德和宁国等县市，在明朝时期则属于直隶江南府，因为明初建都南京。广德则是朱元璋征张士诚时调兵遣将的地方，用现在的说法叫“革命老区”，所以受到优厚的待遇，税负较低，宣歙等地也都受其恩泽，以至于百业兴旺，商业发达。这也造成徽商挺进江浙的特殊现象，明清时期，不说江浙其他的县市，就连“钱塘自古繁华”的杭州都是徽商唱主角。徽商越做越大，并且同官府关系千丝万缕，出现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直到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安吉县不管哪个偏僻的小山村都有徽州人开的商店，徽派建筑更是遍布江浙城乡。不过徽商有强烈的归属感，大部分徽商赚钱后都到老家兴建住宅，投资教育，当然经过明清两代几百年的浸润，到民国后期，徽商大多在当地落地生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