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情缘

母亲去世已经十五年了，十多年如白驹过隙，烟尘往事已然恍如隔世。但我常常翻阅当年母亲寄给我的信件，每次翻阅这些信件，我都会怆然涕下，信中永藏着浓浓的母爱、深深的关切。这是母亲当年留给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我会珍惜这些宝贵的信件，并带着它走过我的一生。

小时候家中捉襟见肘，我们常常缺顿少餐，衣食不保，除了读书的课本作业本外，其他的书籍文簿都没有，更勿论舞文弄墨的事了。但有件事我们家却是特别对待，高度重视的，那就是写信。在我八岁的时候，大哥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何况大哥还是驻扎在北京，时刻保卫着我们伟大的首都。那时，大哥每有信寄回来，都是由我带回家的，母亲每次拿到信，都急切地打开，要我读给她听，因为她不识字。而我刚读小学一年级，也认不了几个字，于是，只有等在读小学四年级的二哥回家。二哥回到家，先是匆匆阅读一遍，然后将大意告知，在得知大哥一切都平安后，母亲才匆匆地去为我们准备晚餐。晚饭过后，一家人庄严地坐在餐桌旁，然后由二哥将信件小心地打开，再一字一顿地将大哥的信从头到尾细细地读一遍，虽然二哥有时读得结结巴巴，但其庄重程度，完全不亚于现在外交部门的新闻发布会。母亲跟同样目不识丁的父亲总是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有时还要二哥重读一遍，甚至两遍。每逢有左邻右舍，或者亲戚朋友到我们家来，母亲都要求二哥把大哥的信读给邻居或客人听，然后再小心地收藏好。有时一封信，二哥要读十几遍，几乎都能够背下来了。有时碰到村里一些有文化的人，母亲还要将大哥的来信拿出来，请别人给她读一遍，生怕二哥读错，以致耽误了大事情。

来信读好后，当然是要写回信。起先，母亲都要专程登门请一些有文化的人来写回信，随着二哥认识的字多起来，主要是读信读得多了，这一重要任务渐渐地落实到了二哥的头上。母亲跟父亲一起耳提面命，二哥冥思苦想，一个晚上下来，一封信便写好了。写好后，二哥要反复读给母亲听，母亲再反复地提出修改意见和内容，等最终定下来，再由二哥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信纸上。那封口和粘贴邮票的事就由我主动请缨了。家中虽然常常断缺我们生活必需的粮票、肉票、布票等，但邮票却是确保供应的，并且邮票往往都由我到小店去买，一买往往就是大半张，然后和信封一道放在碗柜的最上一层。我搬来板凳，把一大张面值8分，上面印有北京饭店的邮票拿下来，小心地撕下一枚，再把它放回原处。有时没有浆糊，我就用饭来粘贴，或者第二天到小店讨来浆糊粘贴，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将信放进邮筒。此后，我们一家人就天天等待着大哥从远方的来信，要是两个星期过后还没有收到回信，母亲便开始着急，天天唠叨了，或者催二哥再重新写一封。有一次，大哥突然出去拉练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来信，二哥写了好几封回信都如石沉大海，这下可给母亲急坏了，到处打听消息，甚至要二哥到邮局去拍电报给大哥。后来在众多人的劝说下，说这样贸然拍电报，会让大哥误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会急坏他的，这样才作罢。一个多月后，大哥的来信如破空春雷，自天而降。当我拿着这封信交给母亲的时候，只见她双手都发抖，眼含泪光，小心地接住信，生怕一碰就碎一样。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的神情，只有看到她当时的神情，我才能领悟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真切含义。

光阴荏苒，转眼我也远离家乡，去外地求学了。临行前，母亲仔细地给我打点行装，在我的行李里面，特意地给我准备了信封和邮票。临行时，她叮嘱我，要记得时常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对着她慈祥的目光，憔悴的面容，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经历了给大哥写信后，我深深知道这句话的份量。整个大学生活，我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每两个星期必须给家里写一封信，虽然我知道父母不识字，要到处找人给他们读信。可以想象得出，他们也肯定像当年期盼大哥的来信一样，把与我的通信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工作之后，我虽然把回家探望代替了给他们写信，但我生活中却保留下写信的习惯。虽然现代交通方便，相隔千里也一日能达，现代通信工具更是越来越先进，通信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等，但这都不如书信来得真切，来得温馨，值得珍藏和留下美好的记忆。假如当年打电话方便，那也许母亲就无法给我留下这么多珍贵的信件，令我永远地回味和思念。

母亲为我操劳了一辈子，却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就早早地离我而去。今年是母亲离我而去的第十五个整年，在这十五年里，只要一读母亲的信，母亲的音容笑貌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一读当年的信件，就不会停止与母亲在心灵深处的交流。母亲去世十周年时，我还写了一首词《阮郎归•母亲十周年祭》：“纸钱总伴泪轻飞，孤鸢下翠微。冰丝容面可全非？清霜送晚归。    风又紧；梦难期，秋虫语亦悲。梧桐枝叶雨依稀，长教听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