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个鲜血染红的季节

五月，一个鲜血染红的季节

五月，春花开犹未已，是一个鲜艳的季节；五月，风雷激荡，是一个激情的季节；五月，朝阳似火，又是一个热烈的季节。五月正值春夏交替，枝繁叶茂，是一个活力四射、也是爱与恨交织碰撞的季节，是同敌人浴血搏斗的季节。五月，又是一个劳动的季节，是艰苦创业的季节。

革命年代，人们习惯在“五月”前面加上一个“红”字，称为“红五月”。“红五月”家喻户晓，代表着高涨的革命热情、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每年的“红五月”，革命战士都要掀起劳动竞赛活动。萧军在《五月的矿山》中称，在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的那一天，全矿山四万多人都要无偿献工一天。而在新四军滨海军区后勤供给处的随军被服厂，对于甲等练习生徐立智来说，“红五月”代表着日夜不停的加班，代表着置生命于度外的奉献。

1946年9月，徐立智参加了北上新四军队伍，被分派到滨海军分区担任通讯员，但后因军分区被服厂缺人，又被调入军分区被服厂工作。军分区被服厂一开始在山东莒南县柳家庄，后又搬到江苏竹廷县（今连云港赣榆区）、山东五莲县等，基本都隐藏在大山沟里。被服厂分为染布厂、衣服厂、鞋厂、棉被厂等，因为缝制衣服的最缺人，所以17岁虚龄的徐立智被分到服装厂，用在家里握锄头、拿放牛放猪鞭子的手，拿起了绣花针。徐立智开始进厂时为练习生，即学徒工，但很快被转为甲等练习生，他踩踏出的针脚十分整齐漂亮，连厂里被称为巧手的女同志，也对他的手艺十分折服。他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生活，现在他的衣服都是自己亲自修改和缝制。

一个17岁的小伙子，被分派到被服厂做军装，直到今天，徐立智心里都有一种无奈的心结。徐立智日夜盼望着加入新四军，可不是想到被服厂缝制衣服的。他13岁开始，就成为村里的“儿童团”，手握红缨枪，站岗放哨，为新四军送信。有一次，他与小伙伴在送信的半路上遇到坏人，他们机智地与坏人周旋，最终将坏人带到新四军驻地，坏人被活捉了。16岁那年，他跑去找新四军要求参军，但却因为年龄太小被回绝了，徐立智伤心落泪，回家蒙头大睡了两天。17岁时，徐立智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他欢呼雀跃，以为这下可以驰骋疆场了。

1946年，新四军在苏北开展了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随后又取得涟水、宿北等一系列战役胜利；滨海军分区在华野和山东军区的指挥下，积极参加鲁南、枣庄等重大战役。国民党在苏北及鲁南地区节节败退，战略大反攻阶段即将来临。随着革命军队在前线战场上的高歌猛进，要求加入新四军、解放军的革命青年如潮水涌来，还有临阵起义、反正的国民党部队。这一切都造成军分区被服生产的一片忙碌，催促服装的电报、信函如雪片一样飞来。特别是每年的五月份，春夏交替，是每个部队急等更换服装的季节。因此，服装厂每年五月都加班加点，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活动。服装厂一共7个班，每班12人，6台缝纫机。每到这个季节，晚上煤气灯高照，通宵达旦，“机子”日夜不停地飞转。

徐立智被调到急缺人手的被服厂。被服厂不仅开设在部队后方的隐蔽山沟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而且，除了加班就是秘密转移。整天同针头线脑打交道，人感到头昏眼花，一坐上“机子”，往往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突然得到命令后，又要仓促转移，躲避敌人的追踪。除了生产、躲避敌人的偷袭，还要整天为加工的原材料伤脑筋，因为战争年代，布匹奇缺，但生产又不能停止。这一切，都是徐立智满怀希望来参加新四军时所没想到的。当时的新四军领导对他说，我们是革命队伍，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同信仰，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因此，必须服从部队的分配。这句话一直记在徐立智的心头，后来他随军南下、参加农村土改，很多战友都返回到了山东老家，他也曾经困惑、彷徨，但他最终留了下来。采访他时，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因为信仰，我不后悔！”

    滨海军分区被服厂设立之初，主要为抗日的地方武装部队缝制军衣、军被，还缝制手榴弹袋、子弹袋，兼做油雨衣。徐立智来到被服厂时，厂内仅有三台缝纫机，两三名工人，任务是缝制军装。解放战争时期，被服厂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任务也日益加重。被服厂的厂址经常变换，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巡查；另一方面，因是随军后勤机构，为及时地向部队输送物资，部队走到哪里，被服厂也会临时搬到哪里。1948年，随着山东解放区不断扩大，被服厂搬到了济南。

那时候，被服厂和军工厂一样，是部队的秘密机构。有一段时期，敌人闻讯，经常派遣特务到鲁中和鲁南地区刺探服装厂的情况。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耳线，徐立智和其他同志一样，进出被服厂都走一条有特别标记的秘密通道。在这条道上，每隔四五十步远就用芦苇线指示行走的方向，不知内情的人根本进不了被服厂。有一次，徐立智在转移的过程中，碰巧同国民党开赴日照的部队遭遇，被服厂的设备和人员只在国民党部队的前面一点点。晚上宿营的时候，徐立智与战友们住在村庄的北面，而国民党的部队就住在村庄南面，情况十分危急。当地地下党组织发现了这一危险情况，马上找到被服厂负责警戒的战士。在当地民兵的帮助下，被服厂迅速将人员和设备转移，神不知鬼不觉地急行军迂回到敌人后方，再悄悄跟在敌人后面行进。后来民兵感觉这样还是过于危险，就带领部队抄近路赶赴到目的地。

战争是残酷的，丝毫不会因为在部队的后方而有稍稍的安全感。部队的老营长姓郑，也是被服厂的副厂长，他主要负责被服厂的安全。有一次，在夜间急行军转移的过程中，他随军转移的一个孩子哭了起来。行进中的部队用一个一个传话的方式，迅速将这一情况从后面传到最前面的老营长。老营长不暇思索，毅然下令给他的妻子，让就地处理。战士一个一个将命令传了下去，哭声由强变弱，渐渐的没有了哭声。战士们一个个满含泪水，但部队依然在悄无声息的急速地行进之中。

被服厂时时处在敌人四面围困的险境，但能够派发给被服厂自卫的武器实在是少之又少。一个连队一般只有一两条枪，子弹袋里面都用碎料填充起来，外面很好看，其实里面没有几颗子弹。

被服厂所用的布匹，是从鲁南一带买来的。有时厂里没有染料，就发动群众从槐树上采槐籽捣碎代替，槐籽染成的黄布颜色也很好，深受战士们喜爱。此外，被服厂还成了县委各机关的物资管理处，同志们将暂时不用的胶鞋、雨衣等物品都存放在那里，用时再派人去取。

布匹的搬运一般都选择在漆黑的夜晚，因为原材料的搬运动静比较大，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只有在晚上悄悄进行。本来用作搬运工具的两匹马和驴子，因支援前线而上交区里，运输原料只能靠人力背扛。被服厂的工人女多男少，平时搬运材料的重活，就落在徐立智等为数不多的男战士身上。1947年的一天夜里，徐立智接到搬运布匹的任务后马上出发。在扛着一大捆布匹回来的路上，因为天黑路滑，徐立智脚下崴了一下，痛得他跌坐在地上。身边战友想停下来搀扶他，他强忍住钻心的疼痛，他坚决示意战友先走。肩上的布匹尚没有滑下，豆大的汗珠像雨点一样滚落下来，徐立智咬着牙站了起来。队伍不能停顿，他咬牙背着布匹，跟在部队的后面，终于没有落下。回到驻地，部队安排他去治疗，他看到厂里这么繁忙，他又坚辞了。这一跤给他的腿留下终身的伤残，后来他走得稍快些，就有一些跛。

战场上捷报频传，徐立智每听到这些胜利的消息，都激动不已，也心痒难搔，扛枪上战场的愿望在他心底一直没有泯灭。1948年，开封战役、睢杞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相继打响，部队首长也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方针。战场上解放军气势如虹，徐立智所在的服装厂更是热火朝天。生产何止长一寸，繁忙的生产任务，已经没有时间给徐立智思考其他的事情。“红五月”劳动生产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徐立智轮流与战友守着“机子”，夜深人静，只听见身边“沙沙沙”的声音。他一边啃馒头一边踏着缝纫机，最多时一天可缝制30套军衣片子，并且质量都是优等的。不少人因过度疲劳，一边踩机器一边打瞌睡，导致头被撞破、手被扎破，但仍坚持工作、拼命生产。布匹的储存总是不足的，采购人员若是采购了布匹，不管路程多远，都要及时想办法运回。因为工作突出，徐立智1947年获滨海军分区“红五月”特级红旗手；1948年，在山东军区被服厂“红五月”制作军衣劳动竞赛中立特等功一次，同年冬季又立三等功一次；1949年，在济南市被服局第一总厂第一分厂冬季生产运动中荣立二等功两次，获山东军区奖励皮鞋一双。1950年1月，徐立智在济南市大杨庄军分区被服厂第三车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0年6月26日又在杭州被服局一分厂三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生喜欢五月，一生为党骄傲。我们是6月23号去采访他，同行的陈炳心先生笑着说：“那我们今天可以为你庆祝入党纪念！”徐立智认真地说：“不行，还要过3天。”加入党、对党忠诚，他真是一丝不苟的。不管与他一道南下的战友，很多都回到山东老家；不管因为土改中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徐立智偷偷哭过、困惑过；也不管南下时刚到杭州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做服装的却没有衣服穿。徐立智始终说：“因为信仰，我不后悔。”

令徐立智后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到达南方后没有给儿童团时的战友李德会、于成修、杜花桂写信。他们有的成为老家的农村干部，有的南下时留在连云港，这些人现在都已作古，徐立智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们。令徐立智最深深怀念的还有“红五月”，五月激励着他的一生。

生如夏花。五月，艳丽而多彩；五月，热烈而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