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苕百折漫成歌
--序王文勇先生诗集《天目樵》
王文勇先生1964年高中毕业,虽然比“老三届”早了两年,然其命运之多舛,前途之波折,却远远胜于“老三届”。因为据其所载,高中毕业之际,就“惊传父患中风,卧床三年而终,时值兄弟姊妹7人,三个弟弟分别为3岁,6岁,9岁,三岁一档,我为老大,支撑全家。”所以随后的继续求学,包括体检合格应征入伍等这些关乎其个人锦绣前程的机遇,都不得不一一放弃。每读及此,我都不禁唏嘘。根据他诗作的记述,他毕业后也做过代课老师、生产队会计等,但这都不足以维持偌大一个家庭,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学油漆匠。由于他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很快出师并带了一班徒弟,常年穿行在西坞、董岭等一些地方做手艺,也就是他自称的“游艺生涯”。也许正是这游艺生涯,令他日日所见、所听、所感每有不同,这才使得他将写作这一习惯坚持下来,并且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王文勇先生的诗歌创作始于他就读于安师时期的1962年,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王文勇先生也不得不半工半读,星期天、寒暑假都要打柴等来补贴家用,同时又逢安师突然解散。所以家乡风物、劳动场景、生活困乏、世事无常等都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泉。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出生,但从小常听父辈们闲谈那时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我的父亲后来对防止饥荒到了条件反射的地步,所以我小的时候家里稍有积蓄,便要囤积粮食。由于我们是山区,我们买到的只能是那些极粗糙的早稻米,有时还要在上面铺上一层青灰,以防止时间久了长虫。小时候我三餐吃的就是这种米,真是无法下咽,但比之王文勇先生,我又是很幸运的了。听那时过来的人说,草根、树叶、树皮等都成为人们不可多得的食物,也就是王文勇先生诗中所描述的棕榈莲子、长毛草、苎麻根、桔梗、蕨根、金刚刺根、观音草、榆树皮、苦菜等都成为人们的食材。我小的时候,山里人还用金刚刺根来酿过酒,观音草大概就是那种长在小树上的叶子,听说能够用来做豆腐。但长期吃这些食物,往往会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特别是浑身浮肿,加上那时又缺医少药,因此,普通人家的日子真是极其悲惨。王文勇先生的这段记录,也让我想起久已尘封在记忆里的往事,也许,这正是《天目樵》艺术感染力之所在。
王文勇先生的诗歌,除他后来整理出来的格律诗之外,可以根据他自身经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在安师和高中时期的创作。由于他经常参加劳动,又由于学业的无端变更,再加上天灾人祸的并行,在他青少年的思想中产生了巨大的撞击,因此,这些都需要通过文字的表达发泄出来。另外加上西天目秀山丽水的长期浸润,这些,都会成为其进行诗歌创作的直接原因。如其《登高》:“雾海浮云岛若游,千层波浪滉无舟。”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先生高中毕业后,在照顾瘫痪在床,不能言语的父亲的三年时间里,他停止了诗歌创作。一个常常有感而发的人却投笔不写,其之生活境遇可以想见,其之孝行也见一斑。第二个阶段是他在代课和担任小队会计时期的创作。那个时期文攻武卫每天不停地在全国各地上演,人们往往动辄得咎,特别是能够写些文字的这类人,经常就祸从天降。因此这段时间写的比较少,他是一个坚持耕读传家的人,农事之余,多以看书阅读为主,这段时间他可能看了不少关于诗词文学方面的书籍。第三个阶段是他从事油漆行业,也就是游艺生涯。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是王文勇先生的主要创作阶段。因为这期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王文勇先生在这几年所写的诗作最多,也最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思潮。如其《寒夜民声》“寒山夜月时阴沉,宵中浮云稀疏星。品茶围火聊家常,清剑出鞘试於君。”他此时已经隐约感到自己和老百姓心里都有一种期待,也已经预感到中国大地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即将发生。那个时期农村婚嫁最主要的三大件就是衣柜、高低厨等家具,这些东西要做得考究、漂亮,得全靠油漆工。所以王先生的生意料想是很不错的,同时他也一路饱览了安吉各地的大好河山,领略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当然,要想自己比别人做得好,那诗、书、画也是必不可少的艺术素养,所以王先生就在这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他也更受到人们的欢迎,他还能根据不同人的欣赏水平,个人爱好,来书写和绘制什么样的内容和图画。第四和第五阶段就是他后来又重拾教课生涯,以及近几年的创作,随着古稀之年的到来,王先生的创作热情并没有随之衰减,反而是历久弥坚,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之处。
王文勇先生的诗作内容,除了歌咏安吉的山水形胜、自己的劳动场景和对时事的关心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自己读书、读史的感悟,关于世事人情的无奈,关于自己的悲欢离合等等。在这之外,我还感到他歌咏最多的就是安吉的竹子,龙王山的劲松。如其《咏竹》:“一生铮骨照春晖,摇曳碧海显神威。物华天宝安吉地,一方水土树丰碑。”《咏松》:“山岚盈雨天目松,斧斤所赦参太空。苍翠华盖宿鹰囿,绿荫荧壁啸春风。百花拥簇话杜鹃,三冬欺凌卧蟠龙。迷人一笑风过后,何时出山献奇功。”等等。其实,这正是他性格的自我写照和他始终不渝的建功立业、为社会贡献的壮志。他一路走来,并没有被重重困难压倒,反而越挫越勇,击楫长啸,终于汇成了这部《天目樵》。
我读王文勇先生的诗作,深深感受到王先生的至性、至孝、至情、至义。这在他写的《家运》一诗中能够读到:“三年代课为父病,一半工资买工分。二十一岁逢征兵,体检合格好机运。三岁弟幼父瘫痪,九口度日难启程。人生机运一声呼,忠孝两全事难成。”他的《遥寄小弟》:“五岁丧父十五春,应征远去南京城。艺游临安遥相思,梦里相会语常新”等,我都能感受到他孝悌友爱的善良本性。他的诗作也反映了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优良品德,篇幅所限,难以枚举。
《天目樵》文如其名,实是大山的产物,是龙王山的嶙峋巨石,是金苕溪的清澈碧流,是黄浦江源头的细微浪花。诗歌用语朴拙,不假雕饰,兴之所至,随意挥洒。正如王先生自己所称属于“日记体”,是关于几十年来自己所见、所思、所感、所历的一个真实记录。《天目樵》虽然也有律绝篇,但多以普通话入韵,在格律方面还是有欠圆融的。王先生曾师承郑德涵老师,郑德涵老师曾长期在孝丰中学执教,他师从于现代词学大家龙榆生学词,著有《廑庐词剩甲稿》传世。也许当时古典诗词也同古籍书画一样,被列入封建遗毒之类,是不能公开教授的,以致王文勇先生如此雅好诗词,却无缘从其学习格律,大好机遇失之交臂,我不禁为之扼腕。同时,也因为建国后语文摒弃古典诗词教学,其之流弊由此可见。
王文勇先生乃一介布衣,他无缘像杜甫一样,曾身居庙堂之上,不能用如椽巨笔书写出反映整个社会的巨幅画卷,也无法深刻揭示出一个社会的兴亡治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他所接触的都是底层普通民众,经历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代表的是最广大民众的期盼。但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其诗作的史诗般价值,他反映的是其个人的拼搏,记录的是一个家庭的历史,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心路,也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虽然少有契合音韵格律,但他得自大山的灵气,汇聚清泉的天籁,丝毫不逊于曲水浮觞之风雅矣!
我与王文勇先生素未谋面,仅凭《天目樵》与之神交而已。年前安吉县作协主席、知名散文家汪群先生转来王先生的诗稿,嘱我作序。因我年底天天出差,且所持又是电子稿,随身携读多有不便,以致断续到春节长假期间,方将近700首诗作读完。延宕至今,实有负汪群先生所托。今虽成此片言片语,然实不能解得王先生诗意之万一。但仓促之间,只得以此复命,聊充弁首云云。
陈连根
乙未年新正于递铺横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