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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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和面条，基本上是过年或客人才有的待遇。离我家很近的官厂，就有一个加工面粉面条的磨坊。
磨坊建在寨子古老的炮楼里，背靠寨墙，下半截青石、上半截土木，墙上规则地分布着一些内大外小的窗子和射击孔。一楼是加工车间，二楼三楼是保管室，除了老掉牙的手摇压面机外，再也找不到半点机械化的影子。磨坊外有一块全寨子最大的地坝，除了孩童嬉戏的笑声外，偶尔还有提着麦子兑换面粉面条的人影闪过。
维持磨坊运转的只有二十出头的父亲和一头老黄牛。喷水翻搅、石槽碾压、吊筛筛摇、风车吹扬，除沙后的麦子在磨盘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老黄牛戴着眼罩沿着固定的轨迹，慢悠悠地数着它迈过的春夏秋冬。转动的大石磨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象一台陈旧的唱机，合着老黄牛踏出的节奏唱着古老的歌谣。磨眼中插着一把筷子，搅动着周边的麦子涌向两扇石磨之间的缝隙，父亲边向磨盘添加小麦，边用棕扫清扫磨沟里的麦面倒进箩柜的肚子里。箩柜随着石磨传递的联动，像螺陀一样不停地转动摇摆，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面粉如雪花，钻透箩布的孔缝，纷纷扬扬飘进箩筐里，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把面粉倒进面盆，加入清水、食盐、食用碱，反复揉搓面团。摇动轮盘、转动面辊、裹缠面皮，让面机织出“面布”，把面布裹成“面锭”，依次挤在面槽上，等待着被再次碾压的命运。面薄如纸，又忙着撤换面刀、调试缝隙、咬合面皮，再次摇动轮盘，让面机吐出绵软的面丝，用面棍把面丝挑成“面帘”，依次排在面架上，等待着接受阳光的洗礼。整套工序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父亲直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疼。
地坝的竹木晒架，是最招摇的存在，整齐摆放的“面帘”如一匹匹白练随风起舞，掉落在地上竹篾晒席上的面条和着挥洒在空气中的面香，让过路的人馋得直吞口水。
夕阳西下，父亲用板刀把干透的面丝截成一把把规整的面把子，等到旧报纸或牛皮纸包裹着的面把子在面板上码垛结束，看着自己的“作品”，脸上露出了的满意的微笑。反复确认磨坊门窗关严实后，父亲嘴上叨着叶子烟杆、背着双手，吹响了回家的口哨。
父亲在磨坊的报酬就是每天能得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最大的优越感就是少了日晒雨淋。一斤麦子磨多少面粉、一斤面粉做多少面条生产队都有规定，大队支书就住在隔壁，整个磨坊都置于他的监管之下。父亲能把控的就是磨面时间的长短，短点出面率低点、长点出面率高点。一斤麦子多出规定的面粉面条，就是父亲可控的奖励，但这些奖励他很少拿回家，都被缺粮断顿的左邻右舍给“赊”去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产队把磨坊搬到一个叫石坝的地方，官厂磨坊被拆得连一块瓦片都没有剩。石坝磨坊生产模式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规模扩大到2 个人、2盘大石磨、2 头老黄牛。
父亲在石坝磨坊没干多久，就当上了生产队记分员，后又被推上了生产队长的位置，带领乡亲们种辣椒、生姜、地瓜、药材、甘蔗、毛烟等经济作物，在荒山荒地栽植橄榄、茶树和桃子、李子、梨子、柑子等果树，田边地角栽桑养蚕，兴办鸡、鸭、猪、牛养殖场，购置手扶拖拉机、机耕船、脱粒机等农用机具，挖塘修路、改土造田、开荒辟地、改造电网、竹木加工等大事好事干了一件又一件。万寿6队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队，一个劳力一天能挣到5毛多的人民币，比邻近的5队整整高了10倍。父亲虽然两次被评为涪陵县劳动模范，多次被县、乡、村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但面条加工“教头”的角色却从来没有离弃过，他觉得磨坊是时候有所改进了，思量再三，得出了水能磨面最划算的结果。说干就干，父亲带着乡亲们在万寿桥截断了万寿河，把旧河道填成良田，利用新河道的落差建起了周边5个大队唯一的水能磨坊。水车带动石磨唱起欢快的歌谣，结束了磨坊人推牛拉的古老历史。
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白面馒头和面条成为了家家户户的家常便饭。随着镇街电动磨坊的出现，万寿桥磨坊水车转动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但去街上碾米磨面轮子实在难等，路程也远，来回一趟大半天时间就搭进去了。父亲一下子看到了这里面蕴藏的商机，和3人搭伙，利用生产队闲置庄屋，购买了打米机、粉碎机、磨面机，建起了红红火火的新磨坊，辐射周边四五个大队，20多户农户依托磨坊干起了专业加工面条的营生。
听着电动机高速旋转的哨音和机器撞击出的磨坊新生的欢叫，忙碌的汗水和收获的喜悦一下子溢满了父亲的脸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