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还欠你们一顿饭啊

老师，我还欠你们一顿饭啊

陈敦文

1977年，我高中毕业离校，吴老师在留言簿上写了句很时尚的话：“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这也是一句大实话。我是农民的儿子，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是我唯一的出路。

没有想到的是，我回到农村才“革命”了几个月，有线广播里突然传出喜讯：国家恢复高考，不仅城里青年可以报考，农村青年也可以报名。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收起农具，放下高挽的袖子和裤腿，洗去手脚上的泥巴，撤出“革命”的主战场，走进了考场，并且幸运的超过了高考分数线。

亲友们都来祝贺我，说我鲤鱼跳农门，终于要逃脱苦海，做城里人了。

命运同我开了个玩笑，我得意忘形，高兴得太早了。最后一批县师范的新生都报名上课了，邮递员也没有送来有关我上学的只言片语。

我知道，我落选了。我悲伤。我无语。我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地回到田间地头继续闹“革命”——恶狠狠地挥舞着镰刀锄头革土地的命，革野草的命，革庄家的命。

无论我怎样疯狂的“革命”，也革不去大学对我诱惑的命。怀着一线希望，我到母校宋河高中找吴嗣尧老师，寻求他的帮助。吴老师听了我的话，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很同情你。可是，你想来插班复读，我怕你跟不上啊。”吴老师拿出一堆教材，“你看，这些科目，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你们上学的时候，都没有学过。”

吴老师说得没有错，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只有四门功课：语文，数学，物理，农机，不仅教材不规范，上课的时间也没有保障。每个学期，我们要到炉子冲校办农场集中劳动一个月，学习开荒种田，学习烧炭、烧石灰。其余的时间，还要隔三差五到镇上一家工厂学习翻砂铸模，到附近生产队学农、支农。在所剩不多的学习时间里，老师的教学活动也时常受到干扰。

记得高二上学期，谭老师给我们讲三角函数，有的同学不想学 ，责问老师：三角函数种田有用吗，三角函数当工人有用吗？谭老师说，可能没有直接用途。同学们便炸了锅似地叫唤起来：既然没有用，我们花时间学它干什么！谭老师招架不住，叫饶似地询问：“不学三角函数，你们想学什么呢？”半数以上的同学齐声呐喊：“珠算。我们要学珠算。”那时候，在农村当出纳和会计，必须会打算盘。想必大家高中毕业了，都准备回到农村去当出纳或者会计吧。谭老师拗不过大家，只好改变教学计划，每天背着一把绿色的毛算盘，教我们学习加减乘除。现在想想，高中两年，我们除了身体自然而然的长高以外，的确没有学到什么知识。

吴老师看出了我内心的犹豫，安慰我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一个新时代的农民，把田种好也不容易啊！”

我不想回去种田，我做梦都想上大学。我恳求吴老师：“您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为梦想拼搏了，至少将来不后悔！”

吴老师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便带我去见校长刘嘉瑜。刘校长听我说明来意，笑了笑说：“年轻人有志气，好。我还记得你，你高二的时候写过一首抒情诗《园丁之歌》，那首诗写得很感人，在学校大会上朗读过，在学校宣传墙报上张贴过。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你的语文功底还不错，我支持你回母校插班复读。”

我低下头，小声说：“可是，我没有钱。”吴老师跟刘校长解释说：“他是孤儿，家里很困难。”

“哦!”刘校长略微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复读费，我做主，学校给你免了。学杂费，你象征性地交一点，五块钱。至于书本费，你尽量找上届的同学借旧书，实在借不到，再到学校买，你看这样行不行？”

老师这样优待我，我还能再给老师增加麻烦吗？我给两位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连声说：“谢谢！”

刘校长拍了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根据我的意愿，刘校长把我安排在理科重点班。我跟班上了一个星期的课，语文似懂非懂，物理一知半解，数学朦朦胧胧，英语不知所云，化学像听天书，政治闻所未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慌和恐惧。

我再次找到吴老师，他微笑着听我说完后，安慰我说：“这很正常啊！”

“可是……”

吴老师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点了点头说：“对你而言，学理科的确是难度太大了。如果你拿定主意转文科，我去跟刘校长说，你明天就去文科一班上课，那也是重点班。”吴老师接着又提醒我，“学文科也不容易，你要有心理准备，不能再转来转去的了。现在是十一月，离高考只有七个月的时间了。”

在吴老师的安排之下，我又从理科重点班转到了文科重点班。上课那天，吴老师特意把我领到新班主任胡长义老师跟前，说：“这孩子是个孤儿，拜托你多多照顾照顾他。”

胡老师安排我坐第三排，周围的几个同学，都是班上的尖子。胡老师要我有不懂的问题主动向他们请教，同时，指令他们要团结友爱，负责解答我不懂的问题。胡老师知道我数学差距最大，跟曾老师商量之后，让我每天下午放学了到曾老师那里补一节初中的数学课。这样，我课上要学高中的课，课后要补初中的课。每天除了上课，做数学习题，还要背英语、背政治、背历史、背地理，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吃饭狼吞虎咽，几分钟搞掂，餐餐米饭咸菜也不觉得腻味。睡觉时间一再挤压，有时候上课实在困得不行，便往眼角抹清凉油，或者使劲拧自己的大腿。大腿上经常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没有时间心疼自己。我的时空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试的书”。

我不惹事，班上出了一件事，却牵涉到我，轰动了全班。什么事？有人连续两天在我的桌子上用粉笔写“刘霞——陈大嫂”。这事在现在的人们看来或许就是一个笑话，当不得真。但在当时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读书期间追女生，谈恋爱，那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作风下流，关系到一个人的名誉。

刘霞什么人？是大美女，是公认的校花。我是什么人？是农民的儿子，是正在向命运挑战的农民的儿子。把我和刘霞扯到一块儿，不仅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也是对我的恶意中伤。是谁这么恶毒？我怒不可遏，厉声质问：“谁写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有种的给我站出来！”

我这一声怒吼，嘿，还真吼出一个人来了。谁？杨小平。看着他目空一切的样子，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家伙，仗着自己的爸爸是镇上的干部，不好好学习，经常扰乱课堂秩序，欺负比他弱小的同学。传说他与人打架，最喜欢拿石头砸别人的头，把人往死里打。同学们惹不起躲得起，对他大多敬而远之。杨小平两手叉腰，挺着胸脯，歪着脑袋，似笑非笑地说：“是我写的，怎么样？你要不服气，咱们练两下。”

我不想惹事，可众目睽睽之下，我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我说：“你写的，你要负责任。我们找老师评理去。如果你一定要练，可以，我们让老师做裁判。你输了，你给我赔礼道歉。我输了，我认栽。”我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杨小平紧走几步，挡在我面前，挑衅地说：“不用找老师了，现在全班同学作证，我输了，我给你赔礼道歉，保证以后跟你和平共处，兄弟相称。”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射向我们，班上死一般寂静。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大叫一声，左脚上前绊住他的脚跟，肘部跟上，对准他的胸部，砰地一肘。说时迟，那时快，杨小平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便仰面摔倒在地上。他脸色苍白，半天喘不过气来。杨小平的几个铁杆围过来想帮忙，我顺手抄起身边的凳子，怒吼道：“都别动，谁敢过来，老子就打死谁！”

杨小平还真是一条汉子，他捂着胸口，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对他的几个兄弟说：“没你们的事。今天我认栽。”杨小平对我一拱手，“哥们，对不起，我错了。”

事情就这样平息了。吴老师听说之后，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叮嘱我：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要冷静，直接跟胡老师说，寻求老师的帮助。再也不可鲁莽行事。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输不起啊。

同学的干扰刚刚排除，疾病又悄悄地缠上了我。

高考前夕，我突然病了：高烧，不想吃饭，头晕眼花，全身瘫软。没有钱到镇上医院看病，只好回到村里找赤脚医生。医生说：伤风感冒，问题不大。医生给我开了药，嘱咐我每天三次，每次两粒，多喝开水。回到学校，我一面按医嘱吃药，一面采用土方法自我治疗，希望身体尽快好起来。大热天的，每天中午，我都穿着大棉袄在操场上跑步发汗。或许是身体太虚了，或许是天气太热了，还没跑上两圈，人便昏昏沉沉，眼冒金星，两腿挪不开步子了。

越是心急，这病越是好得慢。高考那天，都到进场的时间了，班主任却找不到我的人影。刘校长得知情况后，非常着急，和几个老师在校园里分头寻找。吴老师找到宿舍，我还在呼呼大睡。吴老师急忙把我叫醒，要我用冷水洗了把脸，提起精神，赶紧进考场，参加考试。

几场考试下来，自我感觉，除了历史考试时，迷迷瞪瞪，题目没有做完，别的科目好像都做完了，即使考不上大学，上中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果然，苍天不负苦心人，1980年，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按当地的风俗习惯，考上大学的同学，都要宴请老师们吃一顿，以表达对老师们精心栽培之恩的谢意。拿到通知书那天，我先去拜访吴老师，与他商量宴请老师的事情。吴老师笑呵呵地说：“好啊，你能考上大学，是天大的喜事，我是一定要去赴宴的。你准备在哪里宴请我们呢？”

吴老师这么爽快的答应，我很高兴。可是，在哪里请客合适，我还真没想过。我试探着问：“在家里请，可以吗？”

吴老师说：“行啊，自己生产的米，自己种的菜，自己动手做饭，那吃起来一定很香啊！”

听得出来，吴老师这是在说反话呢。我低下头不敢看老师，嗫嚅着说：“那就在餐馆里请老师们吧。”

“这样更好，省事。”吴老师笑着问，“你有多少钱啊？”

我说话的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我现在手里没有钱。不过，我可以借。”

“找谁借，找银行借啊？”吴老师说完，嘿嘿一笑，“别为难了，逗你玩呢。你的心意我领了，吃饭就免了吧。”

我不敢抬起头来，低声说：“可是，您不去，还有刘校长，胡老师、曾老师，还有其他的老师，他们怎么办啊！”

吴老师笑眯眯地说：“放心吧，他们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不信，你去试试看。”

按照吴老师的指点，我一一拜访了教过我的所有学科老师，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似地，异口同声地表示：心意领了，吃饭免了。

吴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有一颗感恩之心，我很高兴。你到了大学，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才，就是对我们的最好报答。”为了安慰我，吴老师接着说，“如果你一定要请我们吃一顿才心安，那就等你将来参加工作了，拿工资了，有钱了，你再回来请我们吃饭。到时候，我一定去。不光我去，我还要把别的老师都叫上。”

有了跟吴老师这一番约定，我心里坦然了许多。之后，我顺利读完大学，参加了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等手里有了一点儿积蓄，趁着出差，我回了一趟母校想要履行诺言。可母校早已物是人非，老师们有的调走，有的提前退休了，学校里尽是一些新面孔。

怀着无限的遗憾与落寞，回到我现在工作的城市，时间一晃就过去三十多年了，吴老师、刘校长、胡老师，你们都过得好吗？你们是否记得我至今还欠着你们一顿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