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稀
鲁迅文学院学员
写下这个篇名的时候，我是颇为踌躇的，在这个时代，把首都称为北平，显然是不合适的。然而，关注历史的人都知道，从明朝到建国之后，北京是几易其名的，而且大多都是在“北京”和“北平”之间徘徊，而第一次更名为“北平”，有史可鉴于1368年9月12日，而我最近一次探访1927生于北平的文先生，恰恰正是在651年之后的2019年9月12日，不可谓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当代的文字少有沧桑，单就从尊敬文先生的角度，权且暂用其名吧。
前言
前年，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同班的周海滨同学是口述历史的作者，他问我有没有可以采访的人物。我说，有啊，萧乾夫人文洁若先生值得一写。之所以不假思索的想起文先生，也是因为这几年我频频和文先生接触，她的行为做事，文思谈吐都深深触动了我，文先生是我一直想写却一直未写的人物。
在鲁迅文学院上课的时候是住校，一天晚上吃完饭，路遇周海滨。他讲，“今晚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们去拜访文先生吧。”我说，“好啊”。突然一想，去文先生那里，我得给她带点东西，上次去给她带的是蜂蜜，看望她老人家，我能想到的就是给她带点生活的营养品。我跟周海滨到菜市场，去给文洁若先生买了两斤牛肉，我记得她跟我讲，吃牛肉能长寿。一听我要买牛肉给文先生，周海滨笑道：“你这礼物还真特别”。
初识文先生
其实认识文洁若先生已经六七年了，那时候我还在北京海淀区的腾达大厦上班，午间休息的时候接到我的老师、作家柳琴的电话，她叫我去木樨地给她和文洁若先生填写赴日的签证表。2012年他们受邀赴日参加在弘前学院举办的“萧乾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柳琴老师也年逾花甲了，她们两人对一些表格的东西不是太懂，就找我来帮忙。
一路上我就在网络上搜索文先生的资料，想对她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以便于让我面对她的时候，不至于那么陌生。因为一直是在新闻口工作，这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一搜索，文先生的盛名立即让我生畏。我以为她仅仅是大文豪萧乾先生的夫人，实际上，文洁若本人也成就斐然。
她老人家在八十五岁高龄的时候，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荣誉称号。她也是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迄今已翻译了800万字。她主编《日本文学》丛书18卷，翻译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井上靖、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都是经她的翻译才得以被中国人所熟知的。她与先生萧乾晚年合译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更是一件文坛盛事。
文先生的家很好找，他们家住在木樨地一个老居民楼的三层，据说这幢楼房是当年的部长楼，文先生的左邻右舍住的都是文化界离退休的老干部，房子虽然在二环以内，但是各方面设施都很破旧了，斑驳脱落的墙皮，老旧缓慢的电梯，生锈的窗棂都无声地显示着岁月的沧桑。我上了三楼的廊道，隔着老旧的防盗门，看见门上卡着一张报纸，报纸上大黑字写着“空巢老人”的字样。我敲门不应，便隔着门喊：“柳老师！”“来了，来了！”我听见一个女性阴柔的声音，不是柳老师，我想那一定是文先生了。
鉴于事先对文先生的了解，眼前这位老人朴素得让我感到惊诧，她佝偻着腰背，穿着不合时宜的蓝布衣裳，头发花白，脸色雪白，皱纹却不多，眼睛异常的明亮。她仔细的摸索着钥匙，给我打开了防盗门。
面对真实的文先生，我有些不知所措。“你好，小友，你是哪位？来找我借书的吗？”文先生开始和我寒暄。“不是借书的，文先生，我是柳老师叫我过来帮你们填表的。”我正跟文先生说着话，柳琴老师闻讯过来，我们三个站在狭窄的通道。“来，程稀，这个表要填一下。”柳琴老师把我带进了书房。
文先生家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房子都堆满了书籍，没有宽敞的过道，走路常常要侧着身子，客厅当然也是有的，只是也堆满了书籍和凌乱的家具。通常的意义上像样的沙发、电视机是没有的，我想，这些家具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留下的。她家的墙面上挂满了老照片，从这些照片里可以看出当年萧乾文洁若夫妇幸福的一家。萧乾先生的照片最多，也最帅气，文先生年轻的照片也很精致唯美。有文洁若先生年轻时在日本的家族照，有她清华大学毕业时带着学士帽的照片，有她和萧乾先生拉着手散步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和生活中的人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怎么也不能想象一个外交官家族的女儿，著名学者萧乾的夫人，拥有“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荣誉的文化名人，晚年生活竟简朴如此。当然这仅仅是我一个外人的眼光，我看文先生在房间里倒是很舒适，她慢行慢走，很稳当。
我给文先生填完表，遇到不懂的英文我就去问她，她耐心的讲解并写给我看。走的时候，文先生问我是否喜欢写作，如果喜欢就叫我坚持写下去，并坚持要送我书。她走到书房，环顾了一下，似乎没有合适的，想了想，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钥匙，迈着细碎的小步，打开了一个红色的老式书柜，找出了一套崭新的《尤利西斯》。看着破旧的家具和崭新的书籍，我的内心翻滚，我深知，在文先生心里头，书籍应该是她最重要，最爱惜的宝贝。
送书的时候她问我是否婚配，并写上贤伉俪惠存，她的字是很工整的颜体，一笔一划很利索，偶尔写的不好，她还用涂改液将其涂掉重新郑重写上。送完书，她找出老旧的笔记本，记下了我和我先生的电话号码。告别的时候，我的心中五味杂陈。自那以后，我就隔三差五去看望文先生，带一点她的生活必需品，每次走时她一定要找出她心爱的作品来送给我。
再识文先生
然而，从上一次去文先生那里，我已经是一年多没去了。这次带周海滨去，我事先打了一个电话，文先生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很清晰，温柔清脆，她听说我要来，很高兴，告诉我一定在家里等着我。
“文先生，我是程稀，跟您约好的。”敲开文先生的门，我对拿着着一大串钥匙的文先生说，她家里的陈设还是一如既往，文先生似乎还是那一身装束，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已经停滞了。“程稀，我知道，哦，今天还带了一个小友过来！”文先生看见了周海滨，笑着说。文先生有一个特点，不管是第几次见面，她都是那样淡然平静，情绪的波动不大。
“文先生，这是我给您带来的牛肉。”进屋后，我将熟牛肉递到文先生手上，她笑着跟我讲，这是她的长寿秘诀。周海滨开门见山，见到文先生就开始拿出笔和本，想要采访。文先生见着纸笔就有些紧张，连忙说自己不接受采访了。不让采访，我和周海滨就跟文先生闲谈，处在闲谈当中，文先生就很放松，说了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趣事和她的处世经验，她的观点很是独特，我想她的传记一定很精彩。
交谈中自然少不了谈论一些文学家，文先生认为当代的文学家里冰心最有才华。冰心就是他们口中的大姐，冰心常喊萧乾为“小弟弟”，文先生是“小妹妹”。她说起萧乾住院期间，冰心也在住院，他们也常去探望。她说，那个时候冰心太瘦了，她就知道冰心的身体也不好，好像也是去日无多。萧乾和冰心都是在1999年2月去世的，一个是11日，一个是28日。对此文先生很感安慰，她说：“萧乾在天堂不孤单，有大姐做伴呢。”
文洁若说，她跟冰心是最谈得来的朋友，之前两人没事就经常在一起谈文论道。他们也经常说起徐志摩。“说什么以往，骷髅的磷光”这两句许多人都喜欢的诗就是徐志摩写给冰心的。1931年，徐志摩最后一次离别北平前，曾到燕京大学看望柏雷(BILL)夫妇，也到燕南园60 号小楼，向冰心道别，据说当时冰心问徐志摩一些以往的事，徐志摩挥笔写下了“说什么以往，骷髅的磷光”这两句诗！
就在徐志摩为冰心写下前文所述两句诗的8天后，1931年11月19日，为赶赴林徽音在北京的一场讲座，徐志摩搭邮政飞机前往，中途失事，魂飞天际。所以，这两句残诗可以说是徐志摩最后的诗作了。冰心把徐志摩的这一句小诗，记在小条上，文洁若去看冰心的时候，冰心就把这个小条给文洁若了。听着文先生说着往事，我仿佛也能感到她和冰心先生之间至诚的姐妹情怀。
文先生出生在外交官家庭，七岁至九岁在麻布小学，读一至三年级，她说去日本的时候，日语不通，虽然那时候小，但是她很勤奋，半年时间就能跟日本人正常交流。她说人的大脑发展最快的时间就头十年，这十年要是培养好了，以后真是不得了。说起文家的祖宅，她说已经变成祠堂，成了当地的旅游景点，她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子女都在美国。时不时她还将孙女与孙子的照片找给我们看。彼时她搬出一个小红箱子，里面好多好多老照片，足足300多张，多是她和萧乾先生一生的写照，其中许多是和名人如巴金、冰心、舒乙、英若诚等人的合影，还有他们青年时期的芳华靓影。
几乎每一张照片文先生都用工整的字体写着备注，有的还附上长长的文章。我看了很惊诧，“文先生，这么珍贵的资料封存在这里真是太可惜了，这些照片都可以扫描成电子版上网的啊！”“我自己也没法弄，要不你帮我扫到网上吧。”文先生竟将小红箱子递到我的手上，让我来完成这个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伟大的使命。我接下了箱子，也接下了这个使命。三天后，我将扫描好的照片完璧归赵，也就此了结了文先生一个心愿。跟周海滨探望文先生归来，他说，先生值得一写。
一张照片的故事
在给文先生扫描照片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趣，是她和中国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及其日本妻子、钢琴家濑田裕子的合影。文洁若先生为我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她说这张照片是柳琴老师拍摄的，而她身着的白色锦缎绣凤凰的旗袍也是柳琴老师母亲的遗物，文先生说，穿着这么中国风的服饰，出席这么庄重的场合，感觉很体面。当时柳琴老师充当了文先生全程的摄影师、化妆师、包括司机。江苏文艺出版的作家张昌华也一直陪伴左右，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
文先生介绍，“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自平成元年，每年一届，到2000年为止，已经举办了十二次，2000年受表彰的有日本国及外国的三十一名个人和十个团体。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亲自把表彰状纪念银杯亲手交给受表彰者。文洁若和盛中国夫妇由于对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受到了表彰，然而他们三人都没有去日本接受表彰，2000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在中国访问日本外务大臣在北京为他们三人颁发了“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对他们为发展中日友好所做出的努力给予表彰，亲自把奖状和奖杯从日本带到中国北京颁发给他们。因此才有了这次机缘巧合促使他们的合影。
谈及日本的表彰，文先生心怀感慨，站在领奖台上，她由衷感谢师长和家里人对她的教导和期待，她也想起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萧乾在挪威驻华使馆被授予国家勋章的往事。文先生说：“他先走了，我要再接再厉，绝不辜负我们共同度过的四十五载相互鼓舞的恩爱岁月。”
文先生还将她的发言稿找出来给我看，工整的颜体记录了她当时的心路痕迹，文先生说，当时每个人的发言限定在两分钟，去掉头尾的客套话，她是这么说的:
“由于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取得的成就，我受到了本年度日本外务大臣的表彰，深感荣幸。我认为自己实际上是代表许许多多中国同行受奖的。五十年前，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对当时的外文局工作人员说过：‘日本是应当重视的国家’，他还特别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早在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组织了周作人、钱稻孙等对中日两国的古典文学有很高造诣的前辈翻译出了《万叶集》、《源氏物语》、《枕草子》、《平家物语》等日本文学名著并陆续出版。
一九五零年参加工作以来，我白天编辑、校订、译稿，业余时间仍笔耕不辍，虽做了不少工作，但至今仍有许多未完成的计划。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中国人民翻译介绍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
文学是加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在我们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时，但愿中日两国人民通过介绍对方文学作品来增进相互的了解。我们将不辜负外务大臣阁下，大使先生及中日两国老朋友的期望，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文先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我是萧乾的绿洲
写文先生，当然少不了萧乾先生的笔墨。萧乾先生逝世至今已经整整20年，虽然文先生家里仍然保留着萧乾先生去世前的模样，萧乾先生年轻时在英国的巨幅照片还挂在客厅中央，几个房间里都堆有萧乾先生的书籍以及萧乾先生生前的用品，在文先生的周围，仍然是萧乾先生的一切，好像他从未离开过。
按文先生的话说，他和萧乾共同携手度过了四十五载相互鼓舞的恩爱岁月。虽然在四十五载的生命历程中，写满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屈辱，痛苦和煎熬，但是想起和他在一起时光一切都是美好的。
在那个特殊年代，萧乾先生被打为中国文学界十五大右派之一，其中有（丁玲（女）、冯雪峰、陈企霞、宋云彬、艾青、孙大雨、傅雷、姚雪垠、刘绍棠、流沙河、王蒙、钟敬文、穆木天、吴祖光等人）在萧乾先生打成“右派”的二十二年的岁月里，文洁若先生用瘦小的身躯撑起了一个家。
她说，面对那样的时刻，她没有惊慌，她说，她经历过更苦难的日子。她更知道，萧乾因言论成为“右派”终有一天会被平反，她就是靠着自己的翻译工作让自己的家庭在二十二年内不受影响。
她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译文》文学社找她翻译，下了个突击任务，要八天翻译三万字，其他的编辑社的都不敢接，唯有文洁若拍着胸脯说，“都给我吧，我包了。” “我那时候真是胆大，精力充沛，白天要上八小时班，三万字完全是利用夜里的时间给翻译出来的，《译文》全文刊登，一个字都没有改。要是现在我不敢夸口，我今年九十二岁了，要是翻译三万字，我得半年时间。”文洁若如是说。对于翻译人类文学史上的头号奇书，文洁若回忆起来依然恍若昨天。她不止一次的跟媒体说：“跟萧乾生活的四十五年的时间里，翻译《尤利西斯》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四年。”
据文洁若介绍， 1990年，译林出版社要翻译《尤利西斯》中译版，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几乎请遍了国内一流的翻译家，没人敢接。李景端请钱锺书出山，钱锺书说：“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当萧乾夫妇接到翻译邀约时，文洁若倒是很开心，“萧乾好像有点不起劲，觉得太难了，但是我觉得很起劲。”文洁若说。那一年，她63岁，而萧乾已是80岁高龄。
文洁若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文专业，但是她从未翻译过英文作品，所以，当听说自己有机会挑战这部“天书”时，她简直心花怒放，“翻译这本书，活着有奔头。”
萧乾刚开始心里没底儿，是因为1940年在英国留学时，就曾读过《尤利西斯》，他花了很大劲儿读完，在封皮上写下“天书。弟子萧乾虔读。1940年初夏，剑桥”。
不过，面对丈夫眼中的“天书”，文洁若竟不觉得翻译困难，她觉得萧乾找来的一本六百页的大书给她帮了大忙，具体书名已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上面有关于《尤利西斯》的大量注释等。
“萧乾后来为什么愿意投入了呢？因为他觉得我翻译的底稿还不错，他润色起来不费事。”文洁若说，萧乾越陷越深，他们后来是按照“teamwork”模式来工作，她做的是“信”，而萧乾做的是“达”和“雅”。文洁若笑着说，萧乾还不失时机地为我送上赞语，“他说我连一颗螺丝钉都不丢。”多年以后的今天，文洁若回想起这句话，更有了全新的注释和延伸，“他的译稿，有时候会丢一些东西，我就要给他抠出来。”
“1995年，这本书译完后，美联社一位女记者采访我，问我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我说每天十五六个小时，天天和衣而卧。”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留下了珍贵的照片，看着两大文学巨匠在这样简陋的条件翻译了这部“天书”，我不禁潸然。
与萧乾先生携手四十五载，萧乾先生的智慧，幽默给沉迷于书海，低调不事张扬的文先生以很大的调剂。她说：“有人讲，我是萧乾的绿洲，而我认为，萧乾是我的宗教！”
过了百岁写传记
文先生虽属高龄，但她丝毫不为自己的年纪所累，相反，她倒越活越精神，越活越有滋味儿。只是她常常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看报纸说吃牛肉会长寿，她就常常买来吃，并不是因为自己爱吃。她深知眼睛于写作的重要，所以爱惜眼睛，也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有时候看书写字眼睛疲乏了，她就强迫自己歇一会儿，为的就是要“细水长流”。对于饮食，她吃的很少，屋里倒是有不少她的读者送来的食品，饮料什么的，然而，对于她来讲，滋养她最多的就是书籍。
先生高龄了，饮食起居她也从来是自力更生，不会请个钟点工或保姆，她说，她一个人生活惯了，萧乾也不在了，她就不像以前那样爱收拾了。屋子里基本上都维持萧乾在时的原样，她做做家务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也不想被人侍候。一女一儿都在国外，经常通电话，他们也通常三五年回国一次看看她。而儿女们回来，她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来陪伴他们，她说：“现在我每天都是在抢时间，我这手上的事情太多了，过了一百岁我再写传记。”“一百岁过了再写传记？”听见此话的时候我心头一惊，这该有多大的心气啊，文先生如今已经九十二岁了。她似乎看出了我的诧异。她说：“这有什么啊，周有光一百一十岁了不还在写作吗？我们都是被上帝遗忘的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周有光老先生还在世。）
文先生瘦小的身体里总是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我总感觉，她是一座宝藏，总是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从她这座宝藏里流出，而她是那个不知疲倦的创造者，她不奢望于回报，只是埋头于耕耘，在她的人生字典里，只有“不懈”二字。
文先生生于1927年，今年已经是九十二岁高龄了，依旧精神矍铄，思维缜密。她每天照例工作八小时，给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在写作翻译上丝毫不懈怠。她在物质生活上要求蛮低。她能够甘于平凡并且能够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甘之如饴，我想她是一个多么热爱生命的人啊。
文洁若先生2000年8月，获“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2002年11月，日本政府授予文洁若“勋四等瑞宝章”。“瑞宝章”是日本政府从1888年开始制定颁发的勋章，从上到下分为6个级别，用来表彰在对于国家和公共事务中功绩卓著的人士，以前只能颁给官吏和男性，后来才接纳平民和女性。对于获得如此高的奖项，文先生丝毫不认为自己有多大能耐，她一直强调自己非常平凡，她说自己是“平凡的才华，非凡的努力”。如果一定要追问她成功的原因，文洁若说：“我只不过就是比别人多做一点儿，也可能是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是能比别人多做一点儿的原因。”
如今，耄耋之年的文洁若先生仍然活跃在翻译文化的舞台上，她近期手上的工作就是与她的弟弟文学朴先生合译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先生的长篇小说《热絹》，近50万字，她想用毕生的精力为人类奉献更多的精神食粮，与她而言，翻译工作已然成为她生命的全部。
程稀2019年仲夏
程稀，女，80年代出生于安徽，现居北京。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历任杂志编辑，电视台编导，策展人，家谱国际联合创始人。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出版专著《张謇传》《鸟儿飞过林梢》《初见》等，网络小说《大豪门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