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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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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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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曲二泉映月至今使我泪流满面

四十年前的那个中秋月圆之夜,我听了一曲二胡独奏《二泉映月》,那时候我们还正年轻,也许还没有深刻感受到那首曲子的哀婉和悲伤。如今,我的同班同学陶建刚早已不在人世,想到他那一生坎坷乖戾的命运,我的眼泪顿时流了满脸。

一提起我的高中同学陶建刚,我就想起了他那张白皙瘦削的脸,以及他眼眶上戴的那副玻璃一圈儿又一圈儿的高度近视眼镜。

还有那个月夜,建刚坐在县油漆厂院内的木椅上,将一把古铜色的二胡搁在膝上,用哀婉悲怆的曲调,演奏了阿炳那首荡气回肠的《二泉映月》。

在二胡的琴弦之上,我看到头顶上的那轮圆月,正悄然无声的向人间倾泻着一片如水一般的月色,我似乎听到了江河的汨汨流响。

建刚那纤细修长的手指在琴弦上跳动,随着琴声的循环往复,一咏三叹,时而高亢时而低廻,而我则所得血脉贲张,肝肠寸断,忍不住双眼热泪横流。

我仰起脸,眺望着头上的那一轮明月,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想,那一刻,我的灵魂已经与阿炳的灵魂勾通了,并且重叠在了一起。我心灵的泉水开始向外喷涌,一波一波的承受着月色的触摸,抚慰和洗礼。

蓦地,我突然嗅到了月光的味道。

一种凉凉的、无比清新的,带着稻谷成熟的香味与河流气息的味道。

也就是从那一天晚上开始,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月光也是一条河流。

就象陶建刚用二胡给我演奏的《二泉映月》、《病中吟》、《光明行》那些古典民乐一样,月光也同样能洗涤人们心中的恶念,从而将每一颗美丽善良的种子,洒进人的心田。

换言之,我这一生之所以搞写作,还作国画,这是与我的同学陶建刚,用他的二胡,他的小提琴演奏的一首首古典名曲,对我的音乐、美学教育分不开的。

建刚是县城里的孩子,父亲是粮食局干部,母亲则在银行工作,有一姐二妹,可谓全家宠爱集一身。而我呢,则家居县城西乡红椿树沟,父母皆是地道的农民,弟兄五个,排名老四,其家境的贫寒和况味可知。

一九七六年冬天,那年我正好十八周岁,建刚十七周岁。我们高中毕业以后,县城里的那些干部职工子弟,便被一一安排到十里、高坝上山下乡。当时我们七六级文艺班就有三两个同学进了县剧团。建刚因身体瘦弱,就没有被分配下乡,在家呆了一年多天气,便被直接分配到县油漆厂当了国家正式工人。

我呢,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当时的普遍命运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士的儿女永远是士,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我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那样,又背着铺盖卷儿,回到西流河畔我那红椿树沟的老家当农民。

那年月,全国农村学大寨已进入了高潮,为了改天换地,每一个生产队的男女劳力,都要白天晚上加油干的修地造田。

我那时骨头还未长硬,但为了能挣够十分工,就硬撑着和强壮劳力一样挑大粪、抬石头。别的生产队是将下湿稻田挑一条深坑,往里添土,努力将只能栽一季水稻的水田变成能种麦子,还能收割稻谷的双料地。而我们红椿树沟则是从沟口开始,向一条深壑里填土,改河造田,将一片片坡地铲平。挖出来的大石头,便一块一块凿开,用架子车拉到沟口正在修建的个氮肥厂去卖钱。

我白天在农业学大寨工地上抬石头,晚上还要在灯泡底下加班挖土,那种劳累、简直如苦役般没有尽头。那时候,唯一的乐趣,就是夜雨敲窗的深夜读几本闲书,抑或在大雪封门的冬天,写几行文字。但那年月,农村有又什么好书可读呢?有时跑几十里山路,借到的书,也无非是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之类的三流小说,再就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野火春风度古城》之类,唯一好看的一本书,也无非是刘流宣传个人英雄主义的《烈火金刚》。我想,真正影响我这个农民能拿起笔来搞创作的一本书,是前苏联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不炼钢铁,我是在那个最困难、最无望的日子里,在炼狱里锻炼着我的灵魂!

那时候农村的照明工具,大多是煤油灯,看了半夜书,不但遭受父母的辱骂,说我费了煤油,早上起来的时候,两个鼻子窟隆还都是黑洞洞的。

早上到工地去迟了,还被村干部一番大声训斥,说要把我拉到公社去。我一拧脖子,倔劲儿上来,竟然开始挑战开了大队书记的权威:“到公社就到公社去,天天拼死累活的干,不就是一早上起迟了点吗?公社干部还能要我的命?!走,到公社就到公社,谁不去我日他先人”!

村头儿本头是用到公社吓唬我的,谁知我这个楞头青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反把村支书顶到南墙上下不来台,还是生产队长江叔急忙解围:“算啦算啦新春,你娃来迟了还得理啦?快干活去”!

但从此以后,我这个农村青年当年的两条出路,却永远被那个村头儿堵死了。我去当兵,都准备进武装部去体检啦,却被告知:贫下中农的子女都不上兵,你一个中农的娃,属于可教育子女还当啥兵?全乡考民办教师,我考了第二,可村头儿晚上跑到公社副书记房子汇报:说外娃整夜躲在屋里写反党小说哩,还能当教师?!

我当兵去不上,当教师的梦又黄了。我对自己的人生便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就像在暗夜里苍茫的大地上行走,几乎看不到一点星光。

终于有一天,县文化馆的陈文彦老师下到村里来,说我创作的一个革命故事角本很好,让我去县上参加两天改稿会。村支书闻讯,大发雷霆之怒:“不准去!要去也行,每天得扣十分工”!

苦闷、绝望,生活在我面前如万古长夜,何时才能见到孔仲尼呀?

那一天晚上,我跑出村在公路上闲逛,突然想到距离我家只有二里多路的油漆厂,有我的一个同班同学陶建刚,我们两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那么,我又为什么不去请教他呢?是宁愿让人家扣两天工,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改稿会?

建刚听后哈哈大笑:“这事还需要来问我?其实你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去呀!为啥不去?去了还能多长些见识,两个工又值几个臭钱”?!

建刚一边说,一边跑到了厂里的厨房,让师傅炒了两三个菜,又拿出了一包厂里给他发的月饼,就与我在他那又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房间里坐喝。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们两个人将一瓶酒喝了个底朝天,三两盘菜和一包月饼也被一扫而光。两个人喝得有点儿高了,醉眼朦胧起来。时值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天高气爽,一轮明月初升,窗外一片银光泻地。

建刚说:“程老兄,我那时能分到七六级文艺班,也还是有点本事的。是这,咱把椅子搬到院子里去,再把茶泡上,你听老弟给你来一段二胡独奏”。

我有些不相信,说你还会拉二胡呀?!

建刚说:“我不但会拉二胡,还会拉小提琴哩!你想听啥?是听阿炳的《听松》,还是听小提琴独奏曲《梁祝》”?

听建刚那样说,我便依照他的吩咐,泡好了一壶茶,将一张靠背椅子搬到了场院当中,我呢,则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在如色的月光之下,倾听了一曲陶建刚拉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直听得我热泪横流,喉头哽咽,灵魂受到了极大震撼。

建刚说,世界音乐指挥大师小征泽尔说:“听这种曲子,是要跪着才能听的。玉宇老兄,你听后感觉如何”?

我哽咽着说:“这,这是我这辈子,听、听到的最好的音乐,太、太震撼啦”!

建刚又说:“老兄,既然你爱写作,那就得继续写下去,说不定写作,还能改变你的命运!就象阿炳这首曲子一样,期间的跌宕起伏,循环往复,从痛苦的深渊中爬出来,又一步步挣扎着向上攀登,那份沉重、那份忧伤、那份激愤昂扬向上的情绪,不正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吗?老哥,你好好写吧!我想通过千难万阻之后,必竟会有收获的一天……”。

那一天晚上,在月光之下,我听到了人间最触及我灵魂的曲子,听到了我的兄弟建刚对我的那番嘱咐。从此以后的四十个春夏秋冬,我硬是用自己坚强的毅力和手中的那一支秃笔,改变了我的命运,终于混得今天,有些人模狗样了。不但出了两本散文集,还当了商洛市作协副主席和山阳作协主席。尽管这一辈子我都没有端上国家的饭碗,但我作为一个法律服务所的主任,工作虽然辛苦,收入也还说得过去。而我的同班同学陶建刚,却命运乖戾,饱受了生活的苦难,就在他疾病缠身的那一年秋天,从商县回山阳与我在城里租住的陋室喝酒,竟然嗜酒如命,至今我才明白:他那么贪杯,原来是要麻醉他周身的疼痛呀!如今,他竟然英年早逝。遗憾的是,安葬他那天,他的那个媳妇,连给我一声招呼也不打,致使我至今也不知他的遗体安葬于何处。兄弟呀,我多想拿一瓶酒,就在这今夜的月光之下,一个人独坐在你的墓前,你一杯,我一杯的醉饮。我又多想,再聆听你演奏一曲阿炳那首《二泉映月》。

建刚呀,你到哪里去了?我是否还能看到,你那瘦弱的身影、苍白的脸颊?

建刚呀/命运如斯/唯有二泉的月色/就象你母亲的双手一样/抚摸着你的累累伤痕/且让/苍穹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把你的内心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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