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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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日，站在丙安镇三佛村石笋组的石碑前，着实令我惊诧不已，在这偏僻的荒山野谷，怎会有如此富于文化的清朝石碑？
然而，随着我对丙安历史挖掘的不断深入，石碑的“偏僻”不再令我惊诧，倒是越发遗憾这样的文化遗迹太少，应该在深山沟壑中有更多的遗存，才对得起丙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以往的宣传中，丙安有“千年军商古堡”美誉，其依据是北宋大观三年（1109）。这一年，在丙安下游12公里的复兴镇，老仁怀县（包括今赤水市、仁怀市、习水县）正式在此建置。相隔不远的丙安，搭上这趟历史顺风车，凑个“千年”人文史，实属自然。
通过深入梳理各种散碎的史料，丙安的人文年轮还可以再提前一千多年至西汉，远远超越赤水正式建置的时间！因此，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两千年军商古堡”的头衔戴到丙安头上！
公元前135年，中郎将唐蒙主动请缨汉武帝，率领万余人出使夜郎。他沿赤水河而上，在丙安扎营小憩。毕竟，万余人的船队溯流过湍急的丙滩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些送给夜郎王多同的沉重礼物，加上浩浩荡荡的船队，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拉过丙滩。
这是目前可考的最早与丙安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唐蒙此次西南之行，兵不血刃征服夜郎，不仅将大西南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打通了收服南越的通道，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又一重要通道——赤水河，促进了流域的发展。酒、铜、铅、盐、竹木等商品通过赤水河流通交易，在四川、广东、云南、华北、华南、越南、印度之间南来北往。
唐蒙与丙安乃至西南的结缘，得益于一种美酒——蒟酱。
在唐蒙出使夜郎同年早些时候，还是番阳令的他奉命招抚尚未归顺的南越。南越王的美味蒟酱引起唐蒙的好奇，经过打听方知，蒟酱产自四川，经夜郎走私到南越。正苦招抚不顺的唐蒙灵光闪现，蒟酱可通，兵马为什么不能行？于是回朝后，即刻建议汉武帝先征夜郎，然后借道收服南越。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正愁无法施展才华和拳脚，哪能不动心？
在名不见经传的蒟酱美酒和唐蒙的牵线撮合下，中原王朝与大西南实现融合，赤水河波涛与中原文化洪流开始碰撞，赤水、丙安享受到中原和南亚文明的洗涤和提携。
处于胎动中的丙安，伴随着唐蒙的号角声，呱呱来到世上，在大西南和平开发、南方丝绸之路的哺乳下茁壮成长。此后，丙安又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前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李化龙领命总督四川、湖广、贵州诸省兵马，统率八路大军征讨反叛的播州土司杨应龙，由总兵吴广率领的其中之一路，沿赤水河而上一路攻城拔寨，据丙安，攻进海龙屯。好在当地袁姓土司早与杨应龙不和，阵前反戈未作抵抗，避免了战火之灾。
刚刚剿灭播州土司杨应龙，“奢安之乱”烽火又起。明朝天启至崇祯年间（1621～1629），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彦举起了反叛大旗，其烽火在赤水河流域反复延烧，丙安屡屡被战火灼伤。
始于元朝的川盐输入贵州，赤水河是主要的通道之一，这就是著名的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之“仁岸”，丙安是重要的驿站和商品集散地。1745年，清朝贵州总督张广泗整治赤水河，光绪五年（1879），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疏浚，进一步提高了赤水河的通航能力，使盐运进入鼎盛时期，云南的铜和贵州的铅也源源不断运往中原，盐运的繁荣为丙安注入了生长素。
太平天国末期，翼王石达开沿着赤水河在四川和贵州之间反复奔波。1926年，占据赤水、川南的军阀周西成赴贵阳就任贵州省主席时，途经丙安，还慷慨地向供设香案欢送的民众每户赏银元一块。1935年1月，林彪率红一军团长征又来到丙安，在这里设立指挥部，与川军在复兴场、黄陂洞等地展开激战。
小小的丙安，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险要的地形，被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眷顾，因而沉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提升了丙安的文化底气。
众多的历史大风云飘过赤水河，既滋润过丙安，也伤害过丙安。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丙安悠久深厚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现存的古镇、双龙桥、石板路、摩崖石刻、石鼻子、石礅子等，便是这些历史风云留下的痕迹。这块石碑也当是其中之一。
石碑高近3米，宽约0.9米，仍然完好无损。它刻在一块体积约50余方的天然丹霞巨石上，这块长方体巨石正好位于古道边，因形似豆腐，群众称为“灰霉儿石”（川南黔北称豆腐为灰霉儿）。石碑上只刻了“皇清勅授征仕郎岁进士郑公奇珍神道”16个大字，每个字高约18厘米，字体端庄沉稳。
该巨石的另一面刻有一块高约1.2米，宽约0.8米的“募修豆腐石前后道路碑记”，记载了捐资修路者的名字，以及刻碑时间“大清同治六年”。小碑还有对联一副：“不骞不崩坚如磐石，无偏无陂坦若康庄”，横额“平易道路”。碑文由郑奇珍之子郑文田撰写。
据三佛村支书黄顺伦介绍，他爷爷曾居住在大碑石旁边，并且在碑石顶部晾晒粮食。如今，碑石已经被浓密的竹林掩盖，连阳光都透不进来，旁边的石板古道也已荒废。
这条被称为“神道”的石板古道曾是丙安通往元厚镇、两河口镇泥河、马鹿，乃至四川古蔺县的主要通道。石碑距丙安古镇约6公里，距元厚镇、泥河、马鹿约20余公里。
显然，该石碑是为纪念修缮石板路的重要捐资人郑奇珍而刻。
郑奇珍家境殷实，亦通文墨，在1838年获得“征仕郎”即“岁贡生”虚职。成书于1841年的《仁怀直隶厅志》，在选举志岁贡部分对此有记载。在远离京城的丙安，哪怕是一个“征仕郎”虚职，也足以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凭借这点，从复兴场搬迁到丙安猪下扒的郑奇珍收获了乡民的仰慕。况且郑奇珍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暖男，为这条路捐了拾千文钱，并教化乡里，止讼息争，于是乡民唯恐不能表达尊崇和感激之情，在碑刻上不惜使用“神道”两字。
这条石板路隐没在山林荒草中。历史抛弃了它，唯有石碑原地坚守，向大山讲述着石板路曾经的车水马龙，守护着丙安昔日的辉煌。
类似这样的功德石碑和摩崖石刻，在丙安还有60余处，现存大多数是清朝和民国时期所刻。比如刻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的“永垂不朽”碑，是为纪念瓦店子至梯子岩修路工程；清光绪十三年（1887）所刻的“德傲泛舟”，是为颂扬仁怀直隶厅同知刘星阁善行；刻于民国十一年（1922）的“畏威怀德”，乃纪念黔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易筱南；刻于民国十一年的“出民水火”，是纪念定黔军右路前敌指挥官袁光辉，以及黔陆军第三混成旅步十一团团长程万里；民国五年（1916）的“福荫黔黎”和“威德服人”，分别纪念赤水县县长吕筱仙、赤水县警备队队长舒俊卿。
这些摩崖石刻，表明丙安曾经收获过不少来自上层人物的关注和惠泽，包括军队、警察、政府。
关于丙安，史册中少有记载，碑刻便成为丙安历史的坚强实证和石头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