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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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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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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花生

国庆大假期间,趁着放假的女儿在家,我决定清理一下地下室。

我家的地下室是小区里面最大户型的,里面堆满了入住五年来积累的杂物。说实在的,我从今年春节期间下来过一趟,至今没光顾过地下室。女儿看着满满的房间,下决心要陪我把地下室清理好,把没用的东西,该卖破烂的就卖破烂,该扔的就扔。

女儿在清理一个洗衣机包装箱子时,从里面提出一个农村人装化肥用的编织袋,袋子里鼓囊囊的有半袋东西。女儿好奇地打开袋子,原来是半袋子带壳的花生,而且是炒熟的。我这才想起,这是春节回家陪父母过年时,和我一个爷爷的新东哥送的,回来后,除了妻子捧了几把放到果盘里,剩下的都被我提到地下室,放到了洗衣机箱子里,至今没动过这些炒花生。

“哦,这是过年时,你新东大爷送的炒花生,你回学校时,给你同学捎着吃吧。”

“爸爸,你有没有搞错,都七八个月的东西了,还能吃吗?再说了,现在有几个喜欢吃这个的,扔了吧!”

女儿很利索地把花生扔到地下室门外的”扔货“堆里。我很生气,尽管我也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可对女儿浪费东西的态度不赞成,再说了,这些花生也代表了老家人的一片心意。同时,女儿对花生的态度,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氛。过了一会儿,女儿见我不高兴,搭讪着说:“我是为咱们的身体着想,这么久的东西,要不,把花生拿回来吧,咱家不吃,送给批发市场的邻居吃。”

“算了,仍就扔了吧,放这么久的东西,送给邻居也不好。”

中午吃饭的时候,女儿又说到了那些炒花生,我没有表现出惋惜的态度,只是和女儿讲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大概有六七岁的样子,具体是六岁还是七岁,不记得了,反正是学龄前儿童,因为那个时候,八虚岁才能上小学一年级。

那时,我们家和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过着贫穷的日子,大妹妹小我两岁,小妹妹刚会跑,一家人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邦邦硬的玉米面饼子也不是顿顿都能吃到,期间还得吃一些红薯和胡萝卜,白面只能在过节和来客人时,才能在饭桌上看见。生产队除了种玉米小麦棉花以外,还会种几亩地的花生。秋后,花生收了,生产队留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分给社员。

父母把花生领回家后,晒干摘净,用一条布口袋装了,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防备我们兄妹和老鼠偷吃,因为这些花生是我们一家全年的油盐酱醋钱。

秋收秋种结束后,农闲季节到了。卖花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记得那一天早晨,小姨来到我家,和父母嘀咕了一阵后,匆匆离开了。吃了早饭,母亲到河坝上背回了一小布兜子沙土,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晾晒起来。这种沙土在我们黄河下游地区很常见,晒干后就成了流沙。傍晚,小姨又来了。小姨是春天结的婚,受姥娘的指派,来帮助母亲去集上卖炒花生。我那时虽然还小,但也能从小姨和母亲的谈话中,知道小姨的小叔子在下洼集上管市场。那个年代,东西可不能随便拿到集上去买,好像割资本主义尾巴正在风头上。

吃过晚饭,母亲把锅烧热后,把晒干的沙土放进锅里,用带着根须的玉米秸不住地搅和沙土,用手试着沙土的温度合适后,就把一些生花生放到锅里,更加用力地搅和起来。我和大妹妹眼巴巴地瞅着锅里,小妹妹个子矮看不到,只能听着锅里的“沙沙声”,着急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很快,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熟花生的香气,锅里花生皮的颜色也开始变成淡粉红色。母亲用玉米秸快速地从锅里挑出几个花生,让我和妹妹尝尝熟不熟。其实,母亲也知道我哪懂得花生的生熟,无非是让我和妹妹吃个新鲜。我的目的达到了,拿起两颗,不住地在两个掌心里倒换着,感觉不太热了,才递给大妹妹。我又拿起一颗大的,用嘴吹了好几次,把花生剥开,感觉花生仁不烫手后,递给小妹妹,剩下的那颗又小又瘪的花生就是我的美餐了。我吃完后,又眼巴巴地瞅着锅里,等着母亲让我尝尝第二锅的生熟,,,,,,

第二天早晨,母亲拗不过我的乞求,勉强同意我随着她和小姨一块去下洼集上卖炒花生。天还黑乎乎的,母亲和小姨每人背了一小袋子炒花生,我背着三个玉米面饼子,悄悄地步行上了路。下洼集就设在下洼公社驻地,从我家到下洼集有八里地,对大人来说不算远,可对我来说,就有些吃力了,但一想到很快就能吃到别人不买的干瘪花生时,一点也没被母亲和小姨落下。我们赶到集上时,我出了一身通汗。

那时,下洼公社到县城的公路还是土路面,路两旁也不像现在这样有鳞次栉比的二层商铺,而是两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沟。我们的炒花生就摆在路南的沟边上,现在想来,这些卖炒花生的人之所以把摊位摆在去县城的路上,是看好了路人的购买力。由于集市上不允许私人买卖花生,在这儿摆摊卖花生的人都把花生袋子放在沟里,路边的摊上只放了很少部分。母亲把一块比大毛巾大不了多少的方布单子铺在路边,用三只大号茶碗做量器,把炒花生装到茶碗里,再用手掌沿着碗口抹平,一茶碗花生一毛钱。有的顾客很痛快地交了钱,对花生也不挑拣,也有的顾客很挑剔,看看这碗,瞅瞅那碗,不是嫌碗里的花生少,就是嫌碗里的花生太秕,母亲只好再给这样的顾客搭上一颗。摆下没多久,母亲就卖了六七碗,快乐的表情荡漾在母亲脸上。

小姨一边帮母亲卖花生,一边警惕地瞅着周围,时刻提防集市管理人员的到来。虽然小姨和她小叔子打过招呼,但那么多人瞅着,也不能明目张胆地不躲。集市管理人员一共来了四次,第一次来时,母亲和小姨正忙着应付两个顾客,没看到管理人员,但那个戴军帽的小伙子并没有像在其它摊位那样把花生摊揪翻,也就避免了跟在他后面的一群人把撒在地上的花生哄抢吃了。这个小伙子慢腾腾地靠近我家的摊位,一边走还一边吆喝着:“不准卖了,赶快收了,再卖就全部没收了。”母亲和小姨有足够的时间,把摊位上的炒花生收好。我昨天听小姨和母亲说过她小叔子的事,猜得出这个戴军帽的人肯定就是小姨的小叔子。集市管理人员走了后,紧挨着我们卖花生的一位农妇,因为花生被抢,一脸沮丧,时不时向我们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那时的乡下人很单纯,对有关系的人受到照顾大都默认,要是换在现在,早就发到网上了。

管市场的人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家的炒花生略有损失,但损失的花生也没被别人抢了,而是进了我和妹妹的肚子。第二次检查时,小姨的小叔子没来,我正好在摊位一边,眼看我家的炒花生就要被揪翻。那还了得,我们一家舍不得吃的炒花生,怎能让别人吃了?我一下子趴在那快方布上,把那三茶碗炒花生压在了身子下面。我是小孩,管理人员也不好发作,只好去揪下一家。

我立了功,保护了炒花生,理所当然受到奖励。母亲把被我压碎的花生挑出来,算是对我的犒劳。我只吃了一颗,剩下的全都放进兜里,留给家里的两个妹妹。集市管理人员后来两次来查,小姨的小叔子都在,我家的炒花生一点也没损失。

到了散集的时间,我家的炒花生只剩下一些干瘪炒糊的,顾客也不会买这样的花生,如同往年一样,留着给我们兄妹解馋。

回到家后,父亲整理了一下花生钱,足有十八块之多。母亲破天荒地擀了一大锅面条,炒了一大盆新下来的白菜,一家人敞开量吃了一顿好饭。我和两个妹妹更是高兴,因为除了有面条吃,母亲给每人一大捧卖不出的炒花生,稀罕着吃的话,三天吃不完。

四十多年过去了,父母和小姨都成了老年人,炒花生也不再是什么“天物”,也许是想到了母亲年轻时的艰辛,想到了母亲岁数大了变得有些痴呆,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女儿听了我讲的故事,亦是唏嘘不已,她见我难受,搂着我的肩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何必想它呢!”

是啊!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的国家早已不是过去那种物质匮乏的样子,大家都过上了物质充盈的生活,但有时回忆一下过去的日子,未必不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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