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情怀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寒涂的蜡。”

“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不见鬼子不拉弦。”

“高，实在是高。”

……

如果这几句话是你小时候的口头禅，如果你对这几句话还耳熟能详，那就说明，你不是五零后，就是六零后。这几句话，都是经典老电影中的台词，是一代人永不磨灭的记忆。

我们这代人，特别是农村人，小时候看场电影是很奢侈的事。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被问到世界上最白的东西是什么时，大都会回答，是电影幕布。其实，好多东西都比电影幕布白，只是那些东西在孩子们的心里不那么重要。

公社里还没有电影放映队的时候，沾化老县城沾城有一家电影院，时常受邀到下面的大队放电影，当然，并不是每个大队都能放得起，只有条件好的大队才行。对我来说很幸运，我们东黄大队是大高公社有名的副业村，有一片果园，还有一河坝的桑树，一年养好几茬蚕。大队的财政状况好一些，电影放的次数必然多一点，在外村亲戚们面前自然神气一些，通知亲戚们来看电影，是家家户户要做的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可哪个大队要放电影，附近几个大队没有不知道的。于是，无论本大队的社员，还是外大队的社员，心里装着亢奋和期盼，都早早收了工，胡乱填饱了肚子，向放电影的场地奔去。乡村小路上，出现了一个个的小队伍，行动晚的，听着大喇叭里放出的解说员声音，无不着急地喊道：快点吧！新闻简报都开始了。

大队支书的儿子和我同岁，常长在一块儿，有时隔着两三天便知道村里要放电影。大队部门前的空场上，我总是第一个用木棍画出放两张凳子的地方，歪歪扭扭的写上名字，再压上两块半头砖。这块画出的长方形，向前正对着上次栽杆子的两个窟窿眼中心，抢个“正场”是每家每户都争着做的事。大队支书的儿子不用抢，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放映机一边，我有时抢不到“正场”位置，便沾了光，和他一起坐在那张大杌子上。一部电影，大都有四片，放完一片，精神高度紧张的观众都会伸伸懒腰，打一下哈欠，纷纷朝亮着灯的放映机这边看，我就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成了所有观众的焦点。第二天，好多小伙伴就会羡慕地说看到我了。

坐在放映机一旁，最盼望的就是“断片”，放映员接片子时，总会剪下一段，那剪下的片子，最先到了支书儿子的手里。周围有许多大手小手抢着要，可放映员总是递给支书儿子。大伙也没啥意见，他爹是支书嘛，理应得到。支书儿子手里多了，经常赏赐给我几个，我也就有了对着太阳光看着片子向同学们炫耀的机会。

大队里还没扯上电的时候，放映员需带着发电机。发电机声音很大，旁边放着一只汽油桶，有油管连到发电机上，一根很长的电缆连接到远处的放映机。看电影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坏了发电机，坏得次数多了，观众也有了经验，只要听到电影里的声音变成拐弯儿的长音，就知道发电机要坏了。没了电，放映员只好拿出手电筒，临时照明，以防观众碰了放映机。另一位守发电机的放映员紧急修理着，有时一会儿就好，有时很长时间不行，守放映机的放映员只好嘱咐大队里的人员看好了机子，也加入到修理队伍中。这个时候，耐不住性子的观众，特别是一些孩子，就沿着脚下那根有些接头的电缆线，小心地走到发电机旁看热闹。放映员先是从发电机上拿下一个什么玩意来，用刀片清理一下上面的积碳，然后把绳子一圈圈缠到发电机轮子上，半蹲着身子，铆足了劲，用力往后面一抽。发电机有时候一下子就拉响了，有时候得拉多次才行。发电机一响，观众赶快往回跑，害怕跑在放映员后面，误了电影情节。可笑的是，有时候跑到半路，发电机又不响了，只好折回头再看，直到发电机再次响起，和放映员一样听了一小会儿，才再次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这回行了。

时间久了，哪位放映员善于处理故障，观众都摸得一清二楚。记得一位叫小何的沾城电影院放映员，是本公社何家大队的，技术一流，发电机一旦坏了，观众都会把视线集中到小何身上，他刚挪动身子，观众就会一阵骚动，一阵如释重负的声音传来：好了，好了，小何去了，一会就来电。其实，小何不小，也有四十岁的年纪了。

和小何一样给我们大队观众带来希望的还有一位本大队的青年社员陈玉先，此人身体特别敏捷，骑自行车的速度特别快。那个时候，有了好看的战斗片，片子不够用，就会需要“倒片”，我们大队先放着一般的片子，另一个大队放着战斗片。我们放完了一半，陈玉先就会骑着大队支书的自行车，把一半的电影片子送到另一个大队，再把一半的战斗片子拿回来。我们大队放完了一般片子的下半部，陈玉先再去另一个大队倒换回战斗片的剩余部分。有个传说，由于骑得太猛，自行车链条断了，陈玉先扛着自行车仍然健步如飞，丝毫没误了放映时间。

去别的大队看电影，就没有在本大队这么舒适了。特别是去一些没有亲戚的大队，只能站在观众队伍的后面，被前面的人挡着的话，只能看个偏场，甚至在幕布的背面看。不知是年轻的缘故，还是有种忘我的劲头，冬天冻得脚都麻了，也从没人说过冷。对我来说，很幸运，附近常放电影的就两个大队，除了我们，还有下洼公社的赵山大队，我姥娘家就在赵山。只要放电影，小姨就会来通知我们。放了学，父母默许我不用打猪菜，可以提前去姥娘家。姥娘早就烙了平常舍不得吃的白面饼，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慈祥地让我别急，电影开始放还早着呢！电影开演后，每放完一片子，我就会故意从板凳上站起来，借着放映机旁的灯光，四处踅摸，目的只有一个，让那些同一个大队的伙伴们知道，这场电影，我是坐着看的。散场后，我就跟着晚来的父亲或左邻右居回家。

小学三年级，一个夏天的下午，听到一个消息，赵山大队放电影。我如同往常一样，理直气壮地不打猪菜，去了姥娘家。姥娘见我进院，很是惊讶，没听说要放电影呀！去邻居家问了一下，也说没有。我急着要回家，姥娘不依，挽袖子给我洛油饼。吃过晚饭，天已经放黑，姥爷不放心，不让我走。我怕误了明早上学，坚持回家。等我走到赵山大队那条东西水渠上时，姥爷追上了我，放映队还真来了。记得那次放的是《雷锋》和《三进山城》。看完电影，没见到我们大队的社员，只好住在姥娘家，一晚上忐忑不安，害怕误了上学。第二天，姥爷早早把我叫起来，回到家的时候，学校还没开大门。同学们听着我讲的电影情节，个个一脸羡慕，老师听说放了《雷锋》，也是一副惋惜的表情。

有的好电影片子，穷大队富大队都争着放，电影片子在乡下的时间又有限，放映队只好连轴转。电影《渡江侦察记》火得一塌糊涂，在下洼公社的宋家大队放完就十一点多了，我和十几个同村的大人孩子又跟着放映队到丁罗大队继续看二遍，看完步行八里地回到家，睡了三个多小时就被父母喊起来上学。到了学校一看，同学们个个和我一样，睡眼朦胧，有的书本没拿出来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奇怪的是，我睡了一早晨，直到放学吃早饭才被同学叫起来，老师一点也没管，放学的路上，才有同学告诉我，老师趴在讲桌上睡了一早晨。

香港拍的电影《画皮》上演时，着实吓得我不轻。我只在本公社的灰堆刘大队看了一遍，去看电影的路上，一些年岁大点的就开始制造恐怖气氛，哪儿哪儿吓死一个人了，哪儿的一个妇女刚看完电影回家，在大门口被一只冰凉的手掐了一下脖子了，等等，等等。我看着电影的时候，还没觉得怎么害怕，回来的路上感觉恐怖极了，吓得往人群里挤，不敢落在后面。到了大门口，喊住一位同姓的哥哥，直到父亲开了大门接我，才让哥哥走。现在想来，感到很好笑，那电影的特效和现在的技术简直没法比，现在拍的鬼怪妖魔更形象，可一点儿也不害怕，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见怪不怪吧！

小时候看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学电影中的人物。拿一个硬纸片，写上八路两字，用浆糊粘在衣服的袖子上，就变成了“八路军”战士；母亲给婴儿烫土的铁锅子往头上一扣，鼻子下面再粘一个黑纸片，喊一句“八格牙路”，就成了“日本鬼子”；拿一个白色包袱皮，披在肩上，在大街上走几步，大人孩子都知道这是在学《奇袭白虎团》里的志愿军；单帽里面支一圈柳树枝，变成了伪军的大盖帽，在戴铁锅子的“日本鬼子”面前，就得点头哈腰。记得看了《侦察兵》后，一句“炮是怎么保养的”成了口头禅，还煞有介事地假装摸一下炮管里面的灰。可惜的是没有白手套。新伟的父亲在公社铁厂当工人，新伟拿了他父亲的白手套在我们面前表演炫耀，没办法，每个男生只能用半截石笔和他换几分钟戴手套的时间。

因为看电影搞“特权”，我们大队果园队长的儿子二刚还被我们几个同学“揍”了一顿。彩色电影《平原作战》在我们村上演时，沾城电影院的放映队上午就来了，放映员在果园办公室里吃饭休息，很快，赵勇刚慷慨激昂的声音从办公室传了出来，我们几个伙伴连忙从栅栏钻到了果园里，可办公室的屋门紧闭。我们从窗纸的破洞里，发现里面正放着《平原作战》，幕布就是那面东墙的空白处，画面很小，只有几个人在看。我们的同班同学二刚就在里面。大勇连忙喊二刚开门，我也给他使眼色，可二刚就是不开。我们几个干着急没办法，只好轮流着从窗洞里看。电影演完后，我们躲在学校后面那堆树枝旁，等二刚过来后，一块上去就是一通乱拳，打的二刚“哇哇”大哭。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对特权都深恶痛绝。

看的电影多了，自然想到了放电影。家里洗脸梳头用的镜子就是“放映机”，方手帕就是“幕布”，光源就是手电筒或太阳光。在学校里，我早早通知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中午到我家里看电影，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得出充满了期待。

放了上午学，父母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还没回来，此时烈日当头，太阳发出刺眼的光芒，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笑了，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强光吗？

延昌、树领等几个本班的同学，还有得到消息的宝明、宝忠、国卫等几个岁数小的邻居，有的坐马扎，有的坐板凳，还有几个站着，他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看我忙活。我用图钉把手帕钉在墙上，然后拿一面镜子，站在太阳地里，调整角度，让镜子反射的太阳光照在手帕上，可惜，不管怎么调试，手帕上的光影都是圆的。我忽然想到，圆镜子不行啊，可家里没方镜子。宝忠说，他家里有，并很快拿了来。手帕上终于出现了方形太阳光。

“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我一边学着《新闻简报》里播音员的声音，一边从书包里翻找废电影片子，可当我把电影片子放到镜子前面时，手帕上除了出现一道阴影，什么画面也没有，怎么调试也不行。鼓捣了好大一会儿，我才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说：“片子有点模糊，明天和支书的儿子要好的再放。”看“电影”的几位小伙伴只好失望地走了……

后来，每个公社都有了放映队，看电影的次数多了起来，可电影片子还是那些老样子。那些红色老电影，几乎没有不看的，只有一部叫《铁道卫士》的电影和我无缘，在我们大队放映时，我正好在利津县的二姨家里；在邻大队放映时，我发高烧，爷爷说什么也不让我去看。三十年后，忽然想起这事，在电脑上搜了出来，才弥补了这个遗憾，可心里已经没有了小时候的感觉。

我记得最后一次看露天电影，是高三的时候，晚上送生病的同学回下洼镇张王村，经过下洼镇政府驻地时，碰到放电影《少年犯》，正好是梦寐以求的片子，连同生病的同学，一块看了个痛快。

现在想来，别说是露天电影，就算是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也都是二零一五年的事了，那次是陪了放假的女儿看，而且是冲着《捉妖记》的3D效果去的，只可惜没看完，我就睡在了座位上。

是啊！现在拍电影的技术和看电影的条件都不是过去所能比的，可过去看电影的那股劲头，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