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先哥走了,带着他“村神”的称号。玉先哥走的突然,我和他的约定没能兑现。
今年七月份,本族的一位奶奶去世,吊唁完后,快八十岁的玉先哥凑过来说话,步履仍然稳健,速度和岁数有些不符,右手大拇指和中指依旧习惯性地打着响指。我俩握手寒暄过后,想起今年写的一篇散文《电影情怀》,先后发在河南杂志《仰韶》和四川杂志《中国乡土文学》上,文章写的是生产队年代,乡下放露天电影的事,里面有玉先哥在两个大队之间“倒片子”的故事。玉先听了很高兴,接着又不好意思地要求给他拿本看看。我爽快地答应,再回老家时,一定分别给他拿一本。遗憾的是,没等我回家,他撒手西去,和他的约定,终成憾事。
玉先哥是乡村医生,在周围几个村很有名。他这个医生很特别,行医不卖药,不收费,义务为本村和外村的人服务。就我们那个小村,一百多户人家,每户都有人沾他的光,但凡有个头疼脑热,或出了重病号,先想到的就是他,无论是去沾化县医院还是去滨医附院,少不了他帮忙挂号找专家,办理住院手续。我上初中时,放假收麦,晚上突然被耳朵里的剧痛惊醒,那种疼从没经历过。母亲赶紧领着我敲开了玉先哥家的大门。那是没有收割机的年代,又是土地承包后的第二年,不像在生产队混工分那般安逸,镰刀割麦是个让人脱层皮的活,人人都很累。玉先哥尽管睡眼朦胧,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赶紧给我检查耳朵。他用筷子蘸了一点豆油,滴入我的耳朵里,又让我侧着脑袋让油流出,一个不知名的小虫子被带了出来,疼痛戛然而止。第二次获得玉先哥的帮助,我已经在东营经商。父亲在老家突然得了胃出血,我接到堂弟通知赶回老家时,玉先哥已经帮忙送到医院。我在饭店给他定了桌,玉先哥婉拒,自己坐客车回村了。
玉先哥很悲催,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毕业于北镇卫校,分配到下洼公社医院,没干几年,全县职工精简,因为性格“一根筋”,只能首当其冲,卷铺盖回本大队劳动。大队卫生室没有空闲位置,只能当普通社员,平常义务为社员看病,因医术不错,大队内外逐渐有了名气。几年后,大队通上电,当了大队电工。土地实行承包制后,家人建议他开药房行医,玉先哥思前想后,终究没过心理那关,多年养成的义务行医作风,怎么也不肯和钱扯上关系,于是当“傻子”一直当到去世。
玉先哥做人很正,无论是过去的生产大队领导,还是现在的村干部,他们有任何不对的地方,都毫不留情地指出来,碰到村民不讲理的事,他也会虎着脸当场制止,因为他在村里威信高,大家都会给他面子。终于,玉先哥正直无邪、勇为村民讲话的性格得到了回报,被村民选为县人大代表。
玉先哥很倔,倔得赔上了性命。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儿媳女儿都很孝顺。老伴去世后,孩子们不让他自己做饭,他就是不听。他血压高,常头疼,孩子们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他把眼一瞪,怒斥孩子,当了一辈子医生,还能不知自己的身体嘛!今年冬枣采摘季节,除了帮孩子们忙地里,还负责给孩子们买饭,结果一头倒在了包子店门口,再也没醒来。
家乡先是传来玉先哥去世的消息,连忙给老家的堂弟打电话求证,以便回家吊唁。堂弟说,别胡扯,医院虽然不收了,但人还在。我去广州进货回来,再给堂弟打电话,才知玉先哥已经入土为安好几天了。
“村神”这个称号,还是我给玉先哥起的。原是八年前,我和在外打拼的企业家、首师教授等人回家过年,在村支书家聚会,谈起玉先哥的事迹,我脱口而出“玉先哥就是咱们村的村神”,后来传到村里,逐渐叫起来了。
现在的乡下人也不像过去那样念及乡情,别说是在外打拼的人懒得回家,就算常年生活在本村,也很少去帮别人家的忙。堂弟说,玉先哥的葬礼,来的人很多,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在外工作的本村人回来不少,得到信儿的外村人也很多。这可能就是“村神”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