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红苕

·陈 启 兵

替朋友帮忙做了事，朋友硬拽我去沙坪坝一家酒店就餐。一个进城谋生的农妇，在那家酒店旁侧的过道边，摆了个铁皮桶制成的烤红苕摊，已经烤好了的红苕，列列排摆。一股炽热的感情涌起，心底里不由自主地呼唤：“红苕，我一生中最亲近的食物。”那名农妇看出我的表情，忙不迭地套乎：“先生，买个烤红苕吧，包你吃得满意。”朋友伸手阻挡：“马上就进酒店了，咋个要这种东西？”我笑笑答曰：“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朋友面露不解神情。

红苕，又称红暑、甘暑、白暑，巴蜀地域广称红苕，能在贫瘠土内生长的块茎农作物。在红苕生长期间，巴蜀乡间大片大片的坡地甚至乱石缝、沙砾中，都可看到漫伏铺延地表上的红苕藤，就是烈日炙烤，土地干裂的伏旱期间，红苕藤依然蓬勃青翠，土内块茎照样生长，不需人给它浇水施肥，耗费多少劳力。或许正是由于红苕能耐瘠守贫，从来就未被农家列为主流农作物，而被视为不入册的杂粮之列。在食物丰盈的年代，多被农家剁碎煮后作为猪食。市场上，角多两角钱就可买到一堆，送给他人而他人有时还嫌难得担。

但在食物匮乏的时代，红苕却被人珍视起来，身价上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红苕被统一收拢，由政府给每人定量，到指定的粮店凭证购买。黑市上的红苕，每斤卖到2至3元，且不易买到，倘若被执法人员查到，所卖红苕和所付钱钞被没收，买卖双方还要另受处罚，或被弄去无偿修路，或被弄去做义工。这个时期，我能记事了。我的母亲和泥水匠的继父，到云阳县龙角区太平场上修建房屋，把我和两个妹妹扔在家中，因错过了集体食堂开饭的时候，我们未吃上晚饭。在那个非常时期，我们营养严重不良，长得面黄肌瘦。到了半夜，我们几兄妹饿得肚腹生痛。不知哭叫了多久，邻居王婆敲开了我们的房屋，她手中的土碗中，盛了3根成人拇指粗的熟红苕，给我们3兄妹一人分了一根。我们一下就吞进了肚内，慢慢的，肚腹不疼了。我的母亲和继父回家知道了这件事，带着我们几兄妹到王婆家中，一起给王婆恭恭敬敬地行了3鞠躬。我看见母亲、继父、王婆3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眼泪，王婆声音有些呜咽地说：“不就是几根小红苕嘛！”红苕虽小，但却吊住了我们几兄妹的小命，那是王婆次日两餐饭食。

继父个子高大，又是重体力的泥水匠，他整天都感到饿，周身浮肿被送时了县医院，终未熬到头离开了人世间。继父灵牌供桌上摆放的纸糊祭品中，就有几个纸糊红苕。继父过世后，我们一家人迁到云阳县水磨公社石榴湾生产队。3年自然灾害过去了，为使刚从死亡线上挣扎着活过来的农民，能够填饱肚腹，由集体将一些荒坡地、边角地按户分给各户农家。我们家分到了一块别人不愿要的荒地，那块地离生产队辖管太远，形同一飞地，足足有近2亩，杂草、石砾遍地，母亲要了下来。我和年幼的两个妹妹拔草、拣石砾，母亲抡锄挖地。我和两个妹妹的手被草、石砾划破、磨损得流血，母亲累得满头大汗。她擦干汗水，一边用布条包扎我们的双手，一边给我们打气：“这阵苦累过了，到时就能吃饱吃够”。那块洒滴过我们几兄妹鲜血和母亲汗水的荒地开垦出来了，全都栽种上了红苕。望着漫坡随风晃动的红苕苗，我心灵充满了希望。天遂人愿，红苕长势良好。秋季开挖的时候，一个连一个的红苕从土中刨出，大者如碗，小者似拳，铺扔得几乎满坡皆是，粗约估算居然有千多斤。我惊讶如此荒地，咋个能长出如此之多的红苕？我觉得红苕这种东西，有些像人世间无娘无父的儿女，虽是生存环境差劣，生命力却顽强。

我们又从乡下搬到云阳县城，那千多斤红苕，由同队人帮助挑进了我们在县城租住的房屋，母亲在屋内挖了个坑，将红苕全部装了进去。一般而言，红苕这个东西吃了个把礼拜，就会把人吃腻吃烦。但我们连续几个月，几乎天天都在吃却不感到烦，直到那满坑的红苕吃了，心里还在想念。有一次，我在江边废弃堆拾了半天的煤渣，返家途中，看到地上被人扔弃的一根红苕。时值我肚中饥饿，弯腰拾起，在路边的一户人家要了点水，将它洗擦干净，生吃了下去。当时我想我这一生，都可能与红苕有不解的缘份。

上个世纪70年代大陆文革期间，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满16周岁的年限和初中、高中生划线，我均不属上山下乡的对象，但我仍到云阳县栖霞公社花椒大队插队落户。红苕是这个山乡小队的主要农作物，乡民每年有近4个月吃红苕度日。同在花椒大队的知青，家境尚可的缘故，把队上分给的红苕贱卖给粉坊，或者干脆送给他人。我知道，别人可弃之不要的红苕，能保证我在乡间劳作而不致于饿肚皮。我珍惜红苕，每隔几天，都要在心里默算储存在坑内的红苕，还能维持多久的生计。每到冬季，红苕易生黑斑病，农家赶忙将快要患病的红苕挑选出来，剁碎用石磨成浆，滤去水分，沉积下来的便是红苕粉，风干后如同贵物盛好，待来了客人，掏取适量干苕粉，加水成稠状，在铁锅上烙成薄饼，尽管有股霉斑味，仍令人吃得津津有味。滤出来的苕渣，被捏成团，用竹蔑条串之挂在高处。风干了的苕渣，坚硬 如铁，在来年春荒月份，用鎯头将干渣团砸烂，在石臼里用力捣碎，再在石磨上磨成粉状，和水搓成团状，煮半小时，仍硬性咯牙。那怕是70多岁的老头老太婆，也只得吃煮熟后黑不溜秋的干苕渣团，每咬一口，网状皱纹的老脸，呈不可言状的苦楚相，叫人不忍目睹。年青壮汉吃得肚腹鼓胀，心里仍是空空落荡。拉大便的时候特别难受，不易拉出，只得用手扣，扣出来的大便渣翻翻的叫人恶心。但仍得继续吃，如果不吃，又吃什么？干苕粉渣，类似鸠酒止渴。

与我友善的汪姓农人妻子，将苕渣捏成坨搁在石板上风干，没过两天，苕渣不见了。汪家靠苕渣度春荒。汪妻心慌又心疼，向着沟对面一家她怀疑窃者，不停地破口大骂了半天，语言之恶毒，闻所未闻。沟对面那家的妻子实在忍不住了，将窃去的大半口袋苕渣坨提出，走到沟边，一边破口回骂，一边抓起苕渣坨，向汪妻乱扔乱砸。汪妻气极攻心，你偷了老娘苕渣，还要出手，天下那有这种道理？立马蹦跳扑过去，两个农妇相互抓扯，先是头发扯乱，脸皮抓烂，接着相互扯对方裤带。光天化日之下，两人的裤子都扯脱，露出白晃晃的4条大腿。两人都失去理智，都不停止，乱打乱骂，闹得乌烟瘴气。男人不好上前劝阻，队妇女主任带着几个建壮农妇，将两人强行制住，各自穿上了裤子。妇女主任喝斥两个农妇，：“不像话，不要脸！”接着又叹一口长气说：“该死的烂苕渣，惹出了这么大的祸！”其实苕渣只是惹祸的一根引线，本质上在贫困。而造成贫困的根是混乱疯狂的文革时代，将整个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边缘，乡间尤甚，达到赤贫。两个农妇为苕渣扯脱各自裤子，只是万千荒谬中的个案，过之不尤的痛心事件比比皆是，胜不枚举。而赤贫中的乡间农人，理应感谢红苕和它派生出的苕渣，是它吊住了赤贫中的农人生存繁衍了下去。

几年后，我离开了落户的那个生产队，进入到石油企业。国民经济与百姓们的生活，也恢复常态，步入正轨。我有了固定的工资、奖金收入，日子虽不是锦衣美食，但大米肉食蛋类，从没间断。但我依然不忘红苕，每隔几天，就要到菜市买几斤回家，合着大米蒸或与玉米粒混煮。每当蒸气上扬时，厨房里飘浮着不散的红苕味道，我感到自己内心愜意极了。有知情者称我生就的苕命，意即贱命，不管命贱命贵，我对红苕是一往情深。

1998年，我持重庆市作家协会的介绍信，到云阳县洞鹿乡采访文革后期毛泽东逝世那年双河沟神兵暴乱事件。双河沟山势险恶，偏远闭塞程度，形同西藏地域。时任洞鹿乡副乡长的喻孝奉，陪我采访完后，带我到一农家午餐。这个时期的农家，与当年我在栖霞公社花椒5队当知青时的农家截然不同。那户农家两大围圈的谷屯，装满至屋樑。农家主妇取出雪白精细的大米和一节自制干腊肉，到厨房忙活去了。我一眼看到房檐、地坝上堆满了红苕，赶忙招呼那家主妇：“你莫忙，给我煮几根红苕！”喻乡长和主妇几乎同时开言：“陈作家，你从重庆城到我们这么远的山沟来，是真正的贵客，咋个可能用红苕来招待你嘛？不是戏笑你，那是用来喂猪的。”我接言：“我真的是想吃红苕！”主妇见我一本正经的模样，就在饭锅内垫蒸了几节红苕，我几乎全是吃的红苕，喻乡长笑言：“你这样的客人少见，容易招待。”有一次我到渝北区石牛沟我妻子大哥家去，时逢红苕开挖季节，大哥家屋里屋外都是红苕。走的时候，大哥家提出两节干腊肉相送，我固执不受，我坚持要送，就给我送红苕！大哥家觉得我好耍好笑，我当真！大哥家只得依我，给我用编织袋装了10来斤。我提着那大坨红苕，返回重庆城乘坐公共汽车，挤上挤上的，我一点都不觉得沉。回到家中，我将红苕洗净，全部装进了冰箱，舍不得几下吃光，隔三差五地取出两根煮食，如同食物匮乏时期的打牙祭。就在写作本文几日前，我身子不适，染上疾病，吃了一些药，病情虽是遏制住了，但身子乏力，又吃了一些营养品，仍是神情不振。我到菜市买回红苕，用文火煮成苕粥，饱饱地吃了一顿，然后倒头大睡。次日起床，只觉得体内串游着生命的话力，行走身轻体健，作文得心应手……

一盘连一盘的美味佳肴，摆到我面前，朋友盛情劝食。但我觉得从酒店外买的两个烤得焦黄的红苕，在纸袋里散发出持有的诱惑香味。我伸手取出，朋友再度善言劝阻：“今天就算了吧，两个烤红苕你带回家去，改时再吃。”朋友边劝边给我夹了大块白砍鸡，我向朋友送上一个感激的微笑，嘴里已先吃进了一口烤红苕，脑子里在思绪；红苕，安于贫瘠，易生易长，人有急难，倾力相助。食源丰盛，甘受冷落，与物不争，若被人想起，无怨相奉，秉性如此，品质不移。感谢红苕，你让我坚守做人操守，始终不忘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