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期与书

相期与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对书，也有一种“痴爱”。中学时，语文成绩一直突出，大学读中文系，结合教材也读了不少书。毕业后，先后从事记者和公务员工作，一直都和文字打交道，自然对书“爱不释手”。几十年来，书就是我的“亲密爱人”。

对书的认识，始于小学时听“说书”。我出身农村，上世纪70年代末入学，那时农村文化气氛极其淡薄，除了教材，见不到几本书，且不识几个字，谈不上读书。每年的冬闲，村里就请四方游走的说书人来村里说书，连说带唱一次就长大一个月左右，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吧。在小学二年级时，我听得着了迷。有一天说的是“长坂坡”，天上还飘起了雪花。说书人被安排在大队部住宿，我爷爷当时还是村干部，把大队部的钥匙给了我，要我结束后领他们去住宿，我和几个人坚持听到最后。其中一个人是本村的，也在大队部住。听说他以前在县城教书，因犯了什么“错误”被化成“右派”下放回村。妻子孩子都离开了他，他的父母也双亡，已经没有了家，村里就把他安排在大队部住。在去大队部的路上，他告诉我，今天说的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这本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那天晚上，我还去了这位“右派”的房间，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一大箱子书。。他热情地给我介绍书名和主要情节。从此我多次去他的房间，他都不厌其烦地介绍他的书。我第一次知道，书中还有这么精彩的世界，同时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多读书。

转到县城读中学，眼界开阔了，也逐渐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书。我也没有目的，抓住什么读什么，就连连环画的小人书都读了两大摞。父母也放心，反正那时都是“革命书籍”，真正是开卷有益。书中还有许多字不认识，我用舅舅给的5角“压岁钱”在全班第一个买了新华字典。初中二年级时，我的同桌的父亲是县里的文化站站长，和我家关系很好，特别是他家里有好多书，我家里正好住的紧张，就邀请我搬到他家去住了一年，也方便看书。同桌的父亲也很热心，经常“指导”，比如四大名著不准看《红楼梦》，说是“禁书”。其实那时这本书已经解禁了。看《水浒传》县要先学毛主席语录，书的扉页就印着“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等语录。后来我才明白，这观点也有偏颇之处。《封神演义》《醒世恒言》等书都读了，虽然当时有些懵懵懂懂的。当时也开始读原苏联小说，（那时外国文学作品好像只有原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好长时间都是我的偶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五位英勇的红军女战士让我血脉偾张。女红军丽达的“遗言”让我久久铭刻在心“我们必须坚守，因为背后就是俄罗斯”。这个小说书名也成为我后来从事记者生涯时写的一篇通讯的标题，这篇通讯还获得当年全省好新闻的二等奖。

读高中时，因为高考的压力，学习紧张了，读书的的时间反而少了。但还是挤出时间读了一些书，如《红楼梦》就是在高二读完的。大学读的是中文系，读书成了必要的功课，学校的图书馆成了我的“第二课堂”，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那时金庸和琼瑶的作品正流行，我们的教材上却只字不提。一个周六的晚上，心情烦躁，在图书馆翻了几本书都心不在焉。一位管理员大姐主动给我推荐了琼瑶的小说《窗外》，我一个晚上就读完了。从此对这两位流行作家的作品看了不少，对他们的写作技巧很佩服，还专门写过论文分析。现在看来，论文写得很肤浅。当然，学这个专业，读书是一方面，还要学会评论赏析。我记得，曾参加过小说《静静的頓河》的研讨会，有人提出肖洛霍夫那么年轻怎么能写出这么深刻的作品，甚至质疑作者的出处。我就用牛顿“天才是百分之一的汗水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的观点反证，还得到许多同学的赞成。

毕业了，从事记者工作，读书的习惯自然就延续下来。如在第一个“五一”长假，我足不出户，读完了二月河的三部“帝王系列”。在后来一次采访中，和采访对象偶尔谈起这三部小说，他问我认为那部写的最好。我说是《雍正王朝》，因为这部小说最大的价值是“正名”，形象地证明了雍正皇帝是一个勤勉的改革的皇帝。而我以前看过一本列举十大暴君的书，雍正“屠兄杀子”，被排在第二位。他表示也有同感，因此这位采访对象从不配合到配合，使得采访很顺利。但那时开始，大部头的书越读越少了，主要看一些《新闻爱好者》《新华文摘》等杂志，还是落得个爱读书的“美名”。我们对面邻居的大姐是妻子的同事，经常串门。在她们单位经常说我“常抱着书看”。当记者时，任务重，因此许多文章就是“急就章”。我的女儿就认为我的文章“硬巴巴的”，不好看。一次她拿着一张人民日报推荐了头题《边城新貌》给我看，特别说第一段写得好。我看后说，第一段是引用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她跑到我的书架，找到这篇小说，一口气就读完，从此形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后来进机关当了公务员，忙于工作，勤于应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读书了，有空就看些实用的工具书。2011年，台湾爆发“塑化剂”事件，我工作的县是食品和香精香料的生产基地，管理任务非常重。我从头学习有关化学知识，结合实际，认真掌握“塑化剂”的有关问题，在全县企业培训中，我作为主管部门负责人，作了动员报告。参加培训的专家认为我不外行，一定能管理好。在以后省里搞的几次抽检中，该县的相关企业的产品都顺利达标。调回市里从事棉花检验工作，我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书本，深入到实验室和棉花仓库，认真掌握棉花的品种性能以及杂质排除品级认定等知识。这些知识，对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来说，确是“新鲜”。

当然，在公务员工作中，偶尔也有“掉书袋”的时候。2010年，观光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到韩国、英国等场馆参观时，需要排几小时的队，我和女儿就玩起了“诗词接龙”的游戏，迎来不少人羡慕的眼光。前年，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区的一个仓库里开展棉花检验，仓库经理指着院内仅有的一颗粗大柳树说当地人称为“左公柳”，问我是否知道是纪念谁的。我随口答道“左宗棠”，还背诵了几句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