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无论汤显祖还是莎士比亚，都在向我们昭示：他们是塔尖，而这两座宝塔的基座与塔壁，就是他们以前数千年文明史的精神总装。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汤翁与莎翁，也是在为后人提供一种新的精神“装备”。
我是一个职业编剧，也做过戏剧院团的组织工作，对戏剧的相关研究专著，本身就有浏览兴趣，何况是研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这两位剧作家，是舞台编剧、也是几乎所有戏剧人一生都绕不开的话题。2016年，因是他们400岁的诞辰年，又都骤然升温，让他们从相对专业的层面，持续向更广阔的社会面波及。李建军的专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她甫一露面，立即就给人们带来了惊喜。
启示一：汤显祖崇高创作地位的确立不是通过贴上“东方莎士比亚”这一简单的标签得以实现的。也许是不自信，长期以来，我们就喜欢把中国的文化名人，要对应上一个西方的大佬，好像不这样，这个人就不好面世，就不好确定高度，因而，就出现了不少贴上了西方标签的中国面影，虽不伦不类，却又削足适履般的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样，但终究是“东方的莎士比亚”，而不是“西方的汤显祖”，还是无法达到发扬光大的预期目的。能这样说和这样想的，绝对是一种对汤显祖创作高度认知的煞费苦心，只可惜这种苦心，并没有换来汤显祖的莎士比亚式世界范围的世俗影响，反倒是有些寂寞了我们的自信心。怎么走出去，的确需要技巧，需要万丈雄心，但也更需要耐心、自持与自信，李建军说：“切不可将中国文学的光荣和梦想，全都寄托在‘走出去’和‘世界影响’上，任何对他者的认可和评价的高度依赖，都是一种在文化心理上极度自卑和幼稚的表现，必然会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他还说汤翁“自有其无可替代的特点和价值。我们无须为如何帮他‘走出去’而煞费心思和焦虑不安”。这对一切操心着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国门的人，都是有警醒作用的，“硬走”，只怕是会折腿崴脚、遗鞋掉帽子徒增丑的。
我从来就是莎士比亚迷，但若论编剧，从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却是获得技巧与剧之诗性启示最多的，而莎士比亚反倒是一模仿，就让人觉得水土不服地“不真切”、“不贴地”、“不自然”。我个人觉得，他们之间的任何差别都是明显的，甚至是巨大的，一个江水滔滔、一个百转千回，一个笔触宽博、一个洞幽入微，生命的着力点与精神困境的阐发，是完全不重样的，即使谈情说爱，也是永远无法让罗密欧爱上杜丽娘的。创作不是物理山峰，无法完全对等比高，也许他们将来会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更高层面“并峙”起来，但现在，我还是十分赞同李建军的观点：“关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他们的‘伟大’之同与‘风格’之异，而不必在他们之间强分轩轾，妄别高下。”
启示二：认识我们的文化伟大，并不需要去贬损别人的文明成果。读李建军的著作，都能让人看到他对中华文化那些堪称优秀经典的真正自信。在该书中，他说：“汤显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无论从道德和人格来看，还是从情感和才华来看，他都是一个杰出的人。”全书通篇贯穿的学风，就是自信着自己的伟大，也深情地向世界上的一切伟大生命、伟大人格、伟大文明致敬。也只有这样的视域与胸襟，才可能真正完成汤显祖们的“走向世界”。中国戏剧的伟大，自元杂剧以降，可谓经典辈出，异彩纷呈，而世界戏剧的伟大，更是包罗万象，高峰迭起，我们要真正做到文化自信，就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去比较、辨识世界与我们各自的文化特性、生命体能，而不是故步自封地只唱我们的“良辰美景奈何天”，不识他人的“赏心乐事谁家院”。
启示三：原来戏剧鉴赏是可以这般纵横驰骋、并让其毫发毕现的。作为职业戏剧人，面对经典，我们也许忽略的太多，而许多忽略，恰恰是致命地弱化了戏剧的多重价值意义。无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我都做过多遍阅读、精读，有的甚至还进行过详细的技术解剖，企图从中取得编剧“真经”。在读了李建军这本专著后，我又翻开原著，对照检查，才发现自己在读这些经典时，很多时候几乎成了一个“技术主义”者，而忽视了这些剧作在戏剧表征以外的“意义世界”。比如他对文本美学价值与意义世界的深入探究。我注意到，全书仅引用两位大师的原文，就达近百处，这些被置放于显微镜下的剧作、诗作与理论“切片”，每每给我带来其解读的拍案惊奇。比如他在大量分析了汤显祖剧作的诸多细节后说：“作为一个温柔的唯情主义者，他喜欢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强调‘情’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他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对人物精神上的痛苦和困境，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感受。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古典知识分子，生活态度诚挚而庄重，孝敬父母，笃于友情，课子甚严。但是，在他身上，人们也不难发现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尖锐而坦率的批评精神。”面对莎士比亚剧诗的诸多“切片”，李建军说：“他之所以显得伟大和让人敬仰，根本上讲，是因为他关注那些与人生相关的重要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庄严的回答”。
最深入人心、生命持久的经典，一定是揭示了人性的“微奥”。李建军以大量的事实，反复论证了“文学是良心的事业，是人格所发散的光芒”这个亘古不变的创作真谛。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东方还是西方，文学一旦与人性、良知与人格不搭界，任其说得如何地灿若桃花，也是要在时间的阳光暴晒中，很快萎蔫得一息难存的。
启示四：承认“集体性共创”的前提，会使我们的创造、创新变得比较靠谱起来。李建军写到：“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他还说：“文学家都是‘集体性人物’，因此，必须克服那种蔑视他者和传统的傲慢倾向，甚至有必要在固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多种形态的‘再度创作’，只有人格健全，行己有耻，只有尊重传统，转益多师，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一个作家才有可能成为伟大作家，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作品。”这些对“集体性共创”基本内涵的概括界定，对当下过于玩弄“独创”与“创新”概念的时代，有着十分强烈的警示意义。当然，对于那些明明脱壳于历史、传统、前人、他者、“集体”的衣钵，还要自视、自挂、自我标榜“首创”、“独创”、“原创”者，就是另一个道德层面需要指斥的问题了。
真正要“尊重传统、转益多师”地承继文脉、赓续创造，其实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因为这要求创作者有深厚的积累，要有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对“前人”生命养分的已然吸纳与提取，这个吸纳与提取过程，甚至是需要庄子寓言里“佝偻承蜩”、“运斤成风”般的刻苦磨练与生命精进的，今天，谁又能下这样的苦功夫呢？因而，许多所谓“创新”，就只能是“抓瞎”、“搞怪”、“耍丑”了。无论汤显祖还是莎士比亚，都在向我们昭示：他们是塔尖，而这两座宝塔的基座与塔壁，就是他们以前数千年文明史的精神总装。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汤翁与莎翁，也是在为后人提供一种新的精神“装备”，该书是扛得起这个带有“总装”性质的研究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