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离乡

2003年，父亲雇了一辆面包车，装上家具，几袋子木耳，进了城。

离别的前夜，一条街的邻居们前来送行，屋子里坐满了人。大人一屋，孩子一屋，我和伙伴们在新买的海绵垫子上蹦着。那个清凉的夏夜，门窗敞开，迎着所有的客人和夜色，直到天黑得像掉下了一席苫布。

第二天清晨，天微亮，乡亲们已经来到了家门口。发小艳艳也起了大早，她送了我她最珍贵的漂亮胸针和一个红桃木刻的情字。在他们的泪眼婆娑中，我们出了村子。他们的身躯，路旁站立的波斯菊，远山，田地，一点点消失。

面包车将我们拉到了一处狭窄的小路上，左右是矮矮的房子，被埋在家家户户门前园子的瓜果蔬菜里，小路旁的波斯菊同样的纤细高挑。细看这房子都不是独立成户，好几户人家连成了一片，据说这一片的房屋曾经是公用，一问这里也是农村吗？人们也说不好，说这里是西岗村基建队。后来每次打车回家，跟师傅说去基建队，碰到老司机就明白了，他思索半天又叹口气说：“那儿，得十块钱。”

我有些失落，不停地问奶奶：“这哪是城市啊，不还是农村吗？”奶奶说：“那可不一样，这儿是郊区，想去城里坐公交车，用不上半小时就到了。”

第一次看见水泥街道，是去西岗小学上学。街道宽敞平整，似乎连灰尘也留不住，风肆意地在上面打滑，汽车疾驰的声音流畅优美，路灯直着身子耸向天，停止在了我脚下的岔路口。一眼朝东望去，像天堂的梦境，棉花的云飘满了街道。我站在路的一边，对面的同学朝我喊着：“你干啥呢，过来啊。”走过了许多次，我才能从容地穿越这条街。

直到进了城里，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车和人，怎么看也看不过来，又要注意脚下的路，紧张，手忙脚乱。三婶拉着我，我夹在人流中，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塑料袋。那时候最繁荣的大厦步行街里，摆着的还是一个个小房子搭成的摊位，互相紧挨着，三婶在油汪汪的兔子肉铺停下来，买了一只红彤彤的兔子。

我和家乡的发小艳艳通信，告诉她城市的模样：马路可宽了，人可多了，轿车也可多了，兔子都吊起来烤……

我激动地每次都说等你来我带你玩。她好奇地问我，岩岩，城里是不是有很多楼？你家一出门就能看到霓虹灯吗？岩岩，听说咱们村儿也要盖中学了，你能不能回来上啊。

我坐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艳艳，城里有高楼，有霓虹灯。我家不在城里，我焦急又仔仔细细地解释什么是郊区。

城里对于农村的孩子，就像天上的月亮，璀璨的银河，是心里种下的一颗未来梦。

艳艳，我想念我们玩过家家的后墙角，洗衣玩水的莲花湖，跑牛马车的土路，老乡手中清脆响声的鞭子。学校小店里的辣条，吃完最后一丝儿就到家了。艳艳，我多想回去和你们一起上学啊。

城里的水泥道修成了柏油路，夏天太阳的炙烤，黏腻腻的，散发着胶皮似的味道。笨重的大滚轮压过后很平整，把土地严严实实地掩盖住。我们松着车把子，在那上面，一口气骑过去。

村子里的中学没能如愿盖起，艳艳要到镇上念中学了，小客拥挤着学生，驶过坑坑洼洼的土路，颠簸着一车的叽叽喳喳。

同样怀念家乡的，还有父亲。酒桌上，父亲红通通的脸，一边夹着菜一边念叨：“我和你们说啊，俺们那个村儿真不是一般的村儿，莲花开一大片一大片的啊，可漂亮了！那湖里还有哈喇，我小时候还有乌龟呢。过两年就开发景区了。”他并不看人，盯着夹起来的菜，似乎在回味和沉思：“还是别开发的好。”

年幼时，这座城市带给了我一种见了世面的骄傲，而住了多年，新鲜感流走，邻居始终只认识那几户。街上那么多人，那么繁华，我们被裹挟其中，为了生计，为了升学，匆匆度日。我们从朴素的小山村来到亮晃晃的城市，却也从宽阔的天地里走进了狭窄拥挤，我们抛掉了种地的辛苦和远离喧嚣的闭塞，可是也失去了滋润身心的愉悦和享受生活的从容。

多年过去，我们又搬出了基建队，真正进了城里，拘在了一处六七十平的空间里。父亲把在农村种的小葱装成一袋一袋，放到几户邻居家的门口，回来的时候发现葱还在门口，父亲又失落地拎了回来。看着父亲的善意没有回应，我很心疼。因为我知道父亲心里的那份渴望，只有体会过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心里才一直住着善。

还有一回，父亲喝醉了酒，敲邻居的门，开门的是个小姑娘，一脸的嫌弃，将他拒绝在门外。妹妹告诉他熟悉的那个邻居出门打工，房子出租了。父亲失落地回来，自言自语地说一户不如一户了。

前不久，父亲终于熬不住了，和我们说他在家乡的老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活，是在山东。我们不放心，劝了又劝，他打听来打听去，乐呵呵地告诉我们：“莲花老家去了不少人呢！”

十多年了，而父亲离乡更有半辈子，却依旧没能将故乡的根从心底拔出来，种到别处。那种看似很淡却很深的思念，让我们仿佛从未离开过。

不知有多少次，我幻想着如果我们没有来城里，我会和发小一起长大，去镇里念中学，考大学，放假一起回家，一起去莲花湖玩水。父亲也不会寂寞，他会在田埂上，大山里，继续他的田园生活，享受乡人的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