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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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皖北农村文化生活都相当滞后，当时我们村庄300余户人家里就没有任何一家有收音机。由于村庄距县城和公社驻地较远，1974年，公社统一给各村安装广播喇叭时，也因线路太长，没有安装到我们村庄。在我的记忆里，整个70年代，县里和公社的电影放映队从没有到过我们村庄放过一次电影，幼时唯一一次看电影是在距县城10华里许的外祖母村里看《地道战》，返乡后，向小伙伴们炫耀，让小伙伴们羡慕了好一阵子。可以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和少年的娱乐活动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组织斗鸡、斗羊、斗狗等比赛，最有兴致的娱乐，就是和小伙伴一起围观邻居们吵架，并不时的助威、喝彩。
记得，1977年的冬天，我们村来了一位说大鼓书的。每晚说2个半小时的书，收取30斤红薯片作为报酬。当时村长从每户起2斤红薯片，用作村民听书的报酬。说书的场地设在村边的打麦场里，晚6点半准时开讲。村民们多在晚6点前，就扶老携幼团坐在说书台周围，静候说书人的到来。说书人说的是《七侠五义》，由于村民文化生活过于贫乏，加之说书人的演唱确实精彩，村民们全然不顾冬夜的寒冷，每晚都是说书到了规定时限结束，村民们依然围住说书人不愿离去，说书人无奈，只好再延长半个小时的说书时间。眼见村长起的600斤红薯片听书费用即将用完，可村民们听书入了迷，主动求村长再从各户人家中起红薯片听完这部书。村长深知家家的存粮都不宽裕，甚至有很多人家还揭不开锅，不忍心再起，劝村民们甭听了，放说书人走。但村民们死活不同意，村长奈何不了乡亲的坚持，只好再从每户人家中又起3斤红薯干，让说书人演唱完《七侠五义》。
自从听了大鼓书《七侠五义》后，我和小伙伴们就树立了做侠义之士的理想，幻想着有着一日能仗剑卫国护民，立功国家。故而，1982年，县城电影院上映功夫片电影《少林寺》时，我和小伙伴们通过种种手段弄到钱，瞒着家长结伴偷偷徒步到距我们村30千米远的县城观看《少林寺》。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年村民们就靠种植棉花改善了生活，手头有了闲钱，家家购买了收音机。记得，当时，每天傍晚5点半左右，乡民们就丢掉手里的农活返家，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刘兰芳的评书《说岳》《杨家将》等。我和小伙伴最喜欢听王刚演说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1984年，我们村住了地质勘察队，地质勘察队有一台日本产14英寸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每天晚上7点左右，全村的人就把地质勘察队驻地围得水泄不通，坐等收看《射雕英雄传》，一些村民们常为争占有利位置而闹矛盾。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村就家家购置了黑白电视机了，再也不用为看电视抢占有利位置而发生纠纷了。步入新世纪，家家又购置了超薄屏幕的彩色电视机，有的家庭甚至一人一台彩色电视机，各人凭喜好选择节目收看，再也不用为选台怄气了。现在，我们村的好多家庭还配置了家庭影院等电器，有的家庭闲暇时还借助家用电器进行自编自演、自唱等娱乐活动。
随着国家美好乡村建设步伐速度的加快，我们村早在2010年就建成了农家书屋，村民们闲暇时三五结伴到农家书屋找书阅读，获取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疑难问题。2017年，政府出资，又在我们村建设了文化广场和文化舞台，乡亲们在每天的早晚时间及农闲时段，就聚集到文化广场跳舞、打拳、弄剑，并组织了文艺宣传队，隔三差五在文化舞台表演自编自演的歌颂社会新风尚、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就的文艺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