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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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中广天泽传媒）是在正月初七开始策划这个纪录片的，我查了日历，才知道是1月31号。当时，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长沙120转运确诊新冠肺炎病人的，我就和大片中心的关敬蓉副总商量：我之前和120沟通过拍摄其他纪录片的事，资源还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拍摄一部关于120的抗疫纪录片。
不知道后来就怎么搞大了，变成了一部名为“守护我的城”的抗疫大片，而且必须动用一切资源来拍摄。当时就准备把武汉作为核心拍摄地，毕竟这是疫情的源头，纪录片没有武汉，怎么也说不过去。
其实最初机会也不错，2月7号，湘雅一医院派出130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我们团队也派出了四人小组，准备跟随他们到武汉记录。但后来这个事就黄了：上面有要求，未经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进武汉。公司赶紧向有关部门申请，得到的答复是：不许可。无奈，我们团队只好就在长沙开始拍摄。我最初是联络了长沙120和湖南省人民医院。刚开始，我们摄制组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防护设备不够，买都买不到。
120的蒋莉书记很支持我们的记录，她让我们出具了一个公函，然后自己跑到卫健委申请。而且，当时防护设备非常紧缺，即便如此，蒋书记也愿意抠出几套防护设备，给我们的摄像和导演。我和湖南省人民医院主管宣传的周瑾蓉主任很熟，我和她说了拍摄的事。她很快回复：支持，而且可以进他们的隔离病房。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适当使用他们的防护设备。
就这样，我们进驻了120和人民医院隔离病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等于说，我们的团队可以进入抗疫核心圈拍摄。很快，我们就记录到了大量一线抗疫的镜头：120转运确诊病人。120负压车从城市呼啸而过，从医院、社区，接收一个又一个确诊病人。
同时，我和摄像李招进也进了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主线是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万欢和90后护士李婷秀，一个做一线人员心理辅导，一个是一线护士。当时普通人对新冠肺炎的恐惧，比现在要强烈很多倍。很多地方都在封路，街面上看不到人，朋友圈到处都有人在找口罩，网络几十斤一桶的酒精，都有人团购买。
其实，医院里那些医生护士一样的恐惧，但他们没退路，很多人都是咬着牙上班。隔离病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医生护士都需要心理辅导。很多护士都是90后女孩子，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心理辅导老师稍微引导，一个个就流眼泪。
我们也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进了隔离病房，一开始确实有点怕。第一次穿上防护服，人就像被一床厚厚的棉被包裹着，特别是戴上N95口罩，呼吸都有点困难。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很小，又密闭，加上怕病毒扩散，空调和通风系统都关闭了。我们跟着医生护士，在里面拍摄一个班，差不多就是六个小时。时间长了，脑袋都是晕的，头也痛，主要是被护目镜压住了眼睛，也不敢去碰，怕污染眼睛。
其实长沙的确诊病例还不算多，大部分住在隔离病房的都是疑似患者。我觉得最让我震撼的，是一个四岁的小朋友。由于他和武汉小朋友玩过，对方又是确诊病例，他有肺部感染，必须隔离。孩子这么小，他的妈妈就只好进来陪他。刚开始，按照医院的要求，妈妈必须穿防护服。但小孩子看到妈妈这个样子就哭闹，最后妈妈也没办法，只好脱掉防护。我说你这样容易感染。他妈妈回答：孩子这么小，我能怎么办？感染我就陪他感染。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母爱有时候真的就是勇敢到你无法想象。有人会问我：他爸爸干啥去了。我也问了，他们家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女儿要爸爸，儿子要妈妈，就这样。我还听说一个九岁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感染了，去了长沙第一医院，小孩子最后确诊，一个人留在隔离医院。这个我没有亲眼看见，听护士讲起，心里也好酸。
我们在长沙拍摄了十多天，故事收线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但是，我也不敢回家，一直住在酒店。我也有家人，儿子，万一有什么事，我也怕。但说到进武汉拍摄，其实，我也一直耿耿于怀。我们的影片当时正在和优酷、B站谈，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武汉的故事，那人家真的不一定会要。但是，怎么进武汉？进武汉又会遇到那些困难呢？真的是一言难尽。
说个题外话，我现在想起来还想笑：有一天，我们去拍摄120转运，到了长沙第一医院的院区，车上下来一对母子，都是确诊患者。儿子先下来，母亲应该有八十来岁了，满头白发，下车不方便，李林医生就去扶了一把。老太太下车没站稳，伸手就往李林医生肩膀上抓，医生吓得一哆嗦，人猛地往下蹲，又不敢蹲下去，怕老太太摔倒。这个事是个人都怕，防护服其实是纸做的，一抓就破，万一被抓破了，医生就中招了。
拍摄记录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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