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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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宇科，中广天泽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内容中心导演。1月底进入长沙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拍摄记录片《守护我的城》。他说，不到武汉，这个记录片就不能叫做完整的作品。在他进入武汉协和医院驻守拍摄的十多天后，将主战场之中发现和感受的点滴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们。那么，就让他的《一位纪录片导演的武汉日常》成为这一段恒久而难忘的历史中的一部分吧！
（一）：孩子这么小，要感染我就陪他感染
我们公司（中广天择传媒）是在正月初七开始策划这个纪录片的，我查了日历，才知道是1月31号。当时，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长沙120转运确诊新冠肺炎病人的，我就和中广天择的关敬蓉副总商量：我之前和120沟通过拍摄其他纪录片的事，资源还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拍摄一部关于120的抗疫纪录片。
不知道后来就怎么搞大了，变成了一部名为“守护我的城”的抗疫大片，而且必须动用一切资源来拍摄。当时就准备把武汉作为核心拍摄地，毕竟这是疫情的源头，纪录片没有武汉，怎么也说不过去。
其实最初机会也不错，2月7号，湘雅一医院派出130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我们团队也派出了四人小组，准备跟随他们到武汉记录。但后来这个事就黄了：上面有要求，未经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进武汉。公司赶紧向有关部门申请，得到的答复是：不许可。无奈，我们团队只好就在长沙开始拍摄。我最初是联络了长沙120和湖南省人民医院。刚开始，我们摄制组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防护设备不够，买都买不到。
120的蒋莉书记很支持我们的记录，她让我们出具了一个公函，然后自己跑到卫健委申请。而且，当时防护设备非常紧缺，即便如此，蒋书记也愿意抠出几套防护设备，给我们的摄像和导演。我和湖南省人民医院主管宣传的周瑾蓉主任很熟，我和她说了拍摄的事。她很快回复：支持，而且可以进他们的隔离病房。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适当使用他们的防护设备。
就这样，我们进驻了120和人民医院隔离病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等于说，我们的团队可以进入抗疫核心圈拍摄。很快，我们就记录到了大量一线抗疫的镜头：120转运确诊病人。120负压车从城市呼啸而过，从医院、社区，接收一个又一个确诊病人。
同时，我和摄像李招进也进了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主线是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万欢和90后护士李婷秀，一个做一线人员心理辅导，一个是一线护士。当时普通人对新冠肺炎的恐惧，比现在要强烈很多倍。很多地方都在封路，街面上看不到人，朋友圈到处都有人在找口罩，网络几十斤一桶的酒精，都有人团购买。
其实，医院里那些医生护士一样的恐惧，但他们没退路，很多人都是咬着牙上班。隔离病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医生护士都需要心理辅导。很多护士都是90后女孩子，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心理辅导老师稍微引导，一个个就流眼泪。
我们也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进了隔离病房，一开始确实有点怕。第一次穿上防护服，人就像被一床厚厚的棉被包裹着，特别是戴上N95口罩，呼吸都有点困难。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很小，又密闭，加上怕病毒扩散，空调和通风系统都关闭了。我们跟着医生护士，在里面拍摄一个班，差不多就是六个小时。时间长了，脑袋都是晕的，头也痛，主要是被护目镜压住了眼睛，也不敢去碰，怕污染眼睛。
其实长沙的确诊病例还不算多，大部分住在隔离病房的都是疑似患者。我觉得最让我震撼的，是一个四岁的小朋友。由于他和武汉小朋友玩过，对方又是确诊病例，他有肺部感染，必须隔离。孩子这么小，他的妈妈就只好进来陪他。刚开始，按照医院的要求，妈妈必须穿防护服。但小孩子看到妈妈这个样子就哭闹，最后妈妈也没办法，只好脱掉防护。我说你这样容易感染。他妈妈回答：孩子这么小，我能怎么办？感染我就陪他感染。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母爱有时候真的就是勇敢到你无法想象。有人会问我：他爸爸干啥去了。我也问了，他们家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女儿要爸爸，儿子要妈妈，就这样。我还听说一个九岁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感染了，去了长沙第一医院，小孩子最后确诊，一个人留在隔离医院。这个我没有亲眼看见，听护士讲起，心里也好酸。
我们在长沙拍摄了十多天，故事收线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但是，我也不敢回家，一直住在酒店。我也有家人，儿子，万一有什么事，我也怕。但说到进武汉拍摄，其实，我也一直耿耿于怀。我们的影片当时正在和优酷、B站谈，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武汉的故事，那人家真的不一定会要。但是，怎么进武汉？进武汉又会遇到那些困难呢？真的是一言难尽。
说个题外话，我现在想起来还想笑：有一天，我们去拍摄120转运，到了长沙第一医院的院区，车上下来一对母子，都是确诊患者。儿子先下来，母亲应该有八十来岁了，满头白发，下车不方便，李林医生就去扶了一把。老太太下车没站稳，伸手就往李林医生肩膀上抓，医生吓得一哆嗦，人猛地往下蹲，又不敢蹲下去，怕老太太摔倒。这个事是个人都怕，防护服其实是纸做的，一抓就破，万一被抓破了，医生就中招了。
拍摄记录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下次再讲。
（二）：闯进全封闭的武汉城
我是个老记者，骨子里还是希望做的事情有挑战。这次疫情发生在武汉，但我们却一直在长沙拍摄，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但是，怎么去武汉呢？
有一天，长沙120去湘雅附一医院接确诊患者，我和搭档李招进去拍摄，就接触了湘雅医院宣传部严丽主任。我和她闲聊的时候，就提到了去武汉记录拍摄的想法。湘雅附一医院，派出了一支精干的医护队伍，在武汉协和西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他们在2月7号抵达武汉，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如果我们能够进驻武汉协和医院，那拍摄应该会有收获。严丽主任很支持我的想法，他随后联系了在武汉带队的钱招昕主任。
第二天，我去长沙市政府卫健委送拍摄函，出来的时候联络了钱招昕主任。钱主任简短地了解了我们的拍摄情况，随后告诉我：随时可以来拍摄，他去沟通驻地酒店，解决我们的吃住问题。但是，怎么去武汉，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
武汉从春节开始，一直处在封城状态。要想进武汉，除了走政府渠道，其他办法希望渺茫。我们剧组其实非常希望有人去武汉，影片中有了武汉元素，品质肯定会不一样。但是，谁也没有一个进城的好办法。之后，我们也尝试过和顺丰快递联络，看是否可以走志愿者的路径。但很快被顺丰回绝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肯定不想惹这个麻烦。
随后，我们小组进入了很长时间的等待：长达一个星期，我们被关在酒店，无所事事。我内心真的很煎熬，一方面因为无聊，更重要的是，明明有一个拍摄机会，却因为进不了城，眼巴巴看着故事一天天消逝，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
我通过朋友，联络到了武汉长江日报的记者、楚天交通台的记者，向他们咨询武汉的情况，询问进入武汉的途径。他们的回答让我发愁：别说进武汉，现在连武汉人想出自己的小区，都做不到。买菜购物，都要通过电商平台。
不过，我也通过他们了解到：如果武汉有单位可以给我们开一个复工证明，可以试一试能不能进武汉。我把这个想法和我们剧组的制片部门商量，尝试了多次，也没有找到一个单位愿意帮我们开证明。
事情在3月初有了转机。我们公司高层希望通过省委宣传部，直接向湖北省委宣传部申请。申请很快发出，我们在长沙继续等待消息。记得有一天，我们收到消息，说省委宣传部已经同意。我们随即开始准备：准备拍摄器材，采购了大量防护设备，消杀用品，甚至一些干粮。一切都准备好了，传来消息，要等待其他媒体一起进去。我后来才知道，是湖南卫视和湖南日报，三家一起进武汉。
剧组一方面通过省委宣传部申请，另一方面，我们准备直接开车到武汉，从高速度公路旁找个路口，直接溜进武汉。3月4号，我和摄像李招进做好准备，让制片部第二天派个人开车，我们俩找个路口，溜进城，让武汉的朋友开车过来接应。有意思的是：3月4号晚上，我们接到湖南省委宣传部的通知：明天进武汉。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按照湖南省委宣传部的指引，我们进入湖北交警网，填写了去武汉拍摄人员的资料，申请进城通行证。5号，申请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在等待的时候，公司高层给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送行。领导给我们送了一束花，拍了一张照片，嘱咐了一些注意安全之类的话，我们就开车出发了。
汽车开到京珠高速，我内心还是很激动的，这一趟出行，真的是曲曲折折。但总算还是成行了。虽然时间上有点晚，但有聊胜于无。往后的拍摄证实：这一趟出来，还是对的，不到一线，很难拍到后来那些真实的素材。武汉毕竟是一线，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汽车开出湖南，越过临湘，进到湖北，情况就明显不一样。以往繁忙的京珠高速，已经变得非常空旷，有时候前后都看不到一台车。看到高速公路上的巨大横幅：湖北人民欢迎您，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在服务区加油的时候，几位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测量体温，让人心里更紧缩起来。
很快，我们进入武汉三环线。下午三点，六车道的马路，一辆车也没有。行驶在空旷的马路上，车轮压着地面发出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远处是罩在薄雾中的城市，如梦如幻，让你怀疑，这是否在地球。
（三）：直击最危险的气道切开手术
我们摄制组是3月5号从长沙出发，进驻武汉协和西医院开始记录拍摄的。到今天（3月17号）为止，已经连续拍摄12天时间。
摄制组从长沙派往武汉的有我、摄像李招进两人，在武汉当地聘请一名摄像戴昊。抵达武汉后，主要在武汉协和西医院隔离病房12楼东拍摄，记录湘雅援鄂团队的故事。湘雅援鄂团队从领队钱招昕、李丽，不仅协助安排了团队的住宿和吃饭问题，而且尽一切可能，为团队提供拍摄方便。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们的拍摄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我们摄制组和湘雅团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已经找到记录的核心支点：围绕危重症救护展开拍摄。湘雅团队在武汉协和西院的救治工作，收到的是一片赞誉之声：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病房还是酒店，听到的都是感激之词。病人看到湘雅的医生护士，都是竖大拇指，很多病人都说是湘雅人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所谓“北协和、南湘雅”的名头，在这里还是叫得响的。
湘雅团队的过人之处是什么？这是我们摄制组进驻之后，观察和思考的主要问题。当然，他们和其他团队一样，有着医者仁心。但更重要的，是团队对医疗资源的合理调度，是对患者的科学分类和精细化管理。
湘雅团队派到武汉的医生护士，可以说都是湘雅的精干力量，尤其是危重症救治力量，算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但病人的情况复杂，他们所主管的11楼东、12楼东两个病区，除了普通患者，还有不少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对于病情不一样的患者，如何配置资源呢？湘雅团队根据患者身体状况，做出了对病人分区管理救治的方案。大体上，以12楼东4号病房为焦点，设立临时ICU病房，集中精干力量，抢救危重症患者。靠近4号病房的3号和5号病房，收治重症患者，其他患者依次排列。而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4号病房。
拿湘雅团队的话说：4号病房主要是救命，其他病房基本是治病。这样的资源配置，能很合理地发挥湘雅团队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治病救人。我们的拍摄记录，也就围绕4号病房展开。转入4号病房的患者，要么是处在新冠肺炎风暴中心的患者，要么是因为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被新冠肺炎攻击而生命垂危的患者。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亲眼见到了几位处在新冠肺炎风暴中的病人，在湘雅团队的精细化管理救治下，病情缓解，顺利转出4号病房。也有些患有冠心病、高血压、老年痴呆的患者，经过团队救治，起死回生。但遗憾的是，我们也亲眼看到，两位新冠肺炎患者，没能走出风暴中心，呼吸系统衰竭，离开了人世。
我们知道，医护人员已经尽了全力，但是，病毒的可怕之处在于，病情恶化往往急转直下。前两天还和医护人员正常沟通的病人，突然就插管了，突然就离开了。生命的脆弱，让医护人员也无能为力，唏嘘不已。
今天上午，武汉协和西院的12楼东湘雅病区4号病房，有两台手术要做。主刀的医生，是湘雅重症科刘志勇教授。刘教授是我们跟拍的主要对象，也是4号病房最“活跃”的医生。现在，4号病房还有4位危重症患者，其中3个人都处在昏迷状态。而只要涉及气道切开、胸腔穿刺之类的手术，都是刘教授主刀。医护人员把隔离病房称作“舱”，上班叫做“进舱”，下班叫做“出舱”，说起来有点像宇航员的工作环境。
在舱内做手术，和以往他们熟悉的病房手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舱内为了防止感染，医生要穿厚厚的防护服，戴三层手套。而气道切开手术，是在呼吸系统完全开放的环境下操作，病毒会随着气道喷涌而出，所以，医生还必须戴上正压头套。怎么形容呢，看上去就像电影里的宇航服，里面的空气不和外部直接交换，进入头套的空气，必须先过滤。
这样，就给手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首先视线就是一个很好大的问题。戴了护目镜、又戴一层正压头套，肯定影响视线。另外，戴上三层手套，手的触感就会减少大部分，这给医生手术定位造成了很大困扰。而且，在临时ICU做手术，配套设备也不是很全。
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刘志勇教授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手术。两台手术，虽然不是什么大手术，但也够折腾人，他完全是一个人单独操作，只有一个小护士在旁边控制呼吸机、协助拿点小东西。出舱的时候，我看到刘教授的裤腿都湿透了，大量出汗，呼吸困难，看得出这位40出头的医生体力有些不支。
（四）：手机拽在手中，家拽在心上
这两期，我们说一说病房里的故事。
我们摄制组所在的这个病房，是武汉协和西院的12楼东。进病房上班，就叫进舱，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形象：病房是全封闭的，进去之后，除非下班，人就不能再出来，这很像宇航员的工作舱。所以，进舱之前，尽量不要喝水，如果因为憋尿，浪费一套防护服，就不值得了。另外，穿脱防护服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进出一趟，花费的时间差不多需要半个小时。
我们在新闻画面里，经常看到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这个很有必要。因为穿上防护服之后，医护人员之间也搞不清谁是谁，患者就更不知道你是干啥的。有时候，医护人员会把我们当成同行，让我们干活儿，仔细一看，才知道我们是摄制组的人。
穿防护服干活儿，确实是一件辛苦的事。一层层的防护，安全是安全了，但会带来很多麻烦。比如：有的人怕热，防护服不透气，穿着这种衣服干活儿，一会儿就会浑身流汗。如果运气不好，你戴了一副不合适的护目镜，有可能就压住你的某一根神经。刚开始感觉不到，时间长了疼痛难忍。在舱内，再不舒服，你也不能用手去碰你的头。这在舱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有一次，我们的摄像李招进，就因为被护目镜困扰，不得不提前出舱。随后的拍摄，就是由另一个摄像戴昊单独完成。当然，品质就会打折扣。而对于医护人员的操作，防护设备也是一种困扰：打针注射的时候，戴了两层手套，触感就会大大降低，找血管就得靠感觉加经验了。动手术就更是一个考验，医生在做手术定位的时候，就要非常谨慎。
进舱前，护目镜的处理也是有技巧的：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医用碘酒擦拭。但湘雅团队一般都是用洗洁精擦拭，然后晾干。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护目镜没有处理好，我戴上护目镜，在舱内活动一会儿之后，嘴里呼出的水蒸气，很快就凝结在护目镜上，一团雾气，走路都看不清。现在，我就只用洗洁精了，效果比医用碘酒要好得多。
舱内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女性。虽然这些年男护士在增加，但女性依然占大多数。女孩子多的地方，总会有很多女性化的创意。穿上防护服之后，如果想带一些小零碎儿，就比较麻烦，因为防护服没口袋。比如你要拿温度计、纸和笔，你又要做操作，就很不方便。有的女孩子就用把输液袋从中间剪开，再用输液管系在输液袋上，做成一个小小的挎肩包，上面再画上一个香奈儿的标示，很有范儿。
有些患者年纪比较大，不太会说普通话，或者因为病情严重，无法用语言交流。护士就用有一个纸板，上面画上吃饭、喝水、大小便、不舒服等字画，患者有什么需要，就往纸板上指一指，交流就完成了。有一天我们跟拍一个夜班，突然我身后的护士张琪在叫。我回头看，她的一只手指，伸进一个老太太嘴里。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被老人家咬住了手指。过去一看，才知道是老人咬住了输液管，她在用手掏。一边掏还一边喊：奶奶，你还咬了什么？
老人其实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但有时候会抓东西、咬东西。所以，护士需要把她的手戴上一个布袋手套，尽可能让输液管离开她的嘴。当然，老人的这种状态，也是好事，说明她的身体再恢复。我们拍摄的危重症病房，是武汉协和西院12楼东的4号病房。病房里一般都是4位患者。其中一位恢复得很好的老人，成了病房里的刺儿头。有一天，一位男护士护士准备给老人喂饭，老先生很生气，一边摆手一边吼：走，你走。坚决不要小伙子喂他。然后自己拿过饭盒，坐在床上自己吃。然后，还把吃剩的虾皮，丢得满地都是。
护士也没办法，回头跟我说：他能自己吃饭，说明恢复的不错。然后对老爷子说：多吃点，有营养了，才有力气。后来我知道老爷子发脾气，一方面是病疼折磨，难受。另一方面，在医院呆了一两个月了，希望儿子来陪陪他。医生告诉他：这里有病毒，你看，我们都穿着防护服，你儿子来了，会被感染，不能来。老爷子听完，也就不吭气了。
老爷子喜欢喝牛奶，但医院并不是每一餐都配备牛奶，护士就到处找牛奶给他喝。老爷子也舍不得一起喝完，喝几口，就赶紧拿盖子盖住，放在床边。我拍到一个镜头，是老爷子吃完饭睡觉，他手里还拽着自己的手机，紧紧地拽着。我心里想，老爷子可能是真的想家了，手机是唯一和家里联系的工具，他只有拽在手里才踏实。
（五）：那些忘了说再见的人
继续说病房里的那些事儿。
首先，要回复一位朋友的疑问：医护人员在舱内工作，为什么不穿纸尿裤？这个我想澄清一点，纸尿裤是配备了的，但是，穿在身上很难受。防护服不透气，本来就热，你还穿条纸尿裤，这比憋尿还难受。另外，即便你穿上纸尿裤，你就真的尿得出来吗？绝大部分恐怕还是尿不出来。现在，舱内一个班是四个小时，只要你进舱前不要喝水，一般还是没问题的。
我们拍摄的主要场景，就在武汉协和12楼东的4号病房。这里是湘雅附一团队，在武汉协和的主战场。他们集中了优势兵力，主攻这个临时ICU病房。
这样做也是有依据的，而且这都是所有团队踩过的坑：新冠病人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说得不好听一点，要么生要么死，没有中间。对于大部分患者，差不多就是一个感冒而已，所以，你会看到方舱那么多人跳广场舞，他们就是得了一个感冒。但另一部分病人，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处在新冠病毒风暴中心的人，这不分年龄性别，不分身体好坏，进入风暴中心，你就很危险了。比如李文亮，他很年轻，但不幸他进入了新冠病毒风暴中心，病毒猛烈攻击肺部，病人肺部功能功能衰竭，被憋死了。还有一种，如果你有基础疾病，主要是指心脏病、高血压、肠胃病。那很不幸，这是你身体的薄弱环节，病毒会趁虚而入，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基础疾病的人，最后被病毒吞噬。
而4号病房，就是专门收治那些处在新冠病毒风暴中心的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我们拍摄的这段时间，就有两位病人离开了。而且病情往往急转直下，让人防不胜防。
我们最初拍摄的43床（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们都用床号代替），年纪不算太大，60多一点，身体看上去很壮实，头发黑黝黝的。但他处在新冠肺炎的风暴中心，插了管、上了呼吸机。有一天我们在跟一个凌晨班，大夫查房时直摇头，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不行了。果然，早上七点多，人就走了。
这位患者的离去，医护人员都有心理准备，因为患者的肺部功能完全丧失了，死亡是迟早的事。但另外一位患者的离去，连医护人员也没有料到。他是从5号病房转过来的，住在45床。武汉的习俗是：患者非常忌讳转床。但他的病情很严重，医生说了很多好话，他才同意转。
他转床的时候，我们只发现他呼吸很困难，轻微的移动，患者也觉得很吃力，大口大口地像喝水一样呼吸。但他精神状态还可以，求生欲望很强。吃饭时，他坐起来，还尝试着吃了几口，我觉得他很害怕，希望自己像一个健康人一样吃点东西，想证明点什么，但最后还是放下了。
45床的管床医生是刘志勇教授。刘教授是湘雅重症病房的主力医生，临床经验很丰富。上次我说的，一个人、两小时内连续做两台手术的就是他。
45床的患者很依赖他，经常抓着他的手，很长时间也不松开。有一次，医生询问完病情转了个身，患者伸出手在空中抓了几下。他的动作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我觉得他内心肯定极度缺乏安全感。恐惧，是人的本性。
45床基础疾病比较多：有冠心病、胃癌，胃癌动过手术，有切除，但胃内有糜烂性伤口。刘志勇教授说：病人胃部不能出血，如果有出血需要输血，血就会从伤口流进内脏，那就完了。
45床在4号病房住了两天，最后还是因为病情不稳定，转到了医疗条件更好的2楼专业ICU。我们也跟拍到了2楼。这里是广州医科大学的援鄂病区，据说是钟南山的呼吸重症团队。这里有二三十张床，全是危重症患者，基本都靠仪器维持生命，而且设备大部分我都没见过。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戴正压头套的医护人员。怎么说呢？这就像电影里的外星人基地，看上去真的震撼。
45床患者很紧张，抓住刘教授的手不肯松，问他：我什么时候能回4号病房。刘教授说：你不要急，等你稍微好转了，我们来接你。第二天，我听说这个病人指标有好转，大家都松了口气，期待他能回来。但是，第三天就听说他插管了，我就知道麻烦了。再后来，我采访刘志勇教授，他告诉我：老*走了。
刘志勇教授私下跟我说了一些如果、也许，但病人就是走了，我们都觉得遗憾。他那么期待转回4号病房，估计他的人生还有很多未能完成的愿望。
但有时候，医生也很无奈。
（六）：特殊环境下的医患关系
我们这一期聊一聊特殊环境下的医患关系。
首先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的医患关系，很难作为日常医患关系的参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病不要钱。医生开药、上设备、做手术，不必考虑患者的承受能力。这样，医生治病，就不太受外界其他因素干扰。而患者，也不必担心医生开“大处方”，患者在舱内，不仅治病吃药不必花钱，而且吃饭都是免费的，这极大地简化了医患关系。
我观察了一下患者的一日三餐，和医生护士的餐饮几乎没有区别。每顿饭三四样菜，有时候会配鸡蛋羹、汤、水果、牛奶。我也问过医生，如果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你们的工作会不会轻松一大半？他们基本都是笑一笑。
而在舱内，治疗过程也相对简化：一个患者，需要动手术，医生只需要和患者家属电话确认一下，上午确认，下午就可以手术。一个患者要抢救，需要上仪器设备，也基本都能满足。到了后期，患者要上ECMO，也基本可以上。这种设备又叫人工心肺，只有一些比较大的三甲医院才有，而且费用惊人，开机就是10万往上。但在舱内，只要患者需要，该上就上，不计成本。
说一说我们拍摄的核心对象，湘雅医院重症监护室主治教授刘志勇。我不太清楚他在湘雅是什么状态，但在武汉协和，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责任心、有激情的一位医生。来武汉一个多月，他每天都会进舱。别的不谈，这确实需要体力，我有深切感受：在舱内工作，人肯定处在一种缺氧状态，这有点像一个人去西藏干活儿，虽然你干的事和平时没什么差别，但体力上消耗肯定更大。
对待患者，刘志勇教授也算尽心尽力了：除了正常的治疗，还需要和患者建立起信任。因为患者的家属没有在身边，他们把一切都交给医生，特别是那些危重症患者，他们面临的是生死考验，所以，医生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刘教授对待危重症患者，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每天病程的发展、吃什么药、吸多少氧、未来几天将面临的考验，他都会和患者仔细交流。而患者其他的一些需求，甚至他们想吃什么？喝什么？他也会努力满足。
我们住的酒店，总经理姓李，是一个为人仗义的湖北小伙儿。我们聊天时，他说有一件事他非常受感动。有一天，他值夜班时，发现一个小姑娘拿一个大口袋，背了很多牛奶、饼干和水果。他就跟小姑娘开玩笑说，晚上不能吃这么多零嘴。小姑娘说，不是他要吃，是舱里的病人想吃，她是给病人带的。
驻守在武汉协和医院的湘雅团队，和所有患者都建立了“临时亲属”关系。对于年纪大的患者，那些小护士都是爷爷奶奶的叫。只要一上班，很多护士都会去和自己的“临时亲属”聊聊天。长时间地被隔离，见不到家人，和医生护士呆在一起，也确实就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医护人员经常跟我们讲：现在，他们就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这个话要在别的地方说，我觉得有点矫情，但在舱内，我还是信。你想想：在这些医生护士来之前，很多病人别说住院，买个药，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支援的医护人员来了，他们才有了盼头，才住进了医院，才有了安全保障。
以前在医院外面，这些病人肯定也没有少被人排斥，这我也理解，恐惧人人都有。现在，医生护士冒着风险，给他们治病，而且还左一个爷爷，右一个奶奶的喊，病人们内心还是感激的。
所以，我们也会经常看到，病人尽管已经核酸检测转阴了，身体也正常了，就是不愿意出院。甚至跟医生商量：不行的话还观察下，再养养？
17号病房有个老先生，是从4号病房转出去的。严重的时候，病人肺部已经出现大面积损伤，CT影像严重毛玻璃化。人一度产生幻觉，非常清晰地见到了已经过世30年的父母。他说自己不停地喊：爸爸妈妈。但他爸爸妈妈只是笑，并不理他。湘雅团队经过一段时间精细治疗，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转到普通病房后，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最近一段时间，老爷子努力让自己生活自理，特别是大小便、喝水、吃饭，能不要护士帮忙就不让护士帮忙。他对我说：你看看，这些孩子在家，都是宝贝得不得了，我怎么能这么使唤人家呢？
就在昨天，湘雅团队主管的11楼东全部收场，人都要转到12楼东。11楼东剩下几个病人，其中一个阿姨哭着要跟上去。领队李丽跟我说：这怎么办，那也只能把她带上去。
（7）：离医院一步之遥却倒在外面
经常有好朋友关心我：老胡，你要注意点啦，武汉很危险的。也有人叮嘱我：老胡，一定要注意防护，病房里可开不得玩笑。还有人夸我（有点调侃的意思）：老胡，你是英雄。
我年纪一大把了，因为多年做记者工作的原因，灾难见了不少：08年的汶川地震、03年的非典、冰灾，我都在最前线。其实，这都只是我的工作。但说实话：这次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地震和冰灾，灾难看得见。非典那一年，我在湖南报道，确实没有感觉到威胁。但这次的新冠肺炎，是无形的，而且破坏程度前所未有。你说不怕，其实也是假的。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对我恐惧的东西，我需要面对它，才能克服恐惧。也许，我这次一步步走进武汉，也许就是希望靠近恐惧。靠近了，我就能克服它。3月5号，当我把车开到武汉三环线上，宽阔的6车道上只有我们一台车在走，远处的城市在薄雾中若影若现。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兴奋的。当我穿上防护服，拖着刺刺啦啦的步子，进入武汉协和西院隔离病房后，我的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这就是我对恐惧的体验：靠得越近，我内心其实是越安静的。不说我吧，我觉得说来说去有些惭愧。我一个大男人在这里矫情，那病房里一大群一大群的女孩子，会笑话我的，但愿她们没看到这篇文章。
我们拍的团队里，最小的护士是96年的。护士团队，估计一大半都是90后，她们都没说怕，我想都不好意思想。虽然没说，我知道她们也曾经怕过。湘雅附一派到武汉协和的团队，是2月7号从长沙出发的。有一天，我们在武汉协和跟拍夜班，闲下来的时候聊天，发现大部分女孩子出发前都哭过。就是那种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流泪。我猜测，这应该是一种面对未知危险的复杂情感。毕竟，当时武汉的情况那么严峻，网络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人倒在街头。
我们跟拍的几位医生，都是经验丰富的主任或者教授，他们当中一些人有过援非经历，在塞拉利昂对抗埃博拉病毒。其实，埃博拉也是很危险的病毒，死亡率非常高。但是，那是消化道传染病，只要你管住嘴，问题就不大。但这次是呼吸道传染，是不是还加上消化道传染，当时并不清楚。所以，包括那些援非对抗过埃博拉的医护人员，心里也没底。
我所知道的：湘雅团队抵达武汉协和西医院后，第二天就开始收治病人。最初，病人是用公共汽车运来的，一批批涌进来，看到床位就像看到救命稻草，这使得团队无法进行分诊。而我也听说有个别病人，仅仅是离医院一步之遥，却倒在医院外面。
作为医护人员，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刚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往的经验，在新冠肺炎面前，多少有些失效。要说他们怕，就是怕自己的治疗方案无效，手里都是人命，哪怕一点点闪失，都可能会出大问题。
这些隔离病房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后来改建的。医护人员进出舱，都必须经过几道门，大概是三个房间。出舱的时候，第一个房间是污染区，在这里脱掉大部分防护设备。然后进入第二个房间，是个缓冲区。然后进入第三个房间，是个半污染区，脱掉所有防护设备后，才出来到洁区。刚开始，医护人员对医院的环境并不熟悉。我在拍摄过程中，听一个叫王薇的护士，讲了自己出舱的恐怖经历。
王薇说自己一天上晚班，下班后晕晕的。平时我们都在9楼出舱，她下到11楼后，就看到了和9楼格局一样的房间，于是她就在这里脱掉了防护设备。当她走出半污染区后，才发现又进入了一个病区。这在舱内是很危险的事：等于她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污染环境里。这个90后的小姑娘当时就吓坏了，呆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随后，她经历了无比漫长的观察期，检验期，最后才确认没有被感染。但中间的煎熬，她说不可描述。她甚至不敢告诉家人，一个人默默承受下来。
现在，新冠肺炎在武汉，已经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劳动。他们恐惧过，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的恐惧。至今，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是零感染，这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八）：我也被轻度感染过
以下文字全部是我的个人感受，以及日常经验总结，不具备任何科学依据。我和同事们在新冠肺炎最严峻的时候开始纪录工作，先后在长沙和武汉的隔离病房拍摄。在纪录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大量的医护人员和患者，见证了差不多全流程的治疗过程，访谈了一线医护专家，并参与死亡病例讨论和危重症病例会诊。所以，对于这个病毒，我们应该比普通人见识多一点点。但由于我们不是医生，也只能凭借这一点见识，说说个人的一些感受。
首先，一线的医护人员、隔离病房的志愿者，包括我们这些天天泡在病房的纪录者，大多数都曾经被病毒轻度感染。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被病毒感染了呢？一个感染新冠肺炎冠状病毒的患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排名第一的是持续发烧，浑身无力，其次就是咳嗽和呼吸困难，也有人会厌食、拉肚子，甚至肌肉酸疼。
我和摄像李招进，都有一种表现，就是进入武汉协和西医院之后，连续几天拉肚子。虽然并不严重，但肯定是消化系统出了小问题。这个病毒有个特点，首先攻击人类的呼吸系统，但也同时攻击人类心脏、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如果你的某个系统本身有问题，那就很危险。我个人是消化系统有些小毛病，比如胆囊炎、肠胃炎，我的表现就是拉肚子。
那为什么几天后症状消失了呢？我认为是我的免疫系统启动了，他们经过几天的工作，识别出入侵的病毒，很快就发起了攻击。所以，往后的工作中，我虽然在舱内通过呼吸，吸入了少量病毒，但很快就被我的免疫系统杀死了。但我不认为我产生了抗体，因为病毒数量过少，并没有激发我的整体免疫能力。免疫系统不认为病毒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所以，抗体的事没有纳入免疫系统的年度计划。
哈哈，我瞎猜的，不要喷我啊。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的目前疫情下，我们出门要不要戴口罩？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参加群体性聚会，或者进入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尤其是公共交通工具、医院和超市，就需要戴上口罩。但是，如果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空气流通，其实没必要戴口罩。即便吸入少量的病毒，人体免疫系统是可以杀死它的。
我就这个问题，咨询了抗疫一线教授级医生，他们的说法不一。但大多数认为：防护的主要目的就是阻止病毒进入人体，合格的防护下，病毒是不可能进入人体的。所以，我以上的分析应该不靠谱吧。我以前说过，大部分患者都可能自愈。对他们来说，感染新冠病毒，跟感染普通流感病毒，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注意，我说的是大部分人类。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死亡者呢？
我们在媒体上，看得最多的就是基础疾病患者最危险，死亡病例中，大部分就是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也就是说：新冠病毒并没有打算杀死人类，因为的主要目标是找到自己的宿主，存活下来。但这个病毒毕竟是第一次和人体共生，并不了解人体的耐受力。那些有基础疾病的人，一但被病毒入侵，最先受到攻击的就是那些病变的器官。
我们的一个纪录对象，4号房45床：他本身有冠心病、有胃癌手术史。当他处在炎症风暴中心的时候，他的心脏瞬间严重超负荷，肌钙蛋白一度到了2600多，这在所有危重症患者中，都是少见的。这个患者恶化的进程，也明显比其他患者要快。随着血液中二氧化碳的迅速升高，患者的恶化不可逆转，短短三四天时间，患者就因为心肺衰竭，在我们眼皮底下逝去了。虽然协和西医院有目前最高端的设备，最好的重症科医生，他们也是回力无力。
那么，没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是不是就高枕无忧呢？不一定。有一部分人对病毒的耐受力天然比较弱：一些二十来岁、三十来岁的患者，本身并没有基础疾病，但是，随着炎症风暴的来袭，他们最终无法抵抗，被炎症夺取生命。
一位从4号病房逃出生天的患者对我感慨：你看看，当时我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那几个人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我觉得自己可能不行了，但最后那些人“走了”。他们才多大？四五十岁吧？有些医生私下对我说：作为一个病毒，它本身真的是太优秀了。它知道用什么办法，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以后，它会变得更聪明，找到和宿主更好的共存的办法。
（九）：大多数人都不再哭泣
首先，不可否认，这次疫情，对全人类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今天，我在朋友圈还看到有人在描述自己的心情，各种感慨，然后就是哭。很多人甚至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哭：是因为恐惧、担忧，还是因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被病毒威胁？当然，那些真正深陷其中的人，他们可能连哭的机会都不多。看看武汉各大殡仪馆，那些领自己亲人骨灰的人，大多数都不再哭泣。我在前面写过一篇日记：那些忘记说再见的人。大部分因为新冠肺炎过世的人，都是在仓促中离世，根本没机会和亲人告别。
这是一件残酷的事。那我为什么说，疫情又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呢？首先说说患者和医护之间的距离吧。据我所见，在隔离病房内工作的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尽心尽力，我深有感触。医生和护士冒着生命危险，对轻症患者做基本治疗，对重症患者，穷尽一切手段救济。而在治疗之外，医护一边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一边关切患者的心理感受。
湘雅团队重症医生刘志勇，所接触的大多是危重病人。在武汉协和西西院12楼，危重病人都需要集中在4号病室。有一天，一位有基础疾病，处在炎症风暴中心的患者要从5号病房转到4号房。武汉当地有个习俗，病人住院，最忌讳的就是转床。而且，和很多地方一样，4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所有的病房都没有4号床。为了让这位危重症病人转床，刘教授只好告诉他：4号病房面积最大，有很多监护设备，只有那里才放得下，转床对他的治疗有好处。
而在治疗过程中，刘教授每次都会握住患者的手，轻声细语地和患者交流，尽最大可能与患者建立亲密情感。我看过一个视频，在黄冈，医疗队撤退的时候，有人跪在地上送别。我个人不赞同这种情感表达，但我相信，他内心的情感是真挚的。
医者仁心，患者感恩，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医患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的被拉进了。他们都是普通人，疫情之下，人类善良的情感被最大限度地激发。我们所住的酒店，是武汉蔡甸开发区喜瑞得酒店。他们需要为至少两百名医护人员提供吃住。但相对于平时，他们的人手减少了80%，疫情下，敢来上班的人不多，更何况是为天天进舱的医护人员服务？
前台两位小姑娘，从我们住进来开始，二十来天了，她们几乎每天都在。两位女孩除了客房的基本服务，还要负责280人的进店消毒。医护人员工作是二十四小时的，可想而知，她们俩有多不容易。三八节那天，湘雅的医护不知道哪里搞来一些鲜花，很有仪式感的送给两位前台小姐姐，两个妹子哭得稀里哗啦。
（十）：影像是不会撒谎的
纪录片拍摄团队来说，面临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记录生涯的第一次。首先是人员的安全：我们的工作，其实和医护人员的区别不是很大。我们进舱的频率，要高于大部分医护人员。所以说，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危险，并不比医护人员低。
按照安全规定，武汉协和医院湘雅团队，每一个班进舱的时间是四个小时。从3月份开始，他们进舱两次，一般会休息一天。但我们做不到。我作为导演，最密集的是一天进舱两次，一次的时间也差不多是三个多小时。也有人问我：你干嘛要每天进舱？这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系。以往我们的拍摄，都是先踩点，先了解拍摄对象和拍摄场景，制作拍摄计划，然后实拍。但这次的情况不允许，我必须一边拍摄，一边清理故事线，跟着故事线走一步拍一步，所以，所有的场景我必须在场。
比如：一个病人要转床，要进我们的拍摄场景，也就是4号病房，那我必须第一时间掌握。一个病人要做气管切开，也许是上午决定，下午就要手术。如果只有摄像在场，那他可能没关注到这些即将发生的故事，有可能造成重要故事的漏拍。所以，我作为导演，必须时刻跟着故事线上的人物，做出拍摄计划。也就是说，只有我尽可能的在场，才能保证细节和重要故事的不遗漏。
那我们怎样保证自身的安全呢？说实话，我不能保证自己百分百的安全。但我相信，只要我做好必要的防护，就不会有问题。作为弥补，我必须在睡眠和营养上下点功夫。睡眠好、营养保证，身体的抵抗力就不会下降，即便有少量的病毒被我吸入呼吸系统，我的免疫系统也能搞定它。所以，我有空就使劲儿喝牛奶。我差不多是把牛奶当水喝，拍摄期间，我喝牛奶的频率，应该是有生以来最高的，尽管我并不太喜欢喝牛奶。
同时，在防护上我也还是很注意的。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呼吸系统。我戴口罩的时候，就比较谨慎。有时候会用力过猛。进舱的时候，一般是戴两层口罩。里面一层N95口罩，外面再加一层医用口罩。有一次，我戴N95口罩的时候，绷带系得过紧，我在舱内呆的时间又很长，结果出舱以后，我恶心呕吐了很久，没有食欲。当时我很担心，以为出了问题，后来医生告诉我，是缺氧造成的。我嘴里呼出的二氧化碳，不断被重新吸进肺部，造成我血液内的氧饱和度下降，身体就出现一点反应。过了几个小时，我也就慢慢缓解了。
另外，我们的设备其实也很难处理。我们带进舱内的拍摄设备，有一台松下280的摄像机，还有一台佳能5d3。附件包括三个小蜜蜂收音设备，和一个独脚架。这些进舱的设备，在拍摄期间是不能带出的，一直到拍摄完成后，我们会用酒精对所有设备完全消毒，然后用一个塑料箱子装好密封，在短时间内，是没有人会打开使用这些设备的。即便设备上残留有少量病毒，但病毒是需要宿主的，如果残留在设备上病毒没有宿主，据医生讲几天就会死亡。但我估计：半年内，没有人会使用这些设备。
但有个东西，我们必须每天带进带出，那就是拍摄用的储存卡。因为我每天都要上载视频，整理后尽快发送给公司的后期。我的处理方法是：每天出舱的时候，用75%的酒精，对卡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毒。（就是把卡浸泡进酒精里面），然后，用酒精将医用纱布浸湿，将储存卡包裹在医用纱布里面，带出舱外。而且，我还要一边走，一边用随时用手边的酒精喷洒。
进到房间后，打开纱布，我也要先戴上医用手套，喷洒酒精，然后再导出素材。尽管我自认为做到了万无一失，但内心其实还是有些担心，毕竟，这是从舱内带出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我们冒了一些风险去做这个记录，但我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我们从一个角度，记录了2020年，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新闻有新闻的价值，而纪录片，更深层次地关注了抗疫过程中的人、任何人之间的连接，他们的情感和善良、相互关照，还有那些无奈和悲剧。
我们会一直记住这场灾难，和灾难中那些人的面孔。如果记忆出了问题，那这些影像会告诉我们，2020年那个初春，世界发生了什么，它是不会撒谎的。（完结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