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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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麦克丢掉了他的工作，就在圣诞节前。那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敲门的时候，老麦克才刚放下他的猎枪。年轻人有个很长的名字，意大利名字。他说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在洛杉矶干过黑帮。在父亲被送进监狱之后，他去哈佛拿到了法学学位，做了律师。他说他的父亲是个混蛋，然后他慢条斯理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退休合同。“和家人们好好过一个圣诞节吧。”年轻人拍了拍老麦克的肩膀，把笔递到他的手边。
他们找了个五大三粗的俄国人来接替他。年轻人给他看过了相片。那个俄国人扛着一支鱼竿，胸肌像是要撑破那件山姆大叔的T恤。但老麦克一眼就看出他干不了这份活，他说他敢花50美元打赌这个俄国人根本不会用猎枪。“我知道您壮得还能徒手打死一头熊，”年轻人耸了耸肩，“但您该休息了，多陪陪家人。您有孩子吧？他们住在哪来着？魁北克还是蒙特利尔？”
他就这样坐上了去艾多卡的巴士。三天两夜的巴士。他边上坐的是一个憔悴的年轻女孩。她一直睡觉。除了吃饭，就只是睡觉。他看到她的脸上有化妆的痕迹，但都糊掉了。也许是没有发觉，她也不打理，她只是睡觉。
她是在他到站前的最后一天醒来的。她先是问他要水，然后开始打量他。她问他要到哪里。
“艾多卡。”他说。一个寻常小镇，他的女儿和她的丈夫一起住在那里。他们有几个孩子，男孩和女孩。
她说她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是啊。”他说，“是个小地方，但是人们都很好。善良、慷慨。你知道的，小地方的人，他们总是那样。”
“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喜欢孩子。”
“她从没告诉过我。她从没提过。”他说，“她只是寄明信片过来。在她妈妈去世之后，她没有再回来过。我甚至不知道她的丈夫长什么样，做什么工作。她只是寄明信片来。明信片上的地址写着艾多卡。”
“所以你甚至没有去过那里？”
“对。”他说，“但我在卡片上见过，很漂亮的地方。”
她从背包里翻出一块面包，看上去有点发硬了。她还有一罐蓝莓果酱。他们分享了那罐所剩不多的果酱。老麦克有很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果酱了。这会让他偶然地想起他故去的妻子。
巴士大半的时间都是在狭窄颠簸的路面行驶，婴儿床一样一直摇晃摇晃。那个女孩又开始睡觉，仿佛患有某种奇怪的病症。他真怕她到时候坐过了站。他知道有很多时候，坐过了站，就来不及回头。
但她及时醒来了。他想她也许经常坐这班车，所以时间掐得很准。她的行李不多，只有一个背包。她离开的时候对他说，“圣诞节快乐。”那时他还没反应过来。他后来在她的位置上找到了那罐果酱。它还剩下那么一点，上面贴了一张标签，“给麦克”。他想到忘记问她的名字，她在哪里下车，她要去什么地方。
他对她一无所知。他只是觉得她很像他的女儿，倔强又隐忍地温柔。也许再坐这班车的时候，还能再遇见的。他想。大概是在圣诞节之后，人们又要返回故地。
巴士到艾多卡的时候，下一点小雨。那种雾一样的雨，轻飘飘地悬浮在空气中。这个站台很老旧了，生锈的长椅，被折断一半的路标。泥泞的小路侧面架起来的木牌上歪歪扭扭地指着小镇的方向。他凑近了看，木牌背面附着着那些细密瘦小的白色菌类。雨天一过，它们会长得更多。就像雨水一样，密密麻麻地分裂。
老麦克点了根烟。他不着急。因为越靠近小镇，时间就越缓慢。他有点想逃离。那种感觉他从未有过，从神经末梢传来的细微的颤抖，无法抑止。他就是在越南也没有想过逃跑。那时候他被一杆狙击枪打中了胳膊，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但仅仅被击中胳膊是不会死的。
他顺着路牌指示的方向走，泥泞的路上有车辙的痕迹。那种运载卡车的轮胎，又宽又厚。背后有发动机的声音，又是一辆卡车。它在他身边停下。“嘿，你要去哪？”一个中年男人探出头来。他有点谢顶，深蓝色的工作服沾了不少泥巴。
他就坐上了这个男人的车。车里漂浮着机油和霉菌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勾起了他很遥远的回忆。他想起坦克里也是这种味道，像馊了的牛肚菌酱，马克这样说。他和马克自从退伍回来之后就没再见面。他曾经以为他们会约好时间，每年的开春，感恩节，要么圣诞节，都会聚在一起，聊聊以前的故事，喝喝小酒。但是他们好像都刻意避开彼此，像离婚的夫妇。有几次他往马克家里打过电话。他的妈妈（后来是他的妻子）接过电话说，他只是出门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种语气，就好像他永远不会回来一样。他还记得马克的样子，他们那时候都还很年轻，像个孩子，但他居然已经记不起自己那时候的样子了。
他们在车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那个男人说他叫罗伯特。他的面颊发红，鼻孔里吐出酒精和二氧化碳。老麦克听见座位底下啤酒罐子的碰撞。随着卡车摇晃，靠近小镇的时候，雨雾散得七七八八。老麦克能遥远地看见天主教堂的十字还有漆成白色的哥特式尖顶。罗伯特问道他要去哪，找谁，他认识镇上的所有人。
老麦克说出他女儿的名字。陌生的名字，就好像不是从他的口中说出来的。但她可能已经不叫这个名字很久，她现在是“卡洛斯太太”、“米勒太太”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妻子。她已经有别的身份。他开始担心他的来访会不会有些太突兀了，打乱了他们原有的计划，或许她从没有和她的丈夫说过她还有这么一个父亲。可能她会说她的父亲已经死掉了。他总归是个不速之客。
在来之前，他准备了措辞，他对着镜子练习了很久。他想了两个冷笑话，她小的时候，总是被他的笑话逗得哈哈直笑。但现在他居然把它们都忘掉了。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待久了，已经丧失了幽默感。那两个笑话，他已经再也记不起来了。
罗伯特皱了皱眉头：“我想你是搞错了，我们这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老麦克沉默了一会儿。“或许她改名了。”
“可是————”罗伯特把声音拉得很长，又打了一个满是酒气的饱嗝。“镇里的人都彼此熟识。已经很久没有从外地迁进来人了。”
老麦克瞪大了眼睛。他从他那件老牛皮夹克的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从这里寄过来的吧。你瞧，这里写着艾多卡。”他指着明信片上因为受潮已经有点发糊的字迹。
罗伯特只是瞥了一眼老麦克手上的明信片，又看向后视镜。他们刚刚驶过一座廊桥。一座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的廊桥，因为氧化而暗淡的红漆，两旁不知名盛开的野花，底下流过并不湍急的溪流。
“但是它都糊掉了。”罗伯特说，“你怎么知道它就是艾多卡。也可能是艾德卡，艾达卡。它们在这个国家的东面或者西面。你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盯着那些鬼森森的杉树林和松树林。你知道吗？我以前在火车上干过推销员。就是向那些傻乐的带着孩子的美国人推销糖和玩具，他们总是会傻乎乎地掏钱。我去过很多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很像的名字。有一次就是因为这个，我上错了车。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干这一行。因为火车在半路停下了。那时候我刚好在给两个古板戴眼镜的德国夫妇推销那种尝起来像腌黄瓜的驯鹿软糖。所以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真是恼火得不行。他们受到了惊吓，看样子说什么都不会买了。我只好到车厢外面抽烟。那个戴蓝帽穿制服耷拉着眼睛长得像史泰龙的列车员朝我大声呼喊‘请不要到车厢外面来，工程师正在处理事故，我们很快就能发车。’他以为我没看到，但其实我看到了。一大群人围着的地方，那里有血流出来。你知道吗？有血流出来，一大片的雪地都被染红了。于是我想，哦，ctmd，一切都结束了。我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可能那个时候我也很焦虑。反正我感到一切都玩完了。于是我回到了这个破地方，很巧，回来的火车上也有一个推销员，是个年轻的孩子，可能还没到合法饮酒年龄，他说起话来不是很利索，可能是有些紧张，结结巴巴的，半天都没有卖出去什么东西，于是我叫住他买了一袋驯鹿软糖。我想告诉他他太年轻了，不应该干这个。但那之后他很快就到别的车厢去了。而我在车上吃完了一整袋的驯鹿软糖。我想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比驯鹿软糖更难吃的糖果了。但我最后还是吃完了他妈的一整袋驯鹿软糖。”
老麦克想他一定是喝多了。他明明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健谈的人。但喝多了的人就是这样。他自己也是这样，会说胡话，做一些蠢事。他是在他妻子去世之后戒的酒，在那之前他是个和罗伯特一样的酒鬼，也许更糟。他想罗伯特只要清醒了就会想起来的，他会告诉他他的女儿在哪，而不是在这里说什么驯鹿软糖的胡言乱语。
即便他不能阻止罗伯特继续说下去，但其实他也不厌烦。他只是听着。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坦克里，马克也这样说个不停。“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知道吗？我曾经也是一个父亲。一个糟糕的父亲。你和我。我们是同一种人。”他在一栋围着围栏、外墙有些掉漆的白房子外面停车。看得出院子里曾经是个花园，只是荒废掉了。老麦克知道人的离开是有痕迹的。所有消失的事物都一定存在。只不过是换了种方式。他开始有些同情罗伯特，就好像罗伯特同情他一样。
他以为罗伯特要下车了。他等着。但罗伯特只是趴在方向盘上。他想那就是他该下车了。于是他打开车门。打开车门的时候，他听到罗伯特问：“你为什么不问我们是哪种人？你应该问的。”
“哪种？”他把车门关上。
他眼看着罗伯特的身体往下滑，摁响了喇叭。罗伯特转过头看了看他，嘴唇动了动。他一定是说了什么吧，关于他们是哪种人这件事。
罗伯特走起路来七荤八素的。老麦克想不通他怎么能开了这么远的路。他把罗伯特搀进屋子里，罗伯特躺倒在沙发上就昏睡过去。屋子里一团糟，啤酒瓶，罐头被胡乱地堆在角落，地板上散落着体育杂志和色情图片。电视顶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他大概一直独居，所以从没有打扫过。
老麦克去厨房烧了一壶水。这之后他坐在餐厅的椅子上，看摊在餐桌上的报纸。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他的老花眼镜戴上。水很快就烧起来，沸腾，发出咕噜咕噜气泡翻滚的声响。
罗伯特一直到傍晚才醒，他一整个白天都在昏睡。屋子并不大。老麦克能在餐厅的桌子上看到醉得像滩烂泥的罗伯特。他有的时候看杂志，更多的时候他观察从窗户打进房间的树影。他计算罗伯特翻身的次数，但他后来数乱掉了。他想他已经大不如前了。他从厨房的柜橱里拿了玻璃杯。他用很均匀的节奏喝水，隔几乎相同的时间。喝完一整壶的水之后，他开始构思新的冷笑话，但他不确定它们是不是足够好笑。因为他已经开始丧失幽默感。
他们吃完了罗伯特最后的燕麦片。罗伯特从醒来开始就一言不发。老麦克想他应该说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好。但罗伯特只是一直咀嚼。咀嚼得异常缓慢。
老麦克想，那就该轮到他说点什么了：“天暗下来了。”
“是。”
“你睡觉的时候，我想了一个冷笑话。”
“是吗？”
老麦克讲了他刚刚构思的冷笑话。像是被什么击中，他突然记起来，这个笑话就是他想讲给女儿听的笑话。
罗伯特安静地听完了他的笑话，没有评价。当然，也没有笑。他只是继续吃碗里的燕麦片，继续他缓慢的咀嚼。
老麦克看着罗伯特。很奇怪地，他突然放松下来，他突然能够简单地接受女儿并不在这里的事实。他不太清楚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可能是由于他讲了一个不会让人发笑的笑话。也可能是由于听了他笑话的那个人没有发笑。
罗伯特提出去外面散步。他没有拒绝的理由。罗伯特点了根烟，接着抽出一根伸到老麦克面前。老麦克回绝说：“我已经戒了。”“戒了？”“嗯。”
罗伯特把香烟收回大衣口袋里。穿鞋子的时候，他说，“我一直以为香烟是戒不掉的。”
他们沿着路走，往远离小镇的方向。罗伯特什么也不说。不介绍他的街坊邻居。也不说接下来他要去哪。沿着挂满了圣诞节装饰和暂停歇业告示牌的街道，他们一直往前，很快他们就离开了小镇，路的尽头是一片湖泊。那条不知名的溪流从这里出发，一直汇入入海的大河。或许是由于天色阴沉，湖面呈现出恰如其分的灰色。
罗伯特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那块地方的杂草特别稀疏，像是有人特意清理过似的。罗伯特像是掐准了时间，刚好抽完手头的烟。他把烟蒂丢在地上踩灭，很突然地开口，离婚之后，他常常会在这里待着，想很多事情，更多的是回忆。他以前带他的儿子在这里练习游泳。他教他在水里保持平衡，然后后腿扑腾着向前进。他学得很快，暑假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熟练得像一条鱼。罗伯特有时会想，他真是很有天赋，他是个天生的游泳运动员。大概是由于他自己的曾曾祖父是个水手，猎鲸人，他们上个世纪在北冰洋追着海洋里的庞然大物到处跑，把带绳子的长矛扎进鲸鱼的脑袋。他人生第一部正儿八经看过的小说就是梅尔维尔的《白鲸》。他喜欢那个戴着假腿的亚哈船长，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不过他从没和他的儿子说过这些，他说那时候他还太小，不明白。说到这里的时候他顿了顿。他说，但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天色暗下来了。老麦克能回头看到小镇初上的灯光。他低着头假装在听罗伯特说话，或者假装在听小镇节日的歌声或笑声。他在罗伯特的身边坐下。他最难忘的圣诞节是在越南度过的。那时候他和马克埋伏在黑暗发臭的坦克里。他们都不说话。偶尔听到炮火的声音。大概在午夜接近倒计时的时候，马克说，嘿，伙计，这里的味道真像馊了的牛肚菌酱。接着是更长久的沉默。于是这句话就成了他那几年记住的唯一一句话。
“我从前是不信上帝的，但我最近开始有点相信了。”老麦克站起身来。“也许就是前几天，坐车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年轻女孩。20岁左右的姑娘。她很像我的女儿。性格和相貌。在车上她一直睡觉，就像患了昏睡症一样。她是昨天下的车。她下车的时候我正好在睡觉。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下车，叫什么名字。但后来我想，她就是我的女儿。只是我太晚坐上了这班车。所以我没能追上她。”
“可她不是。如果是的话，她应该早就认出你了。况且，年龄也不对。”
“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相信上帝的。”老麦克弯腰捡起了一块石头，把它往湖面抛去。石头在湖面激起一个很小的水花。凭借着最后一点微弱的阳光，他还能看到它。但不够清楚了。视野里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他想，就和记忆一样，黑暗涌上来，一下子吞没了他们俩水中的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