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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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隔壁邻居的孩子给我送来铃铛，也许我不会意识到又到了需要互道“merry Christmas”的节日。去年在北京的时候，圣诞节那天下了雪。我和女友站在我公寓楼下生锈的铁门边。隔壁的电影院刚刚散场，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挂满了圣诞节装饰的影院门口稀稀拉拉地打伞搭车。疫情尚未结束，影厅结束了漫长的停业期刚刚开业。我以为他们都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们好安静。明明不远，我却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只有计程车的轮胎摩擦地面的并不清晰的响声，那是种有些潮湿的声音，就像她和我接吻时发出的声音。
我们站在那里，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有游客样的路人举起手机拍雪，一段时间里全是咔嚓咔嚓的声响。我想她一定是在等我开口。要不是她先开口的话，我几乎就要妥协了。
“这个圣诞节，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啊，是吗？是什么？”
“本来我打算今天送给你的。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说话的时候，她用高跟鞋的鞋底在刚刚堆积起来的雪地上画出小小的圆圈。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不知道。”她歪着头，努力思考的样子。“可能会送给别人吧。”
“那好吧。”我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好的话。”
我点了根烟，那天风很大，我点了几次才点着。她说，也给我来一根吧。我俯下身子给她点烟，然后看了她好久。我说，我不知道你还会抽烟。
她从嘴巴里吐出一口烟雾，我看得出来她在假装熟练，模仿我抽烟的样子。到那些影院门口的年轻人散得七七八八，她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她说，我以前真的很喜欢你抽烟时候的样子。
我一直在楼下待到的士来把她接走。的士师傅说，有哪里的路段被雪封住了，所以他绕了大远的路，迟到了真是很抱歉。她扒着车窗说，没事，她只是想知道要多久才能到。到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太晚了。师傅摆摆手，说是这个时间段已经不堵车了。所以只会迟大概十来分钟而已。
我以为她还会和我说些什么，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打开门坐上了车。我眼看着明黄色的车身溶解在十字路口的灯光里。那里一辆几乎空无一人的巴士鸣了很久的喇叭。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三轮车横穿了没有斑马线的街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但是其实还远算不上。不知不觉我已经抽掉了第二支烟。她走之后，在雪地里，我没有找到她抽掉的那支烟的烟蒂。
她走之后我沿着同样生锈的扶梯上楼，不脱鞋子衣服就窝在床上一口气看掉了十集的《名侦探柯南》。后来我有点厌烦了，我把她的东西收集起来丢进垃圾桶里，用刚买的清洁剂洗掉了客厅的两只茶杯，确保没有留下任何她的指纹。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无事可干，在唱片机上我随手放了一张唱片。Joni Mitchell的《Blue》。Joni有一种很具有辨识度的嗓音。让人舒服的高亢和随意。我想它真是一张合乎气氛的专辑。她唱道；“圣诞节要到了/人们把树砍倒/把驯鹿摆出来/高唱和平喜乐之歌/而我想要一条结冰的河······我想要一条河，滑着冰到远方/我让我的爱人说了再见······圣诞节要来了······”
我用右脚打着节拍。不知道是唱片转到哪里的时候，我抽完了手头的所有烟。
听到敲门声的时候我只穿了一件浴袍，于是我只打开了一道缝。门外是邻居家的孩子，贝尔蒙多。他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像只受伤的小动物。我打开了门。
“你想要进来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你是在洗澡吗？”
“没有，但我正打算洗。”
“妈妈让我问问你，晚上有没有空来我们家里吃饭。”他眨巴着眼睛。
“今天晚上是平安夜。你应该和你妈妈一起过。”我看着他，说。
他长着一对水晶般透明的蓝眼睛，还有从他妈妈那里继承来的一头漂亮的金发。这样的孩子提出的要求你很难拒绝，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避而不谈。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几岁了？”
“六岁。明年我就七岁了。”
我问他开始上学了吗的时候，他说他得回去了。如果在下面待太久，他的妈妈会担心的。“你会来的，对吗？”离开的时候，他问我。
我的回答并不肯定。我说：“大概。”
关上门之后，我把自己整个人都泡在浴缸里。听咕噜咕噜气泡的声音。感觉水从皮肤上流过的触感。以前的租客在浴室的墙壁上涂鸦着难懂的符号。我抚摸它们，像努力拨转倒行的时钟。
离开公寓之前，我剃掉了留了很久的胡子。镜子里的人看上去不像自己。这样一切就再好不过。
她在楼道里抽烟，吐出一个个烟圈。她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是美女的女人。但她不怎么笑，穿着大衣的时候，她让我想到中世纪传说里的Undine。她之前和我说过她画画，但更多地是替时装杂志做封面或者插图。我没有看过她的画，每次去她家里的时候，她都用画布把它们蒙上。但贝尔蒙多和我说，它们都很漂亮。
“贝尔蒙多真的很喜欢你。”她说，“你晚上没有来。他哭了很久。”
我说，那真是很抱歉。
我们各自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说，最近的一段时间，她一直失眠。为此她去找了医生，医生说她只是想得太多。她说她不相信医生说的话。“一切都太无趣了。”她说，“因为这个，我才总是失眠。”
她问我最近有没有在写什么。
我笑了笑回答她说，没有。就像她说的一样，一切都太无趣了。我和她说起我昨天做的梦，我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密闭的公寓里，公寓里只有很简单的摆设，不算宽敞也不明亮，窗户外面笼罩着粉红色的迷雾。我告诉她，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网络会议，会议要求一定要打开摄像头，透过镜头，我观察到主持人身后粉红色的蚊帐。
她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或许。我说。但是我不确定。
她深吸了一口烟，从嘴巴里缓慢吐出很柔和的烟雾。她说，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做不确定的事情。
圣诞节前的最后一小时，我邀请她去我的房间里坐坐。“我还有一些从中国带来的茶叶。泡出来的茶味道很好。”
不了。她拒绝我说，即使睡不着，她也想试试入睡。
她踩着高跟鞋上楼的时候我才发现她其实用心打扮过了，化了很精致的妆，穿了平时她不怎么会穿的衣服。突然想到马上就是圣诞节了，于是我说，“圣诞节快乐。”她顿住脚步，“圣诞节快乐。”她说。
我听着她的脚步渐渐消失在回旋的楼道。我在窗口又再站了一会儿，直到时针又回到12的位置，幸福的人们敲响塔楼的大钟。远处传来一些若有若无的喊叫和音乐，这让我意识到节日已经开始。
圣诞节对我来说，不是非过不可的节日。我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上帝的羔羊。我想一直睡到下午，因为圣诞节会勾起一些不好的回忆，但事与愿违，我醒得很早。醒来之后我想，为什么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我倒了一杯脱脂牛奶，简单地做了一点水果沙拉。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煎蛋机，一个小号的平底锅。但买了煎蛋机之后，反而没有那么想吃煎蛋了。最近我吃很多黄瓜，就着一些细盐。我从小时候开始就这么吃。而她会更喜欢蘸着糖吃。她真的很喜欢甜味。
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你这是什么邪道吃法。没有人吃黄瓜会蘸糖。
她说，甜味会让人感到快乐。它能够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那可能是我的多巴胺比较顽固，我说，至少它不会让我感到快乐。
那时候她狠狠地咬了一口黄瓜。她说，但我会。
在去年圣诞节之后，我一直没有和她联络。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塞纳河边游荡，在红砖铺成的人行道上我收到她的消息。她说我们分手吧。我想如果我能说“好啊”那就很好。但是我在几次打了又删的反复之后突然产生一种无力感。我觉得我不能说“好啊”。一切都预料之外地糟糕。
C之前打电话劝我去道歉。他说不过是小矛盾而已。只是你们俩都太孩子气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当时这么固执。或许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道歉能够解决的问题。我没有道歉，我只是回复她说，好啊。那是在她提出分手的很久之后了，巴黎的天气已经转凉。她回复得很快。她说，嗯。
我摸了摸上衣口袋，所有的烟都已经抽光了。她之前总是说我是个不会打算的人，得过且过。看来她说的没错。之前我总是不愿意承认，现在我发现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走下楼梯。矮墩墩的门房在门口叫住我。
“先生，”他打开传达室的门，说，“有你的包裹。”
“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拿吧。我想出去走走。”
我平时常去买烟的杂货店在街道的尽头，拐角的地方。公寓门口有一个公交站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废弃不用了。从没有见过公车经过这里。街道上两排整齐的法国梧桐，地上到处散落着被遗弃的塑料袋和旧报纸。新浇筑的混凝土墙上，残留着一些陌生人的脚印，像某种神秘古老的遗迹。在来巴黎之前，我看过很多拍巴黎的电影。在电影里，只要靠在栏杆上，巴黎就异常美丽。来这里之后，谈不上失望。但是那种美感多多少少消失了。我突然明白，美这种东西只和创作者的才能挂钩，而在地点上没有什么分别。北京和巴黎平等地拥有一样多的故事。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逃避。就像斯科塞斯的电影《好家伙》里面，亨利被抓进暌违已久的监狱。
在便利店对门的咖啡厅里，我杀掉了大把的时间。我在那里写作，发泄掉我过多的一厢情愿。但在那里完成的作品从没有让我满意过。写完之后我会抽烟。因为不满意的缘故，我抽得很凶。便利店的店长总是开玩笑说，我不能再卖给你烟了。我怕有一天，我会被指控谋杀。
门口挂着暂停歇业的小牌子，便利店关门了。毕竟是圣诞节，我想。我把手揣进上衣口袋。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听见女人的声音：“嘿，介意我给你照张相吗？”
一个年轻的女孩，端着一台索尼的相机。她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戴着口罩的缘故，我只能看见她的眼睛。深棕色的眼睛。像我以前熟悉的某个人。某个女人。谁。我忘记了。
“我？”我指着自己。
她点点头。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看上去有点悲伤。”
“你是摄影师？”
“不是，”她耸耸肩说，“我只是喜欢摄影。我喜欢给人照相。记录他们的样子。我是从疫情开始后试着拍照。有一次我给一个蹲在街边抽烟的黑人拍。他看上去很迷茫的样子，像是在等谁。把照片洗出来之后，我在路边的行人里面认出了戈达尔，那个电影导演。虽然他戴着口罩，但我还是认出他来了。后来我再回去的时候，那个黑人还蹲在那里。我把洗好的照片给他看，问他是不是在等人。他说，那时候他只是嗑high了。他压根不认识什么戈达尔。他只看过漫威的电影。”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故事。”我说，“或许我可以把它写下来。”
“是吗？你是个作家？”
“算是。我有时候写一些短篇小说给杂志。但实际上，它们都很烂。”
“是吗？我真希望我看过你写的小说。你用法语写作？”
“我在试。但现在，我有些搞不清我应该用中文还是用法语写作。”
“噢，你是中国人。”她看起来很惊讶，”起初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你的法语说得很好。”
“谢谢。”
在那之后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也许是几张。她让我不要动，自然一些。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还像刚才那样悲伤。但她说，这张照片真是很棒。于是我问她我能不能保留这张照片。她说，没问题啊，但不是现在。
检查照片的时候，她说：“老实说，我觉得你应该用中文写作。”
“是吗？为什么？”
她抬起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真怪。”尽管隔着口罩，我还是感觉到她笑了，“因为那是你的母语啊。不是吗？”
回到公寓楼下，倚靠着公交站牌，我突发奇想地想试着看看，如果一直等下去的话，会不会有车来。当时她就站在公寓三楼的阳台上，抽烟，毫无表情地面对空荡荡的街道。神奇的是，后来居然真的有车到了。我回忆起一个烂俗到家的都市传说，关于坐上一辆已经停运很久的车，没有人知道它开往哪里。而它此刻在我面前停下了。穿绿色制服的司机打开门问我要不要上车。可能是有点慌张，我摆摆手说，我只是在等人，但那个人却一直没到。
在司机把车门关上之前，我问他，这趟车多长时间会发出一辆。他好像没有听到，自顾自地关上车门驶离。那种难闻的尾气真的很有现实感，就好像在宣告它真的存在，而不是头脑里阴谋论式的虚构。我想到车门关上的时候，缝隙里有挤压空气的微弱声音，仔细听的话，像是某种带有色情意味的喘息。
不知怎么的，我联想到那个晚上，我和她在怪兽般的黑暗中做爱。她说，贝尔蒙多在隔壁房间睡觉。这让我有一种罪恶感。但她仅仅是说了这句话，我就勃起了。
“是从中国寄来的呢。”把包裹递给我的时候，门房有意无意地提了一句。
我应付他说，大概是父母寄过来的茶叶。之前在云南的马路边买下来的普洱，味道出人意料地不错。如果他想要的话，我可以带一些给他。
他说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不能习惯茶叶的味道，他更喜欢咖啡一些。更浓郁的香味和苦味。“茶太淡了。太淡的味道，太淡的香气。喝完之后，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消失了，但是你不清楚是什么。这让人难过。”
“或许是被你说中了，”我笑了笑，告诉他。“最近我确实不怎么好过。不知道是不是喝很多的茶的缘故。”
他在剪一张报纸，戴着老花镜，像个老学究。他说，“这是圣诞节。你应该高兴一点。再过两天就是新年。只有我们这种老家伙才会担心时间，你还年轻，你应该高兴。”
“刚刚门口的车站来了一辆巴士，我忘记看是几路车了。之前，我从没见有车从那里经过，我还以为它已经废弃不用了。”我扯开话题。
“只是因为一些事情停运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之前，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巴士司机。那个时候，我每天都会经过这里。后来他们说我太老了，就不让我继续干了。”
他放下了剪刀。把刚剪下来的图片拿起来端详。他看起来很满意。“他们说，在死之前人会有一种预感。我是在今天早上和我的孙子打视频电话的时候感觉到的。他今年10岁。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他听得懂法语，但是不太会说。今天早上他爸爸在一旁教他用法语说，到夏天我来巴黎看你。他看着我，把话说得很快。他其实只是想早点打完这通电话好去打电玩。我突然感觉到我可能会在夏天之前死掉。没头没脑，毫无缘由，就像那些基督徒说的神启一样。是不是很奇怪？我也说不准是大脑，心脏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感觉到的，我只是，只是这么感觉到。”
他在纸片的背面涂上胶水，准备把它粘在墙的空白处。他沿着墙壁寻找，像在做填字游戏。他把它贴在最后的角落，那里空余的地方已经不多。
回到房间里，我把那个包裹前前后后反复看了很久。没有打开。拆开一件密封的物品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所以不能随意。可能是在国内的时候，路过一个废品回收站，大大小小打开的纸盒子按照某种不为人知的规律堆在门口，在不断明灭的灯光下，就像某件尚未组装完成的装置艺术。潘多拉。那时我无来由地想到。她打开了一个不该打开的盒子。
那是她的新婚礼物。
标签上，寄件人写着的是她的名字。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希望不要是什么圣诞礼物。如果是的话我会很难过。因为就在你以为事情都过去的时候，总有些东西提醒你还没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过去。我们唯一能描述一件事情的句子就是，事情发生了。尽管你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只有它发生了这件事确实地存在，就像公车驶过后的氤氲尾气。它告诉你，有一辆车刚刚驶离，而你碰巧错失了上车的机会。
手机里显示上一次我给她发消息还是在半年前。那天我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吃了一个橙子和一根黄瓜，回复她说，好啊。在网络上聊天，不需要见面，所以很多本来要说的话可以不说，像武侠小说里的千里传音，两人彼此听到对方的声音，但声音还远远不是全部。
她可能也猜到了。我希望这句话可以一直延宕，所以拖了很久。那天不知道是怎么下定的决心。可能是因为不需要面对面，前一天的晚上又喝了太多酒。而她不像我，她回复得很快。她一直是那么果断的人。处理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带着那种侵略性的果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感觉我有些太依靠她了，靠她做太多决定。就是圣诞节的那天也一样，我看着她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妥协了，差点就告诉她我会退掉去法国的班机。我后来想，可能就是差点，所有的一切发生当中，只有差点永远是必然的。
在我们分手之后，她很快找了一个新男友。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一直有给她的朋友圈点赞。即便那是在我们再也不说话了之后。我是一个作家，对此我能做的就是保持冷漠。我和她看过很多次电影，每次到煽情的桥段，我都会想这不过是导演的伎俩，所以倔强地保持一贯的冷漠，不流露表情。但她经常哭得昏天黑地的。我忘记是哪次了，她和我说，其实你根本不是看上去那样。只不过你比较傻，不知道怎么表达。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个小孩子。就像我小的时候那样，考试考差了，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但是绝对不会让父母知道。但是我妈每次都会知道我哭过了。我觉得我就是你妈。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哭过没哭过，知道你是不是考试又考砸了。我后来问过我妈，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她总是能知道我偷偷哭过。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她告诉我需要把它想象成一种直觉。我对你也有这种直觉。直觉告诉我，你刚刚一定又偷偷哭过了。
很难想象，我把这段话记得那么牢，几乎一字不差。她少有认真的时候，但那次她说得很认真。就好像她是在和我表白。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感到惭愧。
是她打电话给我，在将近黄昏的时候。
在那之前，我开始着手写一篇新的小说。关于粉红色的雾和没有看过戈达尔的黑人。我才刚刚想好男主角的名字，他叫奥伦加。他是个崭露头角的说唱歌手，刚刚和唱片公司签下第一纸长约。他还租住在第三大道的老公寓里。那里聚集着流氓、毒贩和皮条客。有时候他的女友埃莱娜会来找他，他们听史蒂夫·旺达的歌做爱。只是最近他们不常见面。奥伦加觉得是自己的性欲在衰退。他吃医生开给他的药。一些精神药物，没有太大的副作用。
他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圣诞节，那天巴黎意外地提早下雪。他们刚刚结束做爱。电视里播报着关于粉红色的雾的新闻。它从亚洲朝欧洲蔓延，越过了波兰和德国，靠近了法国的边境。他们推测，那是俄罗斯泄露的军事武器。
在粉红色的雾笼罩的区域里，不断有失踪的报告。人们像是凭空蒸发了。有狂热的宗教人士说，这是神迹。
在巴黎被粉红色的雾笼罩之后，他开始写他的新歌。那些雾气在玻璃窗的反面浮动，并不黏着。透过窗，他看见自己粉红色的镜像。
他试着给他的女友打电话，但一直不能打通。直到第三天，电话接通了，他听到电话那头抽泣的声音。她的女友哭着说，她真的很抱歉。她真的很抱歉。
“圣诞节快乐。”电话那头传来她的声音。很熟悉。因为太熟悉的缘故，现在已经开始陌生了。
“圣诞节快乐。”
然后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听筒里只有此起彼伏的呼吸。
我把椅子搬到靠近窗口的位置。阴天，光线微弱下来，慢慢变得阴沉，像蓝底的胶片。我看到对街，一个男人裹着大衣行走。我猜想晚上将会下雨，大概在午夜。
我们只是聊了聊各自的近况。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而她说因为去高风险地区旅游，回来后这两天一直在隔离。那里每天送来的饭菜都难以下咽。她吃得很少。睡得很多。做很多梦。
我们没有聊太久。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太多要说。挂断前她问我有没有收到礼物。我说我有收到。她问我喜不喜欢。我告诉她，我很喜欢。
那些人穿着防护服在粉红色的雾中行走。奥伦加不是很能看清他们的轮廓。他们是黑糊糊的一团，谨慎地跨步，像在月球表面行进。这是一种由美国的公司齐奥克斯研制的新型防护服，专门针对粉红色的雾。只要穿上它，就不会无缘无故地在雾里失踪。齐奥克斯的负责人说，他们正在加速研发针对粉红色雾的疫苗，预计在一年之内研发成功。现在，每个电视台都在循环播放这个消息。奥伦加有点受不了那张因肥胖而有些扭曲的脸。
粉红色雾笼罩巴黎的这段时间，奥伦加在写他的新歌。他已经好几天写不出来什么。灵感好像被大雾吃掉了。那次之后，女友没有接过他的电话。他现在还是想不明白那天她为什么要道歉。他开始成天坐在窗边，把耳朵凑到窗户边，听雾里的声音。雾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声音，像某种生物的微弱叫声，一个神秘的讯号。
他想他必须听得更清楚一点。他没有穿防护服就出门了。他第一次走进粉红色的雾里。蹲在路灯下面，他把卷好的大麻烟掏出来，点燃。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想。只不过是打上了一层粉红色的滤镜。他听到一些人的叫喊，嘿，那个人没有穿防护服，那个人没有穿防护服。但不清晰，浓雾把声音都给模糊掉了。
他们逐渐聚集过来，从阴影中现身。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但他一个也认不出。他们看上去都一个样。像科幻片里，世界末日后的第一批新人类。
他还是蹲在那里。有一个人端起照相机给他拍照。听说话的声音是个女孩子。咔嚓咔嚓。奥伦加只是觉得他们吵闹，让他听不见雾里的声音。他把烟抽完。抽烟的时候，他想了很多。大多是杂七杂八的混乱思绪。他深吸了一口空气，粉红色的，他感到出奇的快乐。然后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起身，走回他自己的公寓。
我差不多摸清了规律。每到将近午夜的时候，她都会到楼道的窗口边抽烟。那时候贝尔蒙多刚刚入睡。我能感觉到，对于她来说，时间从那时候就变得缓慢可感起来。像是一种虚幻的自我满足。如同残缺的肢体上长出了疼痛。
我会事先在那里等待。听高跟鞋踩在空荡楼道的回响，把它当做点燃香烟的讯号。看到我的时候她丝毫没有惊讶，只是打招呼意味地对我说“你好”，然后掏出打火机点燃她的烟面向窗外。
我问她昨晚睡得怎么样。
她回答我说，很奇怪，昨晚听着窗外吵闹的声音，头脑反而很平静。什么都没有想。于是睡得很快。
我问她今天都在做什么。圣诞节。
她说，她感觉她什么都没做。不想画画也不想打开电脑工作。陪贝尔蒙多看动画，却在想很多一定不会发生的事情。她预感到自己晚上又要失眠。接着她反问我，问我圣诞节是怎么过。
我说我从黄昏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才写了个大纲。在这之前我一直想要睡觉，快点把圣诞节给过掉，但是越想睡觉就越是清醒，最后清醒得像只猫头鹰。
她在窗台上磕掉烟灰，她问我有没有看过鲍德里亚的书。好像没有期望我回答，她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她说鲍德里亚有一本书里有说到一种圣诞节综合症。“‘一位女士在电话亭里度过了圣诞节的整个白天，却没有任何人打电话。如果有人来，她就离开。然后又回到电话亭。也没有任何人给她打电话，但在街道的一扇窗户上，有一个人整天在观察着她。也许是因为无事可做。这就是圣诞节综合症。’”
我说，那看来我们都是重症患者。
奥伦加穿过一条走廊，步入一个大厅，一些穿着防护服的人揣着黑色公文包在里面走来走去。他不敢问他们3号楼怎么走。
一个坐在桌子后面的门卫给他指了指大厅的尽头，从那儿他走进一块冷冷清清的空地。那里向前能看见玻璃栅栏外的粉红世界。他沿着玻璃栅栏走，很久都没有找到3号楼。
他最终还是找到了3号楼。他步行上楼。一排办公室。有人指给他看206。门口悬挂着用记号笔涂改过的牌子。失踪人口纠察署。一个女人，神情冷漠地问他要干什么。
他结结巴巴地解释说他很久没有打通他女友的电话。他想她会不会是失踪了。
女人不耐烦地问她的名字。
埃莱娜。
女人在那份名单上找了一圈。她抬起头来说，没有找到她的名字。
可她不在家。也没有去工作。哪里都找不到她。
女人用干巴巴的嗓音建议他应该去找警察。警察局就在不远的地方，出门左拐，沿着埃尔纳诺大街，60号，3个B。
奥伦加套上他的防护服。这一站只有他一个人上车。他走进防护服和粉色大雾弥漫的地铁，所有人都异常安静，像某种外星生物的奇妙会面。地铁里每节车厢都有一块小的电子屏幕，循环播放的不只是新型防护服的广告。还有消毒水，手机和电子烟。再之后是失踪人员的名单。他盯着那块屏幕看，他意识到名单上的人都不会回来了。还有些人甚至都不在名单上，就像他的女友，埃莱娜。以及别的一些已经被遗忘的人。
他感觉到似乎所有人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就好像世界原本就是由粉红色的大雾和防护服构成的。而有些人理所应当地消失。他把手揣进防护服的口袋，大踏步走出地铁，接着是地铁站。街道上的人流和往常一样混乱驳杂，远离了就化作一团团的黑影。他低着头看着地面匆匆赶路，想着自己的新歌。在粉红色的雾里，他和周围的人一模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他想起他和埃莱娜在一起的时候，她提议去电影院里看戈达尔的电影。还没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睡着了。整部影片他只记住了一句对白。女主角说：“听着，最后一句真美。‘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你呢，你选择什么？”男主角说：“选择悲伤，这太蠢了。我选择虚无，这也好不到哪去······但是悲伤是一种妥协了。要么统统归我，要么一无所有。”
2022年1月10日于黄岩西街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