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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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珉类的印石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4年，湖南长沙近郊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了44枚西汉滑石印，其中一枚官印为阴刻隶书白文“门浅”二字，印边长2.7厘米。1955年，长沙侯家塘18号墓出土一枚西汉滑石官印。此印近方形，鼻钮，印面阴刻篆书“长沙仆”三字。其通高1.7厘米，印面3.1×2.8厘米。滑石质地松软，较容易加工雕凿成形。这些汉代滑石印虽为殉葬之物，然其雕刻却不失规距、灵巧。由此可知，中国古人以石为印，至少可上推至距今二千年前的西汉。只是当时的石印多作为殉葬用，未在实用中推广。
南宋浙江绍兴文人杜绾著的《云林石谱》是中国第一部论石专著。此书记载石类116种，其中大部分属观赏石与砚石，但也记载了三种印材石——山西离石县、湖南沅陵县、河南潢州县等地所产的可作印材的石料。杜绾描绘了这三种印材石“其质甚软……微透明”、“间有温润”、“透明”。虽然这三种印材石后来并未兴盛起来，却为优质印材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文人爱石重石花，石花温润印家夸。
五花石坑诸花乳，元末入印成奇葩。
（陈泽辉《咏印石》）
北宋的徽宗欣赏的是太湖石、灵璧石等观赏石，南宋的梁克家记载了寿山“五花石坑”的“五花石”。元末，画家王冕（1287－1359）以自己家乡浙江的花乳石治印，这是可考的文人以印石治印的最早记载。文献中所载的花乳石又称
花药石、花蕊石，其实就是青田石、寿山石和昌化石这类的印石。明代的缪希雍（1546－1627）在其《本草经疏》一书中说：“花乳石，其功专于止血。能使血化为水。”最早记载王冕以石治印的是明初的刘绩，他在笔记《霏雪录》中说：“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巾笥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齐喑。于是尽弃所有。”
明代的郎瑛（1487－1566）在《七修类稿》一书中也载：“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今浙江丽水市）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
清代的施鸿宝（约1800－1871）在《闽杂记·寿山石印章》中说：“古印章皆以金玉及铜为之。石刻始于明初会稽王冕。后来相传以昌化石、青田石为贵。至明末乃更贵寿山石。”
黄宾虹（1865－1955）在《古印概论》中说：“寿山石（章）发明于元、明之间。最初有寺僧见其石五色，晶莹如玉，琢为牟尼珠串，云游四方。好事者以其可锓可刻，用以制印。”
元末印石已崛起，青田寿山昌化石。
驰誉印坛数百载，多少文人写歌诗。
（陈泽辉《印石歌》）
石类的颜色五彩缤纷，即所谓的“花”，具观赏性。更重要的是石类的硬度比玉低，更适合雕刻与篆刻。明代的沈野在《印谈》中说：“金玉之类用力多而难成，石则用力少而易就，则印已成而兴无穷。”明代的吴名世（吴日章）在《翰苑印材》序中说：“质泽理疏，纯以书法行乎其间，不受饰，不碍力，令人忘刀而见笔者，石之从志也，所以可贵也。”
明代的周应愿在《印说》中说：“凡印，古以铜，间以玉、宝石。近以牙，间以铜，近又以青田佳石。牙文直，印之少韵，不如铜。铜文琐屑，宜铸不宜刻，刻不如佳石。石文差泽，印之有态，然不如玉。但石易工，玉难工。玉，刀不能入，须是碾。碾须是玉人，玉人不识篆，往往不得笔意，古法顿亡，所以反不如石。石，刀易入，展舒随我。 小则指力，大则腕力，惟其所以，无不如意，若笔阵然，所以反胜玉。”
明代南京的甘旸在《印章集说》中说：“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唐武德七年，陕州获石玺一钮，文与‘传国玺’同，不知作者为谁。石有数种，灯光冻石为最，其文俱润泽有光，别有一种笔意丰神，即金玉难优劣之也。”
明代中后期，文彭（1498－1573）、何震（1522－1604）等以青田石、寿山石等为载体，自篆自刻，寄托情怀，拉开了流派篆刻的序幕，改变了印章过去以取信为实用功能，向以欣赏为创作目的的转变，使之发展成为供人们欣赏把玩的艺术品，将文人以石篆刻推向一个高潮。
文彭（1498－1573），江苏苏州人，书画大家文徵明长子，字寿承，号三桥。文彭工书法，尤精篆刻。他创立了中国印学史上第一个篆刻流派“三桥派”（也称“吴门派”），因此被视为流派印章的开山鼻祖。文彭主张：“刻朱文须流利，令如春花舞风；刻白文须沉凝，令如寒山积雪。落手处要大胆，令如壮士舞剑；收后处要小心，令如美女拈针。”为避免印文排布的刻板，他将行草书的章法移植到篆刻中。周亮工（1612－1672）在其《印人传》一书中说：“但论印一道，自国博(陈泽辉注：文彭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乃遍天下。”文彭篆刻颇有书卷之气，典雅平和。他刻的闲章“琴罢倚松玩鹤”，仅用六个字就概括了文人恬雅闲适的生活态度。他篆刻的象牙章“七十二峰深处”，以沉静清丽为基调，气韵流动，秀润挺健，颇有宋元遗风，道尽了他对太湖山水的喜爱之情。据周亮工的《印人传》载：“余闻国博(文彭)在南监（南京国子监）时，肩一小舆（乘一软轿），过西虹桥，见一蹇卫（蹇卫是指驴子）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辱骂，指争执不休）。公（文彭）询之，（老髯）曰：‘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固不与，遂惊公。’公睨视久之，曰：‘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青田冻石）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时谼中为南司马，过公，见石累累，心喜之。先是（以前），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篆文），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文（篆刻）。李善雕扇边，其镌花卉，皆玲珑有致。公以印属之，辄能不失公笔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文彭)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谼中乃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何震）镌之。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盖蜜腊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蟢，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
文彭的篆刻印材原来多为牙章。他一般先写好印文，再请李文甫代为镌刻。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有一天，于西虹桥偶遇一老翁携带佳石出售，遂向老翁购得印石四筐。归而剖琢，发现此乃浙江青田的“灯光冻”。自从得到这批冻
石后，他就多以冻石篆刻。此后，石印被广泛使用。
文彭的学生何震（1522－1604）随后开创了“徽派”。随着文人治印风气的兴起，洁莹易刻的印石遂摧枯拉朽般地冲击并替代了传统的印材，成了主要印材，“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周亮工）。已经沿袭了20个世纪的金、玉、铜、牙、木印时代，从此进入了石印时代。
入清以来，印家辈出，流派纷呈，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篆刻家开创了不同风格的篆刻流派，其中以程遂（1605－1699）、巴慰祖（1744－1793）、邓石如（1743－1805）、包世臣（1775－1855）、吴熙载（1799－1870）等为代表的“徽派”，以丁敬（1695－1765）、蒋仁（1743－1795）、黄易（1744－1802）、奚冈（1746－1803）、陈豫钟（1762－1806）、陈鸿寿（1768－1822）、赵之琛（1781－1852）、钱松（1818－1860）“西泠八家”为代表的“浙派”最著名，影响深远。
印石时代的到来，结束了文人士大夫因“金玉难就”而处于印坛之外的时代。大量文人的介入，推动和发展了印石文化。他们在继承古代玉玺、铜印优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石质和纹理的特性，使篆刻艺术更加变幻多姿，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的一大变化。对此，中国美术史学泰斗、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理事王伯敏（1924－2013）说：“古今艺林，文人爱石，且又刻文其上。石藉人以贵，文藉石以传，则文与石同寿，天巧与人功相合，遂使印石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 笔者有诗曰：
寿山青田入玺，昌化巴林亦佳。
印石文脉源远，堪称东方奇葩
（陈泽辉《印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