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石印

用寿山石制印是寿山石文化史上的一大飞跃，其实用性和艺术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的王应山在《闽都记》载：“寿山在四都，与芙蓉、九峰二山对峙，去府城八十四里，唐光启三年建广应院，今废。山有石莹洁如玉，可为印章，柔而易攻，大者可一二尺许，盖‘珉’云。距山十数里有五花石坑。其石有红者、缃者、紫者，惟艾绿者难得。”明代的何乔远在《闽书》中说：“山有九峰，是生美石，莹润可研、可印，大者一二尺，盖‘珉’云。距山十余里，有五花石坑。石有五色，难得者艾绿。”

民国年间，张宗果在《寿山石考》中说：“璧以无瑕见宝，珠以有光为容，在石亦然。石品不同，有如人面，简要而言，在品与色。色以纯、净、灵为佳。品以神、妙、逸为序……石以寿山贵，寿山亦以石名也。”张琴在《寿山印石小志》序中说：“三代刻玺以玉。汉人名印，乃易以铜，以玉坚而铜软也。宋人印章，始改用石，于是闽中寿山，应时而出。石工刻钮，山水草虫人物，细巧如神。其石之贵重者，则因其天然形势，平一面作篆，其余不忍割弃，寸珉寸土，好事者传观夸耀，真足夺卞和之席，而混瑶光之珍矣。夫贵玉贱石，人之常情。独文人治印，不重玉而重石，非性之有癖好，而用之各有所宜也。秦汉以前，文人皆操刀削简，金石里品之字，刀笔所为。至以褚代简，以毫代刀，人事日趋简易，古法变矣。惟印章刻画，尚存古意，又非尽人能为，玉工能刻镂，而不识籕篆；墨家能写作，而不善雕摹，艺之至者不两能，乃造物赋予之当然也。玉贱石贵，又人事日趋简易之必然也。”

刘大同（1865－1952。清代名臣刘墉的后人）于《古玉辨》一书中说：“自元王冕善刻花乳石，风气为之一变。故明清至今，文人均以田黄、鸡血红、芙蓉白、苹果青诸色为贵，其价值且超过玉者百倍。盖以石质松软，易于操刀，不似玉质坚硬而难刻也。故近代之能刻玉者，则更少矣……又见友人廉南湖（1868－1932。文学家、教育家）存有清乾隆御用一田黄石印，色如脱胎古玉，三绳联环钮，长约盈尺，下垂三印，其小异常精品也。古玉印，未曾见有此式。”

韩天衡在谈到以寿山石治印的佳处时说：“对于寿山石，我是十二分有感情的，甚至颇具赞佩敬仰之心。寿山石，是我们印人治印须臾不可短缺的基本材料。黄绿赤白，晶莹剔透，七彩流光，胜玉迈珉。兴起时，一石在握，信刀驰骋，点划转换，滴滴嘎嘎，如乐章轻奏，似胸潮流动，起伏跌宕，心与手合一，刀与石共融，感情由此而生，久而久之，则情愈笃，爱愈深矣……以石治印，行刀如笔，烈士宝剑，英雄良驹，这班篆刻家们的欣喜得意之状，不是生活在这个转折当口的印人所能深刻感受到的……印起八代之衰而形成明清篆刻艺术的勃兴，寿山石之类的印材是功劳显赫，不可不记的。”

数百年来，寿山石印钮艺术独领风骚。2004年，“中国寿山石印章艺术展”在西泠印社展出，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印学博物馆馆长刘江题曰：“印学中心在中国，寿山石印章艺术代表着中国印钮艺术的最高水平。”

明代，首次出现寿山石玺。故宫博物院编的《明清帝后宝玺》一书收录了馆藏明代宝玺54方，其中寿山石玺30方，占总数一半以上。这些寿山石玺大多近似汉印，钮雕多为螭、龙、狮等瑞兽，及驼、羊等动物，题材广泛，雕刻雄浑古朴、简洁明快。如“皇帝之宝”、“御前之宝”、“文华殿宝”、“乾清宫封记”等。它们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寿山石玺、印，也是可考的最早的石质宝玺。

明代，民间开始以寿山石制印。嘉靖年间(1522－1566)，福州已有“青芝田”图章店，雕刻和出售寿山石章。这一时期的吴文华(1521－1598)是寿山石收藏史上的一位名人。吴文华，福州连江县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曾任江西右布政司、河南左布政司、总督两广军务、广东巡抚，后任南京工部尚书。他酷爱寿山石，有印石数百方。明末泉州籍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则拥有寿山石私印。上世纪50年代，泉州市区的“林李小宗祠”翻修时，出土了李贽的两枚寿山石印章。它们都属于寿山的柳坪石，均雕有惟妙惟肖的狮子钮。“李贽”印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卓吾”印藏于泉州市文管会。李贽的这两枚印章是迄今为止可考的最早的寿山石私印。

四百多年来，印石文化蓬勃发展，其中的寿山石文化更是独领风骚。林则徐、毛泽东、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悲鸿、冰心、周有光、罗哲文、文怀沙、杨振宁、沈鹏、莫言、余秋雨等都与寿山石结缘。笔者有诗曰：

色如白玉与翡翠，寿山美石早扬名。

宋已朝贡元入印，明制宝玺清雕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