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姐妹

窗外小鸟的叫声，没有大公鸡啼鸣时的响亮，却有天子源溪（亦称屏源溪）流水般的清脆。我早早起床，沿着新马路往南走。走到银杏广场对面，见五棵银杏原来光秃秃的躯干已经披上一身绿色的盛装。有感于时令的变化，遂吟诗一首，题为《春山》，诗云：

远山青绿树叠嶂，

春风如席百花香。

纵然雾气盖天重，

推开一抹是艳阳。

含着辛酸的泪花，讲着苦楚的经历，周素连不回避带我去看一看她出生时的老房子。

一

从新马路33号出发，沿着横青公路往南走，经过约四百米的路程，就到达太平塘。太平塘犹如环溪村的一只眼睛，坐落在路边，虽然历史久远，但面积不过两亩。从池塘南侧的小路向西弯，不远处有两堵直角形的围墙。围墙之间的距离约五米，向西南望去，是一个进出的通道。通道长约二十米，前面的终点是一个长方形的门洞。门洞宽约一米，下部长满杂草，上部挂着茂密的藤蔓。走近，用力扒开杂草和藤蔓，依稀可以看见里面有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已经坍塌，但南侧的一堵墙头尚留有一点破碎的骨架。墙头是用泥土堆的，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有的地方变尖，有的地方变扁，有的地方变圆。房子的四周被其他的旧房子或新房子包围。一年四季，除了天风，东南西北风都不易吹进这个地方。

周素连说，这间房子坐北朝南，是一幢二层楼中最东面的一间，落地面积约三十平方米。房子不大，却是生她、养她的一个地方，也是她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早期的一个梦幻乐园。一九九八年，她的父亲去世。此后，大的大了，嫁的嫁了。母亲被姐妹接走，该老房子内再没有人员居住。

老房子是一个低洼的地方，是一个狭窄的地方，是一个艰苦的地方。但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一个疑似被苦水浸泡着的角落，居然长出八枝鲜艳的花朵。

周素连的父亲叫周武林，是这间房子的主人。他与富阳县庙坞村人汪爱凤结婚后，生下二女儿周苏娟（大女儿孙荷娟系异父同母所生）。生活虽然清苦，房子虽然狭小，但他一心想生个大胖儿子。他不顾田间地头的工作劳累，一年接一年地生，结果没有生出儿子，却又添了六个女儿。因为女儿多，导致取个名字也遇到困难。周素连排行老三，其他五个女儿的名字分别是老四周苏妹，老五周宝妹（一九九五年离世），老六周六妹，老七周小妹和老八周小华。

整整齐齐的八个女儿，如一串俄罗斯套娃，从大到小缠绕在周武林的双脚上。周武林当时感受到的到底是幸福还是其他什么的味道，只有他自己清楚。从结婚以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创建了环溪村甚至江南镇不可多得的一个“女子民兵班”。“班长”由他兼任，“副班长”由他的老婆兼任。

在这间老房子里，最多时住过一个男人和十个女人。一个男人是周武林本人。十个女人分别是他的八个女儿、他的老婆汪爱凤和他的母亲申屠生凤。

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一个用来区别与其他人不同的称呼。在大多数情况下，名字就是名字，没有别的含义。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人的名字里好像隐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现象。用通俗的话说，这种现象叫做“巧合”。比如说，周素连的奶奶如果没有被她的父亲取一个“生凤”的名字，而改取一个“生男”的名字，也许，周武林这辈子所拥有的，不仅有一连串的女儿，而且可能有一连串的儿子。

十个女人，睡在这么小的一间房子里，晚上不知如何睡？尤其是夏天。不过，周素连从小与奶奶睡在一起。夏天睡在地上，是草席，有蚊帐，但蚊子、苍蝇满天飞。冬天床下垫的是稻草，有棉被，但更有臭虫、有跳蚤。

周素连十六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八月，她的奶奶离世。此时，她的二姐周苏娟找了一个入赘女婿（女婿名叫申屠林平，西坞村人），当年十月结婚，又在十月怀孕。凑巧的是，周素连的母亲也怀上第九个孩子。一个家庭中，同时有母女俩怀上孩子，压力如山大。权衡再三，她的母亲忍痛割爱，选择去医院做了手术。

此后有一天，她的母亲在路上碰到一个瞎子。想想自己的家庭，想想自己的人生，汪爱凤悄悄地让瞎子算了一个“命”。瞎子向汪爱凤问了出生时辰等情况，操起一把折扇，口里念念有词。三分钟后，瞎子掐着手指头，胸有成竹地对汪爱凤说，你的第一个孩子，是一朵荷花；第二个孩子，是一朵水仙花；第三个孩子，是一朵桃花；第四个孩子，是一朵梨花；第五个孩子，是一朵昙花；第六个孩子，是一朵茉莉花；第七个孩子，是一朵茶花；第八个孩子，是一朵菊花。汪爱凤听得目瞪口呆，喃喃地问，我难道只有一串“花”，就没有一颗“子”吗？瞎子喝了一口茶，淡淡地说，你有。送大树，毛竹根部出嫩笋。你的第九个孩子就是一个儿子。

周素连的父亲生了八年毛病。患的是胃溃疡。开始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钱进行医治，一直是拖延，一直是小治。等到疼痛得实在煎熬不下去，到杭州医院去检查。此时，毛病已经从胃部波及到小肠。小肠不但有毛病，而且烂掉。医生选用山羊的一段肠子，为她的父亲接了两尺。她的母亲被逼得走投无路，伸手向政府借了两百元钱。人民政府讲政策，共产党讲感情。后来，政府考虑到她家的实际困难，果断免除了这笔债。

父亲在杭州住院开刀时，周素连只有七岁。父亲是一棵树。树有毛病，但天不能坍塌下来。她的母亲勇敢地挑起家里的重担。一个女人家，不再仅仅围转在灶台前，不再局限于缝补浆洗，而是走出家门，奔向田间地头；不再局限于只在白天干活，而在夜里继续干活。每逢有月亮的夜晚，她的母亲总是左手抹一把眼泪、右手抹一把眼泪，无奈地拿起一把柴刀、两根绳子和一根木杠，坚强地向山上走去。山虽然不远，但上下阴森森的，冷清清的。她的母亲是一个女人，但此时已经把自己当作男人看待。她的母亲是一个女人，但此时已经顾不得山上有没有豺狼、有没有蛇虫。她的母亲不是胆子大，而是将整个身心搁在这个家庭上；她的母亲不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而是已经被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麻木和无助。所幸，她的母亲风里来、雨里去，白天干、晚上干，虽然流了很多汗，但没有碰到任何致命的危险。

二

她的母亲没有碰到危险，可是，周素连碰到了。周素连十八岁那年，即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她与母亲一起去姚家岭割草。姚家岭野草不多，但天气闷热、湿度较大。在临近下午回家时，一不小心，被躲在草丛中的一条五步蛇咬住右脚的脚背。

姚家岭上有八户人家。周素连割草的地方，与八户人家还有一些距离。她忍住疼痛，在母亲的搀扶下，一步步地向八户人家挨去。其中一户人家姓童，主人叫童进玉。童进玉当时四十二岁。他在得知情况后，马上拌了一碗黄泥水，让周素连喝下去。同时，他拿出家里备用的一种草药——青木香，煎成汤后让周素连喝下去。

当天，姚家岭上有一户人家需要一点石灰。这些石灰由山下的人们挑上去，劳务费每百斤两元。这时，正好有环溪村第十二生产队的十多个年轻人，挑着石灰到了姚家岭，其中有周源昌（当时二十八岁）和周杉林（当时二十四岁）兄弟俩。童进玉对挑石灰的一班人说，要尽快将周素连抬下山去，否则性命难保。眼看得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挑石灰的人虽然都想下山，但对童进玉的话似乎没有立即回应。过了一会，周源昌觉得扔下周素连不好，于是对周杉林说，我们把她抬回家吧！周杉林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与哥哥一起，用两根毛竹竿、两根绳子、一条板凳等，做成一副简易的担架，汗流浃背地将周素连送到家里。

十八岁，正是一朵鲜花的年龄。这朵鲜花虽然生长在艰苦的环境，但一定不能让她凋零。

抬到家里后，周素连的母亲摸出口袋底的一元三角钱，买了一条“大红鹰”香烟送给周源昌兄弟俩，表示谢意，但被兄弟俩客气地退了回来。

周乃连，是周素连的邻居，也是当时深澳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他既出钱又出力，马上安排申屠林平、周永成、周柏友和周乃水等四个年轻人，连夜将她往深澳村的蛇医家里送。送到深澳村的蛇医家里时，已经半夜十二点。蛇医名叫许祥和，在深澳税务所工作。他已经休息，被门外一阵急切的叫声吵醒。听到叫声，他就猜到事情的一半。他立即起床，一看伤口，就给周素连敷了蛇药，先保住她的性命。

周素连回到家里，蛇毒仍然没有被排尽。她的右脚从脚尖开始直至腰部，出现肌肉发黑和皮肤起泡的症状。蛇医先在她的右脚伤口处涂上药膏，再在她的五只脚趾头上分别挖出一个小洞，然后使劲地用双手挤。一挤，雪白的蛇毒像牛奶一样渗流出来。开始几天，每天挤，每天都有。

这期间，周素连坐着不是，躺着也不是，全身有一种说不出味道的难受和痛苦，几乎生不如死。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皮肤起泡的症状治好，肌肉也渐渐恢复正常。又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养，她才完全恢复健康。

通常情况下，蛇毒随着血液的运动，不但会损伤肌肉，也会损伤内脏，包括心、肝、肺等。但为什么，在接受蛇医治疗之前的近十二个小时，周素连的内脏没有被蛇毒侵袭，左大腿也没有被蛇毒侵袭。这是什么原因？到底是蛇毒的毒性不够强，还是此前喝下童进玉拌和的一碗黄泥水起到拦截的作用？

周素连的二妹，即老五周宝妹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读过一句书。周素连比老五好一点，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她上小学第一天所穿的一条裤子，是由她的母亲用结婚时所穿的一条裤子改做的。母亲的那条裤子没有皮带、没有钮扣，是老式的大裤裆。她的母亲舍不得，提着裤子左看看、右看看，一时居然下不了手。周素连一边读书，一边与三个姐姐一起放牛、割草，从十一岁放到十三岁。放牛是一件简单活，割草也是一件容易事。但放牛与割草的事情学会后，读书的事情也就被搁在一边。

周素连的外婆家在二十多里路外，且交通不便。周素连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心里痒痒的。九岁那年过春节，周素连想去外婆家，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天没有下雪，可下着雨。周素连看看天，又看看路，于是瞒着母亲，咬咬牙脱下袜子和鞋子，光着一双柔嫩的脚丫，毅然向外婆家奔去。刚下地时，冰冷的泥土像尖刀一样刺进脚板底，也刺进心里。她开始有点后悔，曾经想过退缩，但一想到外婆那双慈祥的目光，想到外婆那碗美味的红烧肉，就增加不少前进的力量。

包括她的奶奶在内，当时有十一人吃饭。十一个人就是十一张嘴巴。村里除了一点农业收入，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她的家里都是“娘子军”，劳动力弱，工分低，每年到年底，不但拿不到生产队里的一点现金，还时常出现“倒挂”。

有人说，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

周素连十六岁那年春天，母亲一早带着她和大姐孙荷娟乘汽车去杭州市龙坞村摘茶叶。刚到茶农家里，主人一问是一家子的三个女的，没有什么原因，只肯接收一个。万般无奈之下，她的母亲横下一条心，抑制住即将夺眶而出的一腔热泪，拖着孙荷娟返回桐庐。

那时，龙坞村还是一片荒凉之地，除了茶树，还有荒山，还有坟墓。有的坟墓在对面较远的山上，有的坟墓在茶树地的旁边。周素连不敢斜视，一边采茶叶，一边胆战心惊。一只老鼠，摇着几根短促的胡子，探头探脑地从茶树篷里钻出来，发出一阵沙沙的声音。她不知是什么，小心地扒开茶树，忽然间，老鼠如箭一样窜了回去。她“哇”的一声叫，被吓出一身冷汗。她虽然害怕，但仍然要坚持；虽然举目无亲，但仍然要承受寂寞和孤单。这是她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在外地独立生活三十天。

三

也许是家庭条件过于艰苦，也许是被毒蛇咬伤后需要调理，周素连被人民政府照顾到二十岁。二十一岁那年，她经人介绍，嫁到离家不太远的凤鸣乡严坞村。丈夫名叫姚梅松，比她年长十三岁。姚梅松的奶奶是环溪人。他当过兵，一九六九年复员进入桐庐煤矿工作，成为工人，又成为居民户口，最后在桐庐造纸厂退休。当时，居民户口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香饽饽。周素连在夫家住了二十二年，生下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如今，一个儿子在环溪村，大女儿在广州工作，小女儿在杭州工作，生活条件都相当不错。膝下已有两个外孙和两个外孙女。

夫家虽然每月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但地处山区，出门要爬坡，进门也要走台阶，生活很不方便。周素连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在寻找机会，一直想回到环溪生活。

我国“改革开放”后，环溪村先后出现箱包厂、玩具厂等一些民营企业。企业要招工，招工不分本村人员和外村人员。这些企业给周素连返乡居住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二○○○年，也就是她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周素连在环溪村租了一间旧房子，一方面在一家绣花厂打工，一方面照顾年迈的母亲（二○一六年离世）。故乡是一种记忆，故乡是一种牵挂，故乡是一种亲情，故乡是一种力量。二○○六年，她和丈夫一起在环溪村买下一幢旧房子，终于把落脚点彻底搬回儿时的地盘。

这幢房子就是现在的环溪村新马路33号。它是一个三层小楼，占地面积一百三十平方米。当时有人说，周素连，你买亏了。周素连的老公微微一笑，没有被风言风语所动，只是说，吃亏买实用嘛。二○○八年，在以周忠平同志为代表的村两委领导下，环溪村大力开展环境整治和旅游开发，狠抓“美丽乡村”建设。只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就使村容村貌得到跳跃式的变化和改善。姚梅松又乘机而为，于二○一七年，对房子进行装修。

这幢房子坐落在村级公路主干道的边上，接近村口，出入方便，又处于两棵千年银杏和银杏广场的东南侧。据初步估计，它的价值比买的时候翻了一、二倍。

转眼几十年过去，当初曾经苦不堪言的八朵鲜花，除了一朵中途枯萎，其余七朵都结出丰硕的果实，过上幸福的生活。周素连的大姐孙荷娟和老八周小华先后嫁到杭州艮山门外的石桥村。如今她俩被征地搬迁，都住进高楼大厦。老二周素娟、老四周素妹和老五周宝妹都嫁在本村，近几年先后住进三层半高的新房子。老六周六妹，嫁到江南镇凤鸣村，在凤鸣村造了新房子，但在三十年之前，夫妻俩就回到环溪村箱包厂打工。老七周小妹嫁到富阳，也住上宽敞漂亮的新房子。周素连说，过去一家人生活的苦，有如箩绳般的苦；如今一家人生活的甜，有如蜜糖般的甜。

俗话说，河流不走直路而走弯路，是因为在前往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各种障碍，有些还无法逾越，所以只有绕道而行。人也是如此，遇到挫折，不要停滞不前，而要把走弯路看成是前行的另一种形式。这样就可以像那些蜿蜒的河流一样，最终抵达人生幸福的目标。

今天，曾经被苦水浸泡过的八朵鲜花一共养育了十六个儿女，其中男孩十个，女孩六个。周素连的父母、爷爷和奶奶，即使没有完全看到今天的日子或者今天的儿孙，也可含笑九泉。

四

通过周素连一家的“女子民兵班”，就牵出环溪村的两个“特混民兵班”。“特混民兵班”一班的班长叫周德国，副班长叫邓苏玉。周德国与邓苏玉夫妇一共生下八个子女，即老大周美琴、老二周柏明（妹夫）、老三周柏成（二○○○年已离世）、老四周柏升、老五周美花、老六周柏听、老七周美芳和老八周柏五。其中，老二周柏明的老婆就是周素连的大妹子即老四周苏妹。

“特混民兵班”二班的班长叫周国源，副班长叫潘浪秀。周国源与潘浪秀也生了八个子女，即老大周慧珍、老二周文于、老三周文贵、老四周文通（妹夫）、老五周文永、老六周增芳、老七周文校和老八周文六（十六岁时已经离世）。其中，老四周文通的老婆就是周素连的第二个妹子即老五周宝妹。

这两个“特混民兵班”的所有成员，目前的生活条件都很好，其中有几位，比如周文于、周柏升等，先后当上村里的干部。有的在村里开办企业，有的随子女住在杭州。

人，不管是谁，不管有没有人相信，都是有命运的。但一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据估算，个人的命运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五掌握在国家的命运里。国家强则百姓强，国家弱百姓则弱，这就是所谓国强民富的铁律；有百分之二十掌握在个人的手里。这就是说人们如果要生活、要追求幸福，就必须面对各种困难，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砥砺前进；只有百分之五掌握在所谓“上天”的手里。也许，这个百分之五是不能以人们的主观或者客观的因素能够转移。日常生活中，常常能够听到有关“命运”的说法，也常常能够听到“命中有时总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仅仅是人们对于命运百分之五的感叹与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