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犁耙施操”和“化秧撒谷子”是历史上广泛流传于浙江省诸暨市农村的两个词语。犁耙施操讲的是如何“使唤耕牛参与生产劳动”；化秧撒谷子讲的是如何“种植水稻和麦子”。一个成年的农民只有熟练地掌握了犁耙施操的技术、懂得了化秧撒谷子的规律，才称得上是村坊里的一个行家里手。人类的生命有限，牛的寿命也不长。人与人相处是生活的一种需要；牛与人相伴是情趣的一种点缀。

小的时候，我的家里养过牛。牛栏设在“边间”的后半间。边间是一幢老式两层楼房的最北一间，坐西朝东。它的东侧是一条走廊，走廊外是我家的一间厨房；西侧墙上有一扇窗门。窗门的位置较高，面积又很小，所以 ，一年四季，边间里面几乎晒不到一点阳光。晚上去边间，手上往往拿着一盏煤油灯；白天去边间，只能凭借从东侧的门和西侧的窗口漏进来的一点余晖。

如果牛被系在牛栏里，当我背着一篮青草，推开门，一脚跨进门槛时，它会抬起头，竖起两只毛笋壳似的大耳朵，目光柔和地向我看来。牛栏常年不通风，因此边间里面积聚了一团异味。这种异味带有一点臭的成分，也有一点酸的味道，虽然闻起来不太舒适，但也能让人承受。农民嘛，如果承受不了一点牛粪的熏陶，那么，还能干些什么？

早上，从牛栏牵着牛，向村外的农田、旱地走去。一路上、空气清新，万物生长，在天籁般的寂静之中，时而能够看到一轮红日从绵绵的云絮中喷薄而出。回头看去，低矮的村庄离我越来越远，村庄上空罩着万道霞光。在一幢幢青瓦灰墙的房子之间，树木葱郁，炊烟袅袅。侧耳细听，似有一种鸡鸣狗叫的声音隐约飞来。牛伸着头颈，摇着一根短促的尾巴，一边走，一边看。当看见路边有合适的青草，它会悠闲地放慢脚步，一边刹刹地进食，一边慢慢地移动。牛吃草的时候，不是直接用牙齿去嘶咬，而是用舌头去横卷。青草被舌头卷进口腔后 ，再用牙齿慢慢地咀嚼。我不知牛的舌头有多少长，但在卷草的时候，它的舌头往往能够向左或者向右拉伸，拉伸于体外的长度估计有五六寸。

我纵身一跳，爬上宽厚的牛背。牛背如一块电热毯，不但平整，而且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无论是侧身坐，还是朝前坐或向后坐，牛都会给我一个很大的面子。它不会逃跑，更不会反感，让我坐在它的上面，有一种随意和安全的舒适。坐在牛背上，哼着一支不太圆润的小曲，心情放松之间既能闻到周边花草的馨香，也能闻到脚下泥土的气息。三五只蜻蜓无声无息地盘旋在我的周围，我向它们投去一束冷凝的目光；一群鸟儿如梭来回，一会儿向东穿，一会儿向西穿，我扬起一根随身携带的竹鞭，用力地向它们捅去；青蛙看见了牛，也看见了牛背上的我，自告奋勇的，有的往左跳，纷纷跳到田野里；有的往右跳，急忙跳到草丛中。平时，我很少有如此惬意的时候。眼下，见一类又一类的小生命如此自觉、如此顺从，我的心底就升腾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荣耀，自信满满地想：“管它三七二十一，今天老子是第一。”人生，有过一段牛背上的经历并不能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但没有一段牛背上的体验就缺少一个生命旅途中的足迹。我无法挑选生身的父母，也无法选择成长的故乡，但在一块祖传之地——这方贫瘠家园里的艰苦生活也成为后来我下定决心期望彻底离开的一种精神动力。

牛的肚子很大。从生理上说，它只有一个圆滚滚的肚子，但放牛的人经常将牛说成有两个肚子，其中一个叫“草肚”，一个叫“水肚”。草肚和水肚分别长在牛背两侧的下方。判断一条牛有没有被喂饱，就看它的草肚是否鼓胀到了饱满的程度？判断是否要给它喝水，就看它的水肚已经凹陷了多少？

如养马一样，要经常给牛擦身。如果长期不给牛擦身，那么它的身上会长虫。日常生活中，牛，除了被蚊子、蚂蟥、牛虻等叮咬以外，常常被一种蜱虫困扰。蜱虫如蓖麻子一样大，褐色的皮肤，有头、有嘴，好像没有明显的尾巴。蜱虫的背部、腹部和尾部貌似组合在一起，形状如一颗吊瓜子。蜱虫用扁平的腹部吸附在毛发稀疏的牛皮上，粘合力很强。简单地用手去挑拨，很难将它从牛皮上拨离下来。

牛，因为有任劳任怨和忍辱负重的善良品性，故被人们由衷地赞美。鲁迅先生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既是对人们为人处世的一种态度，也是对牛一种间接的肯定。我父亲养牛不是为了肉食、不是为了拉车，更不是为了挤奶，而是为了帮助干农活。家里养一头耕牛相当于雇一个长工。雇长工除了要给他吃的，还要给他工钱，有时候还要受他的一点闷气。农民饲养耕牛虽然辛苦，但理在其中，需求在其中，横竖都少它不得。北宋诗人梅尧臣曾经做诗一首，题为《十九日出曹门见手牛拽车》，诗云：

只见吴牛事水田，只见黄犁负车轭。

今牵大车同一群，又与骡驴走长陌。

仰头阔步尘蒙蒙，不似缓耕泥洦洦。

一一夜眠头向南，越鸟心肠谁辨白。

牛，既可耕地也可耕田。

耕地，是指用犁翻耕旱地。通常情况下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耕作一个季节。农村里有四种与牛有关的农具，分别叫犁、平耙、滚耙和操。犁的结构虽然比较复杂，也较难用文字表达，但在上述四种农具中是操作起来最简单的一种。

牛，除了翻耕旱地，还要“耙”旱地。耙旱地的工具是一张“平耙”。平耙的结构很简单，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有一个硬木制成的木框。木框的长度在一米二十左右，宽度在七十厘米左右，厚度在四厘米左右。二是在木框的上面（正面）、二条长形木板的中间，各留有一个可以站立一只脚的位置；在木框的下面（反面），等距离地镶嵌着一些铁制的锋利的相互交叉的刀片。三是在木框的前进方向两端各系上一根绳子，绳子与套在牛肩膀上的一个“犁轭子（笼头）”相连。下半年，在旱地里撒下大麦、小麦的种子后，为了防止麦子被鸟啄食、便于麦子生根发芽，需要给麦子覆上一层泥土。此时，如果用人工、用锄头去覆盖，效率很低。为了加快速度，人们通常拿出一张平耙来操作。牵上一头耕牛，将平耙上的绳子与牛肩膀上的一个犁轭子固定。耙地的人常常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侧身（向右）站在平耙的木框上。此时，使唤耕牛向前行走，脚下的种子就会被碾压过去的耙子盖上一层薄薄的泥土。

水田与旱地虽然都由泥土构成，但在耕作程序上，护理一块水田要比护理一块旱地复杂得多。护理一块水田，除了需要用到传统的犁，还要用到平耙、滚耙和操。

给水田使用平耙的操作方法与给旱地使用平耙的方法相同，但在水田使用平耙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秧苗、给种子覆盖泥土，而是尽可能地切碎一些较大的干硬的泥块。

以前，江南的农村普遍种植双季稻。上半年种早稻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水田不必用到耙，但有时要用到操。“操”用硬木制作，结构虽然不复杂，但很难用文字描写出来。它的工作原理、它的形状犹如一把巨大的梳子。它的作用是将农田里较高的或者较多的泥土慢慢地搬运到泥土较低的或者较少的地方。

下半年种晚稻的时候，为了便于人工插秧，有些水田会被用上一种叫滚耙的农具。滚耙的主体结构与平耙相似。不同的地方在于：平耙的木框下部镶嵌了铁制的刀片，但木框内部是空旷的；滚耙的木框下部没有镶嵌刀片，但在木框的中间横向地安装了一个可以拆卸的“滚筒”。滚筒由硬木制作，呈圆形、半空心状，直径在三十厘米左右。当牛拖着滚耙向前行走时，处于滚耙中间的滚筒会被动地转起来。人们使用滚筒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将水田里的泥土捣腾得更加细软一些、更加柔和一些。

我虽然不是老农民，没有耕过地、耕过田，操过田，但像模像样地“耙”过地、“耙”过田，也“滚”过田。那是读初中和读高中的时候，每年暑假，我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双抢时，我除了参与割稻、拔秧、插秧等主要工作，常常被生产队长安排去耙田或滚田。每年秋天播下小麦、大麦的种子后，如果周末回家，那么，有时也要被队长临时叫去耙地。

沿用人类“妇女能顶半爿天”的理论，母牛也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过，鉴于母牛的体型和生理特征，男人们通常不会安排它们从事耕作水田的农活，只会安排它们做一些翻耕旱地的农活。只有在牛力实在不济的情况下，母牛才会承担一部分耙地的重活。每当看到一头母牛伸着低下的头、弓着弯曲的背，喘着粗气而耙地的身影，或者亲自站在一张笨拙的平耙上，使唤一头体型娇弱的母牛向前行走的时候，心里总会萌生出一种于心不忍又无可奈何的念头。当然，牛毕竟是动物，在农忙的时候，如果不去使唤动物参与生产劳动，难道还叫农民去承担白天黑夜的辛苦吗？每当左右为难的时候，人们能够给予母牛的善意只有两个：一是在劳动期间，尽量地让母牛多休息一会儿；二是当母牛行走缓慢时，尽量让它的屁股少挨几次竹鞭的敲打。

在犁、平耙、滚耙和操四种农具中，对耕牛而言，最费力的两种农具是平耙和滚耙。在劳动时，牛不但要拖动木讷的平耙或滚耙，而且要拖动站在平耙或滚耙上面的一个男人；对人而言，技术要求最高的一种操作是施犁。无论是翻耕旱地还是翻耕水田，无论是直行还是横走，都要求被牛犁过的土地看上去线条均匀平直、泥土干净利落；最费力的一种操作是施操。一把操虽然由前面的牛拖着，但被“操”搬运的泥土数量是多还是少？泥土被搬运的距离是近还是远，都需要跟在“操”后面的人员掌控；最危险的一种操作是施耙，包括平耙和滚耙。“耙”的上面虽然留有一个供人站脚的地方，但由于“耙”是动态的，人的脚上往往沾有泥土或者水，所以容易滑动。如果从“耙”上滑落下来，人的一只脚或两只脚都没有滑入木框内，那么无碍大事；如果从“耙”上滑落下来，人的一只脚或两只脚又恰巧滑入木框内，那么轻则皮肉受伤，重则脚骨断裂。

凡是家养的牛，都在牛的鼻子里穿了一根绳子。穿绳子是有规律的。一般情况下 ，绳子被固定在鼻子的左侧。人们使唤一头耕牛干农活犹如使唤一个哑巴干活。为了能够让牛乖乖地配合人们干农活，就涉及到“走、停、向右转和向左转”等四个基本的口令。牛，除了拥有一些感知温饱、冷暖和危险等动物的本能，还有一些识别主人、听懂少量简单语言的能力。在劳动时，你如果直接地向牛喊出“走、停”等单词，那么，其结果是真正的“对牛弹琴牛不入耳”。相反，牛有它听得懂的四个词，分别叫做（仅指声音）“驾、瓦、柳、大”。叫牛前进时，不能叫“走”，而要叫“驾”。这一点，与策马完全一样；叫牛停下时，不能叫“停”，而要叫“瓦”；叫牛左转时，不能叫“向左转”，而是只要将牛绳轻轻地往左侧一拉，同时叫一声“柳”；叫牛右转时，不能叫“向右转”，而是只要将牛绳轻轻地往右侧一甩，同时叫一声 “大”。

牛能听懂主人的四个口令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驯服的。无论是公牛还是母牛都有一个活泼可爱、自由自在的童年。一旦生长到半岁左右时，它们就要接受人们的强行驯服。驯服牛的手段有三个。一是在牛鼻子里穿上一根绳子；二是在牛的肩膀上套上一个犁轭子；三是在不服从管教时，叫它吃上一些“鞭子”。驯牛通常需要三个男人配合。当小牛长到半岁左右时，人们就要开始对它进行训练。三个男人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将小牛牵到一块黑乎乎的鸦雀无声的旱地里，其中一个男人站在牛的左侧负责牵牛绳，管住牛鼻子；一个男人站在牛的右侧扭住一只牛耳朵，管住犁轭子；另一个男人跟在牛的后面操控具体的一个农具（通常只是一个形式）。聪明一点的小牛只要如此重复的训练，大概经过七个早晨，那么就能掌握基本的要领。

冬季，本来是牛休养生息的时候，但由于两个原因，它只能维持简单的生命，而不能享受丰富的物质和幸福的时光。一是要承受严寒的威胁。冬季，它虽然被关在牛棚或牛栏里，但牛棚或牛栏到处漏风，其实与系在野外的大树底下没有太大的区别。二是新鲜的草料严重欠缺。过了秋季后，人们给牛吃的大多是一些干燥的稻草、麦秸和豆秸等食物。当人们喜气洋洋地迎接新春到来的时候，牛却经受着一年之中寒冷、寂寞和饥饿的三重煎熬。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营养，待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牛不但没有被养得丰满健康，而且被折磨得皮肤干瘦、毛发脱落，看上去犹如久病初愈，四肢无力。本来，牛在春季来临时可以沐浴温煦的春风，可以品尝新鲜的草料，可以享受美好的时光，但残酷的现实使它们在能够得到烂漫春天的同时，又不得不重新承受人们给它的繁重任务——忙碌的春耕生产。为了准备春耕生产，为了恢复牛的体能，人们不但给牛喂青草、喂饲料，而且喂米酒。米酒怎么喂？需要两个男人配合，其中一个人牵住牛的鼻子，将牛头抬高。另一个人用手臂那么粗的一根竹管撬开牛的嘴巴。然后，一次次地的，将竹管里的米酒灌入牛的口腔。更有甚者，有的农民心血来潮，让牛吞下一条条活生生的黄鳝。黄鳝怎么吞？也需要两个男人配合，其中一个人牵住牛的鼻子将牛头抬高。另一个人将一条条黄鳝先后塞进牛的鼻孔。黄鳝进入鼻孔后不会窜入牛的气管，而会钻进牛的食道。牛，一时之间既能喝到人们的米酒，又能够吃到鲜活的黄鳝，因此，有的人开玩笑，说：“做一个人还不如做一头牛。”

日月更替，光阴似箭，曾经的一个放牛娃，曾经的一个年少使牛者，在一个不曾预料的阴差阳错之间，竟与牛的群体渐行渐远。此后几十年来我虽然看到过牛，但再也没有与牛有过近距离的接触。这种现象既让我与牛之间产生了物理上的距离，也让我产生了心理上的陌生。不过，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纯粹的骨子里始终镌刻着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对农村生活的朴素记忆。在内心的深处如泥塑木雕始终耸立着一尊满身沾着泥水、左手牵绳、右手执鞭，威风凛凛地站在“耙”上来回于田间地头的苦涩形象。正因为如此，无论时间如何推移，无论地点如何变更，无论生活如何变化，在我的灵魂深处似乎仍然没有拉大与牛的情感距离。当出差或旅行途中遇到牛、当手机和影视节目中看到牛，当半夜的梦景中看到牛时，就会顺理成章地想起牛、思考牛、回忆牛。我没有写过与牛有关的诗，但阅读了几首与牛有关的诗。现摘录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骑牛》，且为此文收尾。诗曰：

相牛之背笑不休，此是人间安稳处。

七十老翁有所求，呼僮扶上不拖空。

牛亦相怜身不动，鞭之不前行徐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