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古城游记

瑷珲古城游记

光阴荏苒，来日方长，但愿余生寸心寄华夏，岁月赠山河。

二○一九年九月一日上午九时，当我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国际公路客运站”坐上一辆开往“瑷珲古城”的公交车时，心里有一些矛盾。不过，我没有因此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而是咬咬牙，坚持了去探索一下究竟的一个念头。

汽车开出市区后，就进入一条乡间的公路。公路如游蛇，高高低低、弯弯曲曲，虽然只能容纳两辆汽车交会，但路面还算平整。公路两侧没有明显的山峦，但间隔有树木，有绿茵，有江河，有农田，貌似三分江南的自然风貌。我坐在第一排位置，翘首以待，期待在视线可及的范围内见到一座高楼林立、城垣连壁、雕栏玉砌的古老城堡时，冷不防汽车在颠簸了三四下之后，在一个看似露天菜场的一条公路旁边趴下了臃肿的身子。

我不得其解，问司机：“古城到了吗？”司机一脸淡定，说：“到了。”我一脸懵懂，愣愣地下了车，环视一周，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古城的影子，而是看到了一个散落的小村庄。这个村庄没有多少幢房子，在我这个南方人的眼里，总觉得不太习惯、不太眼熟、也不太美丽。不过，在村庄的里外，已经建好了由多个“井”字形拼接起来的公路。从这点猜测，这个村庄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规划，毕竟，仅凭《瑷珲古城》这个熟悉的名字，也能激发一部分国人残存的记忆以及游览的兴趣。

井字形公路虽然粗糙间陋，但每一条路有像模像样的路名，比如“萨布素街、延厘路”等。在部分井字形公路的里面，有农民的住房，有由住房改造而来的小饭店、小宾馆。其他的建筑有“古民居民俗馆，满族民俗馆，瑷珲记忆馆，文化大院”等。这些房子虽有各自的名称，但里外陈旧不堪、简陋甚至有一些破败。另外更多的是植物和庄稼，包括玉米、毛豆、西红柿等。此时，正是西红柿成熟的时候，一串串青色的、淡白的、微红的和大红的西红柿精神抖擞，挂满枝藤，犹如一只只色彩纷呈的灯笼，正展示其妖娆又圆润的身姿。

那个所谓公交车站（马路菜场）的北侧，是一条既让人们引以自豪又让人们痛心疾首的黑龙江。江水洁净如玉，缓缓地由西向东流逝。江面的宽度在三百米左右，中俄的分界线在江的中心。一眼望去，无论是前方还是左右两侧，在江面上只看到了三条小船。小船无人照看，停在我方一侧的江边。我走到江边，找到一个台阶，小心翼翼地走下去，弯腰，下蹲，伸手去触摸水的体温。水，有点凉，有点滑，有点软。我用手腕掏起一撮水，仔细观察，发现在清澈的水分子之间，似乎搅和着些许隐约的血迹。这些血迹不是鱼的血迹、不是牛的血迹或马的血迹，而是由沙俄侵略者肆意屠杀我国边民而尚未干涸的血迹。一九○○年，我国国内暴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沙俄在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京津、镇压义和团的同时，以保护中东路为名，单独出兵我国东北，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海兰泡大屠杀”和“六十四屯大惨案”，共杀死我边境同胞八千余人，并将古城瑷珲夷为废墟。

雨丰则河宽，国强则地广。此前，黑龙江是我国的一条内河，此后，就变成了中俄的一条界线，真是“古今长如白练飞，界线破开山水色”。界河的对岸是俄罗斯的领土。视线所及范围内没有裸露的村庄，没有拔地而起的工厂，而是一片连绵不断的绿色长廊。那片土地虽然荒芜，但曾经是我国边民休养生息的地方；那片土地虽然生疏，但曾经是我国一块不容分割的美丽家园。黑龙江江水有咆哮的时候，也有平静的时候。面对咆哮，我不能两肋插刀；面对平静，我不能心如木石。历史的车轮不但碾压在崎岖的道路上，而且留痕在弯曲的江水里。

黑河市不缺树木，不缺绿色。瑷珲古城也一样。在瑷珲古城马路菜场的右侧，是一方绿荫如蓬的处所。正对马路十多米远的地方，筑有一个简单的门楼。门楼上方从左至后写着一行字：黑河市瑷珲历史陈列馆。

从“陈列馆”大门口往里走，右侧是一幢两个开间的平房，平房四周的墙面上挂满了毛泽东同志的各种像章。左侧的场地中间是一幢魁星阁，还有一颗古老的“见证松”。正对面是一幢一层楼的陈列馆。陈列馆大厅地面的中间是一块硕大的玻璃。玻璃下方是一幅电子地图。该地图由多幅画面组成，重复演泽瑷珲古城被沙俄侵占的历史过程。

大厅的左侧是一个过道，过道两侧分隔成若干个房间，房间里有半景画，超写实雕塑、沙盘，油画和图片等。在一个房间里，摆放着当年中俄签订条约时的超写实雕塑。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沙皇俄国政权的武力胁迫之下，中俄代表在这里签订了《瑷珲条约》，从此将我国黑龙江以北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该雕塑中间是一张桌子，桌子的右侧站着沙俄的三个签约代表，分别是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外交官员布·尼·彼罗夫斯基和译员伊·布·希什马廖夫。桌子的左侧坐着大清帝国的三个签约代表。分别是黑龙江将军奕山、瑷珲副都统吉拉明阿和佐领爱绅泰。双方代表的服饰和体毛特征清晰可辩，形象栩栩如生，即使不看《瑷珲条约》的内容如何，仅看现场的摆设和人物的气势，就能判断出当时中方代表有多少的无奈与失落。我想，房间里的灯光虽明，但无法照亮这段曾经黑暗的历史；房间里的环境虽静，却无法抑制至今那波奔腾不息的水流。满清朝庭晚期的一条黑色长辫子斗不过沙俄帝国的一缕金黄卷发；晚期满清朝庭的一抹圆顶红帽抵挡不了沙俄帝国一顶滨海帽的冷漠与威严。

王俊英是土生土长的瑷珲古城农民，约四十岁。她在马路菜场的一侧摆了一个露天的“炸鱼”摊。炸鱼摊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油锅，一台煤气灶，一只煤气罐 ，还有两张小桌子和六七条凳子。被她油炸的鱼是个头在半两至三两之间的小鱼，有些我似曾相识，有些从未见过，大概有泥鳅、犬首鮈，棒花鱼、麦穗鱼、土鲇等几种。我看了一下，问：“这些鱼是不是捕捞于黑龙江？”她说：“是的。”我淡淡一笑，对她的回答只相信一半，即既有可能捕捞于黑龙江，也有可能捕捞于其他的江河支流。她的炸鱼不是论斤卖，而是按“份”卖，每份二十元，重量在八两左右，可以坐在摊位现场吃，也可以打包带走。

鉴于已到了午餐的时候，我遂买了一份。我不要已经被她炸成的鱼，而是要求新鲜出锅的鱼。她二话不出，顺手在几个不同的鱼盘里各抓出几条，掂量后合成一份生的鱼。油锅一直在“哗哗”地沸腾。金黄的食用油在炉火的作用下，不断地上下翻滚，犹如绽放出一朵又一朵金丝菊。此前，我可能已经吃到过黑龙江里的鱼，但安静地坐在黑龙江的江边，又品尝从它那里捕捞上来的一些热乎乎、香喷喷的炸鱼，还是人生的第一次。

陈章寿

2023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