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猪

猪，是一种能够将番薯、萝卜和叶草等低值农副产品积聚起来，又慢慢地转化成人民币的普通家畜。

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明天早一点起床。”我一愣，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记忆中，除了母亲，父亲几乎不关注我晚上睡觉的时间和早上起床的事情。我眼睛看向他，问：“有什么事吗？”父亲说：“与我一起把猪抬到收购站去。”

说毕，父亲顾自己去干活了。他兜兜转转地找来一块长条形木板，两只箩筐，三根绳子和一根竹杠，连夜给母猪准备了明天用来组装一辆“轿子”的材料。

第二天早上，母亲早早地起床，跟嫁女儿似的，先将猪栏打扫干净，又准备了猪食。今天的早餐是这只猪在我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食物。为了让猪多吃一点，母亲不但在饲料里加了几个番薯和萝卜，而且神情漠然，依依不舍，静静地守护在猪栏的旁边。

我起床不算很早，但比平时略早一些。吃了早饭后，父亲把猪从猪栏里放出来。这是一只“金华两头乌”，皮肤白净，但头部与屁股上的毛发呈黑色。也许是多吃了一点，猪的肚子圆滚滚的向下垂，只差一点就触到了地面。它走路不懂方向，摇着一根春笋似的短尾巴，慢悠悠地走，还不时地用嘴巴去吻这个又吻那个，好像对什么东西都觉得新鲜。

父亲见情，弯腰，上前一把捏住猪的一只耳朵，用力地往门外拖。我不去抓猪的另一只耳朵，而是一把拉住猪的尾巴，推着猪屁股往门外送。

搭建“轿子”的材料已经放在走廊上。父亲一手捏着一只猪耳朵，一手将一只箩筐从猪的头部套进去。继而，又将另一只箩筐从它的屁股套过来。当两只箩筐合拢时，就形成了一个“火龙果”似的、封闭状的笼子。父亲将“火龙果”用绳子捆绑牢固后，轻轻地横向一推，就将“火龙果”推到放在地面上的一块木板上。待“火龙果”与木板完全固定后，一辆简易的“轿子”就做成了。

生猪收购站坐落在原浙赣铁路钱诸暨县境内的“外陈火车站”东南侧，与我家的距离约两公里。它有东西向布置的两幢平房，总面积约一千五百平方米。平房的西端是铁路的东侧。平房里面的布局主要是一些用来临时关猪的猪圈（猪栏）。其中一幢平房里面的西端有一间办公室和一个面积较大的“生猪检验室”。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个“生猪检验室”叫做“营业厅”。“营业厅”里外有收购站的四个工作人员。一个是生猪“检验师”、一个是记账员、一个是出纳，还有一个是秩序维护员。另外，有一台大大的磅秤。磅秤上面搁着一个由木头制作的开口向上的长方形凹槽。

当卖主将猪抬进“营业厅”后，就将猪从笼子里放出来。猪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缩头缩脑的，不仅夹着一条短促的尾巴，而且全身“嗦嗦”地发抖，傻傻地不敢走动；有的猪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好似摆出了一副绝望的姿态。检验师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围一条长度过膝的围裙，手拿一根小竹竿，将目光盯在一只只被送往迎来的猪身上。他一边打量猪的重量和肥瘦程度，一边用竹竿轻轻地敲击猪的背部或者屁股，让它尽量地走动起来。有时候，他还会伸手去触摸猪的肚子。他触摸猪肚子的目的，是初步判断一下里面是板油还是饲料？

检验师就是生猪的裁判员，手里掌握着是否收购这只猪和收购价格高低的大权。检验师经过一番操作后，会给猪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种是不收这只猪，直接让卖主抬回去；另一种是报出一个“五十一、五十二或者五十四”等不同的数字。检验师报出的数字并不是猪的重量，而是一个收购价格。比如，“五十一”表示每斤生猪的收购价是“五角一分”（那时猪肉凭票供应，每斤六角八分）。

这时，卖主如果觉得价格偏低，那么可以将猪回笼之后抬回家去；如果觉得价格过得去或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将猪抓起来，四脚朝天地把它抬到磅秤上的凹槽里进行称重。

我已经忘记与父亲一起抬过多少次。父亲之所以让我去抬猪，是因为我已经能够踉踉跄跄地将猪抬起来了。我第一次抬猪的时候虽然年幼，但父亲的年龄也大了。抬猪时，我走在前面，每走一步，父亲都能够看到我的一对稚嫩肩膀在不时地摇晃、在不时地颤抖；每走一步，父亲都能够看到我的一个背部和腰部在不时地弯曲、在不时地扭动。相反，父亲走在后面，每走一步，我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他老弱的躯体有没有弯曲，更体会不到他此时的心情是一种无奈与惆怅，还是一种幸福与快乐？

在生猪收购站，检验师的行事风格完全是“一言堂”。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我家的一只猪被检验师退了回来，原因是重量不足。

根据我的经历和判断，重量一百三十斤和一百一十三斤，是决定这只生猪能否被收购的两条分水岭。一般情况下，一只生猪的重量只要达到一百三十斤，那么，即使看上去身形瘦弱一点，也会被收购；一百一十二斤及以下的猪是铁定不被收购的，但一百一十三斤是一个可收与可不收的尴尬数字。凡是刚好掐在一百一十三斤这个重量的猪，最终收与不收有三个因素决定。第一，看这只猪的肚子大与不大。如果肚子过大，说明肚子里是一些刚被喂进去的饲料；第二，看这位卖主的脸色。或许因为时间长了，人头有些熟悉了，有些卖主的家庭情况或多或少被检验师道听途说一点。如果这个卖主的家庭状况比较艰苦，做人也比较规矩，眼前的态度又诚恳，那么，检验师通常会对他网开一面；第三，看检验师当天工作的心情。如果他的心情比较好，那么，在遇到这种可上可下的积骨眼时，做起事情来往往会比较宽容一些。

我家那只猪被收购站退回来，其原因既不能怪检验师，也不能怪父母亲，因为在过磅秤时，它的重量只有一百一十二斤。父亲决定将这只猪去卖掉也是无奈之举。当时家里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期，人都吃不饱，猪哪里还能够吃饱？如果将它去卖了，再买一只小猪回来，至少可以减轻眼前的饲养压力。那天早上，在赶出猪栏之前，母亲虽然将这只猪喂饱了，但是，它的重量其实没有达到一百一十三斤。

在收购站西端与铁路之间有一块面积不大的空旷场地。它用来给卖猪的人们排队和等候。收购站并不是每天营业，一个月里只有相对固定的三天。在这块场地西侧与铁路之间，有一个用砖石砌筑的由南向北高度渐增的坡道。这个坡道宽约八十厘米，高约三米，两侧各有一堵一米高的小墙。在坡道的西侧，像游泳池里的跳水台一样，开有一上一下的两个“口子”。这个坡道和两个口子是用来给猪走上火车时用的扶梯和出口。

当外陈收购站里的猪收存到一定数量后，有关部门会安排一节或者多节专门运输生猪的棚车停在这个坡道的旁边。每节棚车分上下两层，用来关养生猪。棚车的左右两侧装有移门，其中，在上下层的中间各留有一个供“人”休息和睡觉的地方。

因为有生猪收购站、有专门运输生猪的棚车，所以，在火车站附近就派生了一个冷门的职业——“生猪押运员”。押运员除了在路上给猪喂食以外，还要整天整夜与猪生活在一起。虽然，这项工作的体力消耗不大，但臭气熏天，在途时间较长。遇到严冬时，棚车里寒冷不可待；遇到酷暑时，棚车内炎热难熬。

尽管这项工作非常之低端，但在我家附近的所有农民眼中是一个难得的香饽饽。一般的农民横竖都轮不到。如果想轮到，要么在有关部门内有熟悉且有一定权力的人，要么多少给某些人送一点小礼物。押运员的工作称为“出差”，不但有临时的工资和津贴，而且拿的是现金。

从外陈收购站运送出去的生猪，大部分被运送到杭州、上海等城市。个别的生猪经过严格挑选后会被运送到广州，经广州口岸进入香港。这种猪，被人们称为“供港猪”。有的押运员平时一辈子都去不了一次香港，但因为“托了猪的福气”，遇上押运“供港猪”的机会，就跟着生猪一起去了一次甚至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