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背影

文 /陈红华

求学路上，最难忘的是父亲的背影。

那是一九九一年的初秋，越过邻家瓦顶，我的眼前是漫山遍野的竹林，每一片竹叶，随着山野的风，宛如梦幻一般，从狗槽湾倏忽而过，越过村庄与田野，在后溪与天目溪交汇的天空盘旋而上，曲折无数个湾，又漂流而下，从富春江一直至钱塘江。那是我第一次有“飞出去”的感觉，也是第一次真正地想走出村庄，奔向新世界，这笃定也是父亲的愿望。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干活。冒着日头，割稻，拔秧，种田，那是农村的双抢时节——我童年少年劳动辛苦、记忆尤深的时日，白花花的太阳底下，水田热烫，蚂蝗肆虐，只有机耕路上“棒冰棒冰，赤豆棒冰”的叫卖声给人些许安慰。我还蹲在闷热的桑树底下，用小锄头挖土放尿素，又是另一波苦活累活；再闲，下午也得去拔一篮猪草，傍晚再去砍一担柴火，有的是干不完的事。我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煎熬着，似乎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我的印象里，我和我哥笃定是村里干得最多最苦的孩子，也是最后熬出头考出去的大学生。父亲母亲干得比我们更多更苦，一生都在和土地打交道，却从未叫过苦，这也许是父辈乃至中国广大农民特有的秉性吧，在煎熬中艰难前行。也许是榜样的力量，我们也只是心里有点怨气而已，对父亲母亲的崇敬倒是与日俱增的。

我曾在五六岁的时候放过鸭子，父亲告诉我，三面环水的村庄，背后是座大山，叫“凤凰山”。她庄严、坦荡而神秘，是村庄的守护神。连绵的山脉中，它不是最高最美的山峰，却最为亲切。我无数次地沿着山脊，向上攀登，从这个山头，又到另一个山头。我爬过许多树，勇敢地学会了从这一棵挂到另一棵，我用柴刀劈下枝丫，用藤条捆上，用冲棒挑着回家。乡下孩子的出息，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得以锤炼。有一天，父亲指着岭下对面的那户人家说，“像他一样考出去就好了。”他的声音低沉而单调，他个子不高，但能掌控全场；话语不多，却很有分量。

我没有“逃离”的意思，我被村庄的大山和田野滋养着。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的我们是过客，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也是，土地才是永生的。

我收回遐想，朝梨树那边望去，我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个身影，正站在猪栏旁——那是我的父亲，瘦小的身影，在空空的猪栏边，若有所思，他的眼里一定有几分无奈。两只猪未上百斤就出栏了，他真有些舍不得。母亲说，趁着送我去杭州读书的一早，父亲就出现在田埂上，挽起裤脚，把篾匠粗糙厚实的双手，趴开泥浆放水——水稻田，关乎一年的收成，马虎不得。

穿过后岩村一垄一垄的栗子林，一条机耕路通向村口，过金紫山下的大桥，我们出村了，背后是全村人羡慕和希望的目光。我回首一望，凤凰山，狗槽湾，仿佛觉得整个村庄都在送别我们。

分水老车站有直达省城的大客车，每天就两个班次。我们在武林广场边的客车站下车，这里地方不大，只能容得下几十辆车，估计就是个临时性的停车场。周围是鳞次栉比的建筑和嘈杂的人群，我和父亲都看见了“杭州大学”的牌子，父亲拎着行李快步往前赶，我既高兴又兴奋，紧紧跟着，突然觉得有了一种方向和归宿感。那时，我还是一个羞涩的乡下少年，好像一张明净的白纸，头一次出门远行，头一次坐这么远的车，也将头一次离开父母……

报到的地点是在室内体育场，这里地儿大，人也多，我们在师哥学姐们的帮助下，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接着便到了11幢414宿舍——我将在这里开始，和七位室友一起完成两年的专科学业。

父亲说，先带我去吃个饭，之后他还要赶回去，下午有一趟班车回分水。我们去北门外的文三街转转，后来找了一家过桥米线店，一人吃了一大碗。父亲又买了十多个苹果，他说，寝室里人多，你分给大家吃，同学关系要搞好，这是做人。我点点头。

我们在杭大的林荫道上告别，这里有不少家长和孩子来回走动。不远处的草坪上，是一对对的欢喜男女。

“好了，不要送了，”父亲把我拉到一边，“书要好好读。”他从布包里摊开一些纸币，里面有一张五十和一张二十的，还有几个硬币。他把最后一张50块的纸币硬塞给我，他干瘦的手上还缠着好几撮胶布，那是篾匠的标识，“我车费够了就行，你节约点用，不够再给你寄。”说完，父亲转身离去。我的泪在眼珠里打滚，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追了上去，叫了一声“阿爹”。父亲回过头来，帮我擦去眼泪，又拍了拍我的肩，笑了一下，他瘦下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校门口，车流里……那是父亲第一次为我擦眼泪，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父与子最亲最近的一次距离。

我的耳边瞬间响起了一句话来：“你们两兄弟上大学，都是你阿爹篾刀一刀一刀劈出来的。”我的眼前闪现出一些画面：昏黄的灯底下，父亲手里的篾刀，一刻也舍不得停。一把篾刀，绑了厚厚的布条，捏在手里如意顺畅。一弯刻刀，镌在竹椅把上，字字入扣。一把锯子，可随意松紧的绑条，足以撕开数丈的成竹。一条长木凳和短木桩，早已“伤痕累累”。天蒙蒙亮了，父亲还在做，他的眼里，始终散发出迷人的光亮。我有些疑惑的是，父亲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却从不打牌搓麻将，想必是他把整个心思，都用在了赚钱养家、培养孩子身上。

如今，每次我回到家，总是看见父亲坐在屋前，摆弄他的篾刀。他戴着一副老花镜，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戏文，一边做着自己的篾活。“田里没活，就做点竹椅，打个篮子。”时光，在他这里，是简单而有记忆的。我不清楚的是，父亲还记不记得送别儿子上大学的那一幕……

至今，我的照相册里珍藏有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我带五六个大学同学来桐庐玩，去了严子陵钓台和瑶琳仙境，之后租了辆大三轮车回老家看父母。父亲自然很高兴，和母亲张罗了一桌子的好菜。他兴致很高，饭后，又和我们一起登上后山。在大水池平台上，我拉父亲一起合张影。他身披呢大衣，头戴鸭舌帽，双手插在裤袋里，眼神坚毅而笃定，里面分明藏着自豪感。我头发乱又长，穿着灰色夹克衫，披着一条白围巾，戴着手表，把右手搭在父亲的肩上，俨然一副长大了要撑起整个世界的模样。

村庄、田野尽在眼前。我看得见我家的水田和栗子林，那是父亲辛苦劳作的地方。十几棵栗子树，齐整地立在田埂的两边，颇有章法和气势。散落的黄叶，和田里的青菜，勾勒出青黄相间的水墨画，这画里有青色的底色、合理的留白和父亲劳作的身影。村庄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不得不说，我是无比欢喜的。

除了白天与泥土打交道，或是上工做篾匠，无数个夜晚，父亲都是加班加点做篾活，箩筐、烘篓、簸箕、篾床蔑席、竹椅、米筛等，大致报个尺寸，他就能编织出一片竹篾的美妙世界，也因此挣了不少辛苦铜板，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渐渐好转。村子里的好多个第一，都是父亲挣来的。第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几乎全村人都来我家看过，连坐的板凳也是自己家搬来的；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第一台乐宝收音机，第一块手表……

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塞给我五十块钱转身离去的背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从未逝去，那是我心中高大的父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