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局往事

在我眼里，稍遥远的东西，总是令人神往和回味的。

还在六十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暑假我从原上老家来县城父亲那里。父亲在彬县人委工作，县人委西边有一个粮站，叫西街粮站。我常常站在人委大门口，很好奇地看着粮站那运粮的解放牌汽车出出进进，至今印象仍很深。后来，县人委变成了革委会，再后来，又变成了县政府，这期间，彬县粮食局也几经变迁，终于在它管辖的地盘——西街粮站所在地扎根落户了，盖起了粮食局办公楼。

没想到，多少年后，我和彬县粮食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彬县县委政策研究室做过一段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这即便算不上个什么官儿，但也算个捉笔小吏，整天爬格子，没黑没明，工作磨人，又出力不讨好。捉笔小吏的差事也不是我的强项，有点强人所难的味道，整日诚惶诚恐，晚上加班加点，也赶不上领导的节奏。几多风雨,几多甜酸苦辣，饱尝炎凉。我的爱人正好和我相反，她在县粮食局当会计，一月就月底那几天忙，平常倒也轻松。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粮食系统还算得上是个“好”单位。在粮食局当会计，管着下面粮站、公司、厂的财务报表，还有划拨款等业务，也就显得红火。逢年过节，我这个粮食局家属也有人找上门，热闹一番。有熟人找我讨条子，买几斤江米，有人买油买面要提供方便，有的还要用劣一点的麦子换面粉。

我所在的县委政策研究室在县委大院,和县粮食局院子是斜对面，一街之隔。我的办公室在县委办公楼三楼最东边，正好在二楼的县委书记的卧室上面（县委书记办公室是套间，一间办公，一间住宿）。有一次，县委书记见了我面带愠色，说，昨晚楼上面怎么啦，沙沙的脚步声吵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我连忙做解释，说昨晚几个人加班准备会议材料，没想到影响你休息了，以后一定注意。也是啊，我经常晚上要“爬格子”，写不下去了来来回回度步，夜深人静，脚步就格外响。这可能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这次是几个人，脚步声更响，持续时间太长，领导才提及。此后，凡是晚上加班写材料，我就放在粮食局。爱人在粮食局二楼有一个套间，外面办公，里面住宿，另外下面的平房还有一间，地方宽敞得多，我吃饭住宿都在粮食局，加班写材料也放在了粮食局，这样算下来，一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在政界，特别是在县委这样的“首脑”机关工作，大概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和同事和上下级之间都有些戒备心，往往说话处事都比较谨慎，放不开，况且我天生就拘谨，不善交往。在粮食局，老婆的单位，不像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间利益那么直接，我就没有那么多顾虑，因而也就能放得开些，上至局长，下至一般同志，我都比较热络，下棋、闲聊，串门子，在粮食局的楼顶晒太阳，一切都感到逍遥自在。

那年十一月我突然高烧不止，急着去西安住院，老婆走得匆忙，只给领导打招呼请了个假，就随我去了西安。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院，仍然查不清病因，老婆一个多月也没有回去过。单位年终财务决算，票据都在她办公室，如果年底回不来，就影响到年终决算。没有办法，局里安排人从她办公室门上方的活动窗进去取出票据，恰巧她第二天就回来了，她也知道年终要决算，回来交接了一下手续又返回西安。事后我挺感激粮食局领导的，他大概不想影响我住院治病，没有叫她回来过，老婆在西安一直陪我在医院呆了两个月，直到我出院。

粮食局有一位姓章的政工干部，人都习惯叫他老章。他是个瘦高个，穿一身半旧的蓝色中山装，面部表情严峻，颇有些“老革命”的“风范”。人虽有些面冷，但为人忠诚，做事原则性强，有时近乎偏执。一次去市上开会，会上发了一条毛毯，他当即把毛毯上交领导，当面数落这是不正之风，搞得领导和办会人员都很尴尬。这一消息传遍了粮食系统，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他被人传成了个“怪人”。他没黑没白绷着个脸，不拘言笑。但局里年龄和他相仿的同事都爱逗他，和他开玩笑，咂他是个瓜怂，把毛毯拿回来送人还能落个人情，有的说，你亏先人了，难道不知道一个多两个少，瞎活到世上，吃兀饭顶啥里。大家在饭堂里一边排着队，一边你一言我一语，“数落” 个不停。说着说着他发毛了，很凶的样子，连吃饭的碗都摔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见状忙过去把碗拾了起来，碗是搪瓷的，掉了一小片瓷，我说，碗好着哩，别生气，说笑哩吗。他接过碗，又像没有什么事似的。还又一次玩笑开得更绝，他在龙高粮站下乡，粮食局有一名同事给他打电话，说局长有要事让他赶快回来，当时天正下着雪，他骑着自行车，冒着冰雪，骑一阵推一阵，上坡下坡，还摔倒弄泥了衣服，才从七、八十里外的龙高粮站赶回来，急忙去局长那里，局长说我没有叫你呀，他方知上当。他似乎没有多少爱好，但爱下棋。吃过晚饭，他就在楼道里摆开棋摊，一会儿就围上来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爱好分子。他下棋不容许悔棋，谁悔棋他就和谁急，有时竟掀翻了棋盘。没有办法，有人趁他不注意偷了他的棋子，他怀疑有人动了棋子，大家都说没有人动，他转向问我，我笑了笑说，就是没有人动。不知是他信了我，还是给了我面子，他也就不再坚持了，直至棋下输了他也没有说什么。粮食征购开始了，他下到粮站助征，粮站有的职工把熟人的麦子标高等级，有时甚至把不合格的麦子也收了进来。老章一点情面也不留，当即制止，一次把站长亲戚的不合格小麦硬是档了回去，还把这事汇报给了局领导，弄得这个站长下不来台。人都认为他迂腐、固执，跟时代不合拍，有时还把他那些事儿当做笑料，传来传去，但我却仰视他，对他有一种由衷的崇敬感。

局纪委书记老史是由乡镇书记调任的。老史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人，说话处事干练。但他的机遇不好，那年他乡镇届满回来时，部门的领导都满员，于是就安排他在县粮食局担任纪检书记。这样安排对他来说不公，我和他有点“同病相怜”的意味，所以有些话就能谈得来。他说在乡镇工作兴那些“二杆子”，文绉绉的人弄不成事。他给我说过乡镇计划生育工作的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年冬搞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乡里一次抓来了十多个计划外怀孕妇女，关在乡政府大会议室里，准备弄到到医院去引产。其中有一个年轻看起来还挺时髦的少妇，挺着个大肚子，一再闹着要去茅房，监管人员没有办法，只得跟着她到茅房门口，她进去后，就把在门口等着她，结果这家伙在监管人员眼皮底下跑掉了。茅房后面的土墙上有翻越的痕迹，墙外面的麦地里有摩托车的轮胎印儿。有人帮她她逃走了。主管的副乡长很生气，带了一帮人，来到该孕妇家，家里“铁将军”把门，来人迅速撬开门锁，进到屋里，里面值钱的东西就是电视机，再就是囤子里的麦子。电视机被抬上了车，囤子里的麦子也装走了大半。听说这还不算最绝的，有的地方连房上的瓦都被揭掉了，南部有一个县的计生委领导大会上讲：“宁可添个坟头，不可添个人头”。这样的事情听得多了，耳闻目染，加之自己也时常提心吊胆的，自然就对计划生育的这些做法心存芥蒂，只是碍于身在体制之内，不便公开流露，但总对这些极端的做法不甚理解。特别对那些借着计划生育，狐假虎威，耍“八面威风”的人都不想正看一眼。想不到的是，我的爱人后来调咸阳市，偏偏就在计划生育部门，这有些让我情难以堪。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少生了几个亿，看来能做到那样的成就，政府真是穷尽了办法，老百姓更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人口老龄化提早到来。说得有些远了。

粮食局年轻职工多，一帮人都很精干,做事雷厉风行，相处得也和谐，在一块很热闹，也很幽默，调皮话，甚至黄段子层出不穷，给人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局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粮食”,在粮食系统干了近二十年，为人正派，待职工也好，就是平时不拘言笑，年轻职工都有些怕他，如果闲聊说笑间，遇到局长来了，就戛然而止，表现得规规矩矩的。炊事员老田是个临时工，也是个直性子人，和我关系挺好的，他很在乎别人怎么对他。一次有病住院，我和老婆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见了说，我住院了，一粮食局人都来看了我，就你没有来。我听了后心里涌上一股酸楚来，随后我离开了彬县，再后来，有一次我回到县里，想去看他，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我一下子心里象缺了一块似的，这“债”就一直补不上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彬县已撤县建市，建立彬洲市，城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粮食局的五层办公大楼被拆掉，拔地而起的是一栋20多层的商业大厦，我原来所在的县委大院也成了开元广场的一部分。粮食系统进行了改制，有的人二十多年再未见过面，有的都不知道去向。尽管过去的建筑荡然无存，但粮食局的旧址还在。这几年里我去过这儿好多次，走到这儿，满脑子里仍然是当年的那些人和事：粮食局办公大楼，县委大院，我曾经反复走过的路，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包括那个年代，都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