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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干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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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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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局往事

在我眼里,稍遥远的东西,总是令人神往和回味的。

还在六十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暑假我从原上老家来县城父亲那里。父亲在彬县人委工作,县人委西边有一个粮站,叫西街粮站。我常常站在人委大门口,很好奇地看着粮站那运粮的解放牌汽车出出进进,至今印象仍很深。后来,县人委变成了革委会,再后来,又变成了县政府,这期间,彬县粮食局也几经变迁,终于在它管辖的地盘——西街粮站所在地扎根落户了,盖起了粮食局办公楼。

没想到,多少年后,我和彬县粮食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彬县县委政策研究室做过一段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这即便算不上个什么官儿,但也算个捉笔小吏,整天爬格子,没黑没明,工作磨人,又出力不讨好。捉笔小吏的差事也不是我的强项,有点强人所难的味道,整日诚惶诚恐,晚上加班加点,也赶不上领导的节奏。几多风雨,几多甜酸苦辣,饱尝炎凉。我的爱人正好和我相反,她在县粮食局当会计,一月就月底那几天忙,平常倒也轻松。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粮食系统还算得上是个“好”单位。在粮食局当会计,管着下面粮站、公司、厂的财务报表,还有划拨款等业务,也就显得红火。逢年过节,我这个粮食局家属也有人找上门,热闹一番。有熟人找我讨条子,买几斤江米,有人买油买面要提供方便,有的还要用劣一点的麦子换面粉。

我所在的县委政策研究室在县委大院,和县粮食局院子是斜对面,一街之隔。我的办公室在县委办公楼三楼最东边,正好在二楼的县委书记的卧室上面(县委书记办公室是套间,一间办公,一间住宿)。有一次,县委书记见了我面带愠色,说,昨晚楼上面怎么啦,沙沙的脚步声吵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我连忙做解释,说昨晚几个人加班准备会议材料,没想到影响你休息了,以后一定注意。也是啊,我经常晚上要“爬格子”,写不下去了来来回回度步,夜深人静,脚步就格外响。这可能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这次是几个人,脚步声更响,持续时间太长,领导才提及。此后,凡是晚上加班写材料,我就放在粮食局。爱人在粮食局二楼有一个套间,外面办公,里面住宿,另外下面的平房还有一间,地方宽敞得多,我吃饭住宿都在粮食局,加班写材料也放在了粮食局,这样算下来,一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在政界,特别是在县委这样的“首脑”机关工作,大概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和同事和上下级之间都有些戒备心,往往说话处事都比较谨慎,放不开,况且我天生就拘谨,不善交往。在粮食局,老婆的单位,不像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间利益那么直接,我就没有那么多顾虑,因而也就能放得开些,上至局长,下至一般同志,我都比较热络,下棋、闲聊,串门子,在粮食局的楼顶晒太阳,一切都感到逍遥自在。

那年十一月我突然高烧不止,急着去西安住院,老婆走得匆忙,只给领导打招呼请了个假,就随我去了西安。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院,仍然查不清病因,老婆一个多月也没有回去过。单位年终财务决算,票据都在她办公室,如果年底回不来,就影响到年终决算。没有办法,局里安排人从她办公室门上方的活动窗进去取出票据,恰巧她第二天就回来了,她也知道年终要决算,回来交接了一下手续又返回西安。事后我挺感激粮食局领导的,他大概不想影响我住院治病,没有叫她回来过,老婆在西安一直陪我在医院呆了两个月,直到我出院。

粮食局有一位姓章的政工干部,人都习惯叫他老章。他是个瘦高个,穿一身半旧的蓝色中山装,面部表情严峻,颇有些“老革命”的“风范”。人虽有些面冷,但为人忠诚,做事原则性强,有时近乎偏执。一次去市上开会,会上发了一条毛毯,他当即把毛毯上交领导,当面数落这是不正之风,搞得领导和办会人员都很尴尬。这一消息传遍了粮食系统,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他被人传成了个“怪人”。他没黑没白绷着个脸,不拘言笑。但局里年龄和他相仿的同事都爱逗他,和他开玩笑,咂他是个瓜怂,把毛毯拿回来送人还能落个人情,有的说,你亏先人了,难道不知道一个多两个少,瞎活到世上,吃兀饭顶啥里。大家在饭堂里一边排着队,一边你一言我一语,“数落” 个不停。说着说着他发毛了,很凶的样子,连吃饭的碗都摔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见状忙过去把碗拾了起来,碗是搪瓷的,掉了一小片瓷,我说,碗好着哩,别生气,说笑哩吗。他接过碗,又像没有什么事似的。还又一次玩笑开得更绝,他在龙高粮站下乡,粮食局有一名同事给他打电话,说局长有要事让他赶快回来,当时天正下着雪,他骑着自行车,冒着冰雪,骑一阵推一阵,上坡下坡,还摔倒弄泥了衣服,才从七、八十里外的龙高粮站赶回来,急忙去局长那里,局长说我没有叫你呀,他方知上当。他似乎没有多少爱好,但爱下棋。吃过晚饭,他就在楼道里摆开棋摊,一会儿就围上来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爱好分子。他下棋不容许悔棋,谁悔棋他就和谁急,有时竟掀翻了棋盘。没有办法,有人趁他不注意偷了他的棋子,他怀疑有人动了棋子,大家都说没有人动,他转向问我,我笑了笑说,就是没有人动。不知是他信了我,还是给了我面子,他也就不再坚持了,直至棋下输了他也没有说什么。粮食征购开始了,他下到粮站助征,粮站有的职工把熟人的麦子标高等级,有时甚至把不合格的麦子也收了进来。老章一点情面也不留,当即制止,一次把站长亲戚的不合格小麦硬是档了回去,还把这事汇报给了局领导,弄得这个站长下不来台。人都认为他迂腐、固执,跟时代不合拍,有时还把他那些事儿当做笑料,传来传去,但我却仰视他,对他有一种由衷的崇敬感。

局纪委书记老史是由乡镇书记调任的。老史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人,说话处事干练。但他的机遇不好,那年他乡镇届满回来时,部门的领导都满员,于是就安排他在县粮食局担任纪检书记。这样安排对他来说不公,我和他有点“同病相怜”的意味,所以有些话就能谈得来。他说在乡镇工作兴那些“二杆子”,文绉绉的人弄不成事。他给我说过乡镇计划生育工作的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年冬搞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乡里一次抓来了十多个计划外怀孕妇女,关在乡政府大会议室里,准备弄到到医院去引产。其中有一个年轻看起来还挺时髦的少妇,挺着个大肚子,一再闹着要去茅房,监管人员没有办法,只得跟着她到茅房门口,她进去后,就把在门口等着她,结果这家伙在监管人员眼皮底下跑掉了。茅房后面的土墙上有翻越的痕迹,墙外面的麦地里有摩托车的轮胎印儿。有人帮她她逃走了。主管的副乡长很生气,带了一帮人,来到该孕妇家,家里“铁将军”把门,来人迅速撬开门锁,进到屋里,里面值钱的东西就是电视机,再就是囤子里的麦子。电视机被抬上了车,囤子里的麦子也装走了大半。听说这还不算最绝的,有的地方连房上的瓦都被揭掉了,南部有一个县的计生委领导大会上讲:“宁可添个坟头,不可添个人头”。这样的事情听得多了,耳闻目染,加之自己也时常提心吊胆的,自然就对计划生育的这些做法心存芥蒂,只是碍于身在体制之内,不便公开流露,但总对这些极端的做法不甚理解。特别对那些借着计划生育,狐假虎威,耍“八面威风”的人都不想正看一眼。想不到的是,我的爱人后来调咸阳市,偏偏就在计划生育部门,这有些让我情难以堪。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少生了几个亿,看来能做到那样的成就,政府真是穷尽了办法,老百姓更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人口老龄化提早到来。说得有些远了。

粮食局年轻职工多,一帮人都很精干,做事雷厉风行,相处得也和谐,在一块很热闹,也很幽默,调皮话,甚至黄段子层出不穷,给人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局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粮食”,在粮食系统干了近二十年,为人正派,待职工也好,就是平时不拘言笑,年轻职工都有些怕他,如果闲聊说笑间,遇到局长来了,就戛然而止,表现得规规矩矩的。炊事员老田是个临时工,也是个直性子人,和我关系挺好的,他很在乎别人怎么对他。一次有病住院,我和老婆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见了说,我住院了,一粮食局人都来看了我,就你没有来。我听了后心里涌上一股酸楚来,随后我离开了彬县,再后来,有一次我回到县里,想去看他,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我一下子心里象缺了一块似的,这“债”就一直补不上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彬县已撤县建市,建立彬洲市,城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粮食局的五层办公大楼被拆掉,拔地而起的是一栋20多层的商业大厦,我原来所在的县委大院也成了开元广场的一部分。粮食系统进行了改制,有的人二十多年再未见过面,有的都不知道去向。尽管过去的建筑荡然无存,但粮食局的旧址还在。这几年里我去过这儿好多次,走到这儿,满脑子里仍然是当年的那些人和事:粮食局办公大楼,县委大院,我曾经反复走过的路,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包括那个年代,都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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