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师岁月记

          （一）

 往往身边的人，或经常能见上面的人，即便几十年了，却似乎感觉不出变化来，至少感觉没那么明显。如果许多年未曾谋面猛然相遇，那感觉就不一样了，甚至让人接受不了。

而我要说的是，四十年一直没有见面，有一天突然重逢------

那天，偶然的场合，见到了几位彬师学生，令我感慨丛生。眼相了半天，我竟认不出一个来，都五、六十岁了，有的小孙子相伴。面对如此场景，我一下子回不过神，发起愣来------

当年的学子，二十岁上下，青春阳光，英姿勃发。如今头发花白，脸上布了皱褶，从他们的脸上我也知道到了自己怎样的苍老。想着当年那一个个嫩稚的脸庞，矫健的身影，如今这般模样，内心何等的悲凉!

人这一辈子太快了。年轻的时候，忙着向前奔，老了的时候，总爱往后看。回想起在彬师教书，恍若昨日，一晃就四十年了。

我在彬师三年半，教过两届学生。第一届是彬师刚恢复的首届学生，即1978级，另一届是1980级，1979年因校舍紧缺彬师未招生。

说起彬师，不能不说其曾经的辉煌。1937年7月，当时的民国陕西省政府设立了省立彬州师范学校，地址就在如今的彬州市政府大院西隔壁，世纪华联超市所在地。民国时期这里曾经是孔庙，建国后又曾经是县商业局、县联社。有人说，这里开创了咸阳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先河，因为乾县师范、包括仪祉农校都是此后开办的。彬师创办正值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彬师的革命运动很活跃，曾因驱除过国民党顽固派校长范子重，名噪一时。我曾在《抗战时期的彬师学生运动》一文中作过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1949年彬师停办，建国后，1958年又恢复，更名为陕西省邠州师范学校，招收初师班和一年制幼师班，不定期招收学制为半年的中教训练班，1962年再次停办。到了1978年上半年，咸阳地区决定再度恢复之，初定名为陕西省师范学校彬县师范班，并委托彬县教育局筹办，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分文、理两科进行教学，培养初中教师。文理分科只有这一级，后面的不再分科，培养小学师资。1982年，学制改为三年制，只招收初中毕业生。

学校于1978年9月初筹建基本就绪，就组织了有关人员去乾县师范和户县师范参观学习，借鉴两校的办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我作为物理课教师也随同参加。

新生入校，已到了十月底，十一月一日正式开课。恢复后的彬师首届招收学生258名，设文、理两个科（理科3个班，文科2个班），学制两年。其中除有30名初中生外，其余都是高中生。这些高中生大都不是应届生，有的高中毕业在社会上已数年。学生来自泾阳、三原、礼泉和北五县，培养目标主要是初中教师（彬师唯有这一级培养的是初中教师，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初中教师严重缺乏）。开学后，文科班有10位学生申请转到理科班，理科班学生增加到168名。

学校校址选在县城西门外的彬县县委党校所在地(党校搬另处)。这里六十年代曾经是彬县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校舍也是六十年代初建的平瓦房，已经破旧过时。学校条件简陋，当初还没通上自来水，吃水是用架子车放上铁桶子去河里拉水，用大铁锅烧开。水又脏又浑，就这有时还供不上，学生常常没水喝。

当年条件的艰苦可见一斑。

彬县调派了少部分有经验的教师，其他教师都是从当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中分配。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教学经验，业务参差不齐，学校负责人也是从县上行政部门调来的。

面对招收的高中毕业的师范生，没有可适用的教材，教学实验器材也没有。反观这些学生，都比较优秀。他们来自各个方面，有民办教师、代理教师、公社积极分子、副业工、生产队干部、回乡青年等和一部分应届毕业生。学生大都有一定实践经验，整体素质高，且那个年代能考上中师，算得上是佼佼者。

学校在仓促中开学了。

数理化算是理科班的主课。新来的时孝明夫妇和彬县调来的刘向东教数学，我教物理，从彬县中学调来的杨积民教化学。其它科还有：音乐教师王爱民、体育教师任谦、政治教师王民勋和席安民、语文教师王洪基和陈彬华、历史地理教师程浩贤等，加上总务上的，总共就20来个教职工。

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事记忆模糊起来，但有些情景却历历在目。学校简陋，条件艰苦，但学生们刻苦努力，学习生活安排得充实有序。时常里，星期天和节假日，仍然有不少学生在教室学习；泾河滩和学校周边的树下，常有学生在那儿看书学习，有的甚至“秉烛夜战”，趴在被窝里看书。那时社会风清气正，加之这些学生有“经历”，珍惜学习机会，学习风气浓厚。

学生宿舍是三间通的上下两层大通铺，教职工也是两个人合住一间房子，还是宿办合一。教师食堂在学校中院的西南角上，隔壁的三间是学生灶。学生灶饭菜单一，经常是土豆、粉条或南瓜烩菜。没有餐厅，院子便成了天然餐厅，学生就地围起来，圪蹴着吃，雨天了就在房檐下或端回宿舍里吃饭。教师灶也好不到那儿去，早餐经常有三分钱一份的凉调红萝卜丝，都吃“伤”了，所以至今记得清楚。

校园是土院子，一遇下雨，泥泞遍地。第二年春，学校组织师生，沿房门前和主要路段铺了砖路面，下雨泥泞不堪的困境缓解了。学校购买了树苗，组织师生在路两旁和周边植上了树，院子中间种了花。出入校门的那条大道原来有稀稀拉拉的两行柏树，缺的太多，学校补栽了垂柳。栽垂柳的那天，乍暖还寒，风很大，沙土吹落在鞋子里、粘在裤脚上。惊蛰刚过，南部已是草萌莺飞，万象更新，北部山区依然春寒料峭，对面山上仍然一片荒凉。但河川已感到了初春的气息，柳枝开始发芽，南山的迎春花已经开放，万物已呈现出一派生发的景象。那情景、那心境，几十年了，至今仍然印在心里。

我住的是彬师中院东排的房子，这些房子用陈旧一词形容显然不够，可以说是破旧不堪。平日里雨多了就漏水，地面坑凹不平。入冬前，几个学生帮我把地面重新用砖铺了，学校叫人修了新炕。冬季常刮西北风，新炕出烟不利，我就在房背面的烟筒口订了一张硬纸板挡风。这是一九七九年冬季的事，六年多后，我去彬师看到那张硬纸板还在那里。房子主人早已变化，六年里，经历了多少个月缺月圆，尘世间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可那张纸板仍然在那里遮风挡雨，且不管世事如何变故，主人是谁，仍在“忠于职守”。

我代理过一段理科二班的班主任，刚上手就遇上期末评选先进集体和个人。我对班上前面的情况并不熟悉，就放开让班干部组织评选，结果在学校会上，把报上去的近一半先进个人都刷了下来，主要是班干部。这样的结果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其实，这些班干部在我眼里很不错，记得班长郑成义，老成练达，人可靠，独当一面。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理科一班有个同学魏首辉，高个、浓眉大眼、帅气，走路常低着头。有人问，为啥走路常低头，他说，思想负担重么，几个人都被逗笑了。这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毕业后我见到过的学生并不多。理科二班的扫会玲，在咸阳市区的一所学校教书，离我的单位不远，见过几面，同事孩子上学我还找过她。理科三班的郑秋芳和我爱人都曾在咸阳市计生委上班，那会儿也能见面。文科二班的阮甲智，八十年代我俩同是县里的团县委书记，在市上开会能见上，还有彬县籍的和在咸阳工作的一些同学偶尔也能见到。旬邑有一位同学，我下乡在旬邑招待所见过，他说他在旬中当过校长，我见时好像已在政协任职，记忆模糊起来，连姓名都叫不上了。我也打听过一些学生，只要能了解到情况，也使我感到欣喜。但是，大多数自毕业一直就没有见过，且没有一点音讯。

方才说，化学教师是从彬中调来的杨积民老师，一九七九年初夏，学校派我和他去宝鸡凤县参观风州中学土法搞教学实验的经验。参观结束返回住西安。那两年舞会盛行起来，我花了三毛钱买了张票，与同行参加了一场舞会。西安城市的夜晚，和小县城大不一样。熠熠霓虹闪烁，五彩光芒，大街小巷都显得新奇摩登，热闹繁华。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到处都呈现出新的气象，但人们的思想仍然比较禁锢。我第一次到这种场合，感到很新颖。舞场是露天的，明月当空，四面来风，夜幕下的舞场，在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的映衬下显得绚丽多彩。那里聚集了好多少男少女，城市的女孩，清艳脱俗，优雅大方，楚楚动人；那些男孩，也是伟岸挺拔，气宇不凡。在他们面前，我显得土里土气，一幅丑陋样，自惭形秽。一会儿，随着美妙的音乐，翩翩舞起，月光、霓虹灯交织，把舞场装扮得格外别致。青年男女，舞姿轻盈，挥洒舒放，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回过身来，有老头老太太也在“轻歌曼舞”，步态优雅。此刻我便想起了那句：夕阳无限好。当然那时我也正当年，但不谙舞步。

我不会跳，只是在那里傻看。看着看着，就在舞池边上的靠椅上睡着了（在凤县那两晚有人打呼噜没睡好）。一觉醒来，月在西边，舞毕人散，一片寂静。我也觉得很怪，怎么没有人叫我一声呢？

一九八零年五月初，毕业实习开始了。我分在香庙中学，带文理两科七名学生。七个学生住一间大房子，我住隔壁一间破旧的小房子，记得县上办的顶替接班的新教师培训班也在香庙中学举行。校长鲁景祯对我说，“你的学生很有教养，对自己要求严”。实习学生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参加学校的早操，教学认真，得到学生和老师的好评。实习快结束，理科班张俊辉（后来在咸阳市良友集团任职）和几位同学叫来照相馆的人，给我们在香庙中学大门口合影留念。这是我在彬师为数不多的几张合影之一。尽管我在彬师教书几年，却没有留下一张与学生的毕业合影照来。第一届毕业生合影，母亲有病住院；82届毕业照，我已调离，都错过了。

当彬州大地的麦子收获的季节，我们送走了彬师的首届学生。此后学校不再分文理科了，再后来，结束了这种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中师招高中生，转入正常的中等师范体制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78届学生成了“开拓者”。学校开始环境艰苦，一切都在摸索中，如同过去一个家里的长子一样，等到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情况就逐渐好了起来。

我时常在想，应该记住他们——78届彬师毕业生。

            （二）

 八十年代第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彬师迎来了她的1980级学生，这也是彬师恢复后的第二届学生。80级共招收4个班，209名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生，学制仍然是两年。

这一级不再分文理科，物理总课时少了，又分配来了两名物理同行，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在这前后，相继调来的还有政治教师赵兴民、语文教师张居中、魏选民、安宏杰、武忠勤、尚斌，数学教师南振中、梁静越、杨耘，物理教师张义录、雷宏忠，化学教师杨永华，生物教师陈永胜、杨美丽，体育教师陈建荣，还有鱼青芳、赵静等。

彬师老师中，我和语文老师魏选民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我离开彬师两年后，他也调彬县县委宣传部。当时我已担任彬县团县委书记，办公室和他相邻，都在县委四楼。那年北极出了个养兔专业户张选利，我请他去采访，写了通讯报道，在全县团员青年中开展了向张选利学习的活动，受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赞赏，并把张选利作为他抓的农村致富典型。后来，魏老师对团县委的工作进行过多次报道，其中一次还上了陕西电视台。彬县团县委有了点名气，陕报记者高彦明找我采访，我给介绍了城关粮站团支部学雷锋帮扶孤寡老人的事迹。记得那天晚上是在彬县粮食局（爱人的单位，我当时住那里）采访我的，不久城关粮站团支部的先进事迹登上了陕西日报。多少年后，魏老师担任了县审计局长，我回彬县见到他，仍然如故，无话不谈，说起当年的事，感慨不已。

说得有点远了，言归正传。1980年9月初的一天，新生入学大会在学校图书室后面的院子进行。彬州盛产梨枣，初秋的天气，满山川的梨、枣，果实累累，香飘四溢。远处天边漂浮着淡淡的云朵，泾河北面山坡上的羊群依稀可见，一派风轻云淡的景象。会场旁边有一排新栽的小杨树，枝干还未发开，我和几位教师坐在小树旁，看着这一个个生疏的面孔，想着新一轮的接力又要开始，又要重复那“诲人不倦”的事业。

这一级学生大都是高中毕业生，少数初中生，和首届不同的是，这届学生社会上的考生已经少了。

开学不久，学校安排我去西安购置教学仪器，这是彬师恢复以来第一次购买教学设备。当时学校教学仪器几乎空白，物理化学等实验做不了，我曾为自制电学实验用的一个简易电盘费尽了周折。

那天早上，我和校负责人、教导主任三人一同坐车，翻山越岭（上白厢坡，下太峪沟，翻越永寿梁），直奔西安。他们两个参加陕西省中等师范学校工作会，我的任务是购置教学仪器。

那时的西兰老路，坡陡弯急，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却有几分“世外仙境的味道”。天下着雨，一连几天淅淅沥沥的细雨，漫山遍野的树木、野草被冲洗得一尘不染。有一会儿云雾散去，天际间无遮掩，众山清明，山野显得旷达而明丽。一阵秋风掠过，已有些冷意，我迅速摇上车窗玻璃。

车过了永寿梁，西兰路慢慢平缓下来。

后来，西兰路改造，劈山凿洞，再不用翻山越岭；再后来，福银高速开通，“天堑变通途”。

当今这个时代，变化日新月异呀。

1980年12月初，是县上普选（选举人大代表）的日子，彬师为一个选区。选举是在县城老电影院举行的，彬师全体师生都来到那里。彬县县委宣传部长、团县委书记被分配在彬师选区作为候选人，也来到现场和大家见面。其实，教师和学生对两个候选人并不了解，投票就成了一种例行公事。我被推为监票人。我用神秘的目光，审视着两个候选人，竟生出一份神秘和羡慕来。

月底（1980年12月30日），学校发生了在当时轰动很大的事件——学生集体罢餐。记得先一天晚刚安排了越野赛跑，第二天就“暴发”学生罢餐，200余名学生齐刷刷都不去灶上吃饭了，学生食堂一片冷清。学校食堂饭菜质量差，学生早已不满。刚入学的那阵儿，食堂的饭菜还过得去，之后就越来越差劲。学生提意见反映情况，总得不到解决。没有办法，他们先一天约定好，第二天都不去学生灶吃饭。学生们挺心齐，那天没有一个人去。这一招挺厉害，学校领导着急，后勤更狼狈。他们面面相觑，眼见无法阻止，校领导就动员教师去说服，让学生复餐。

我和音乐老师王爱民被分在二班，做学生工作。

晚自习去了教室。那天晚上，教室里灯光明亮，学生们都在那里。其实，教师也同情学生，面对他们，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后勤不转变观念，不好好为学生服务，我们的任何说辞都是苍白无力的。

后来学校作了承诺，加强食堂管理，改善伙食，加之教师的劝导，学生又复餐了。

一场危机化解了。

一九八一年清明节，学校组织师生去枣渠水电站春游参观。走出学校这个“围城”，心情是另一番景象。那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田野里已呈现出一派绿绿的色彩。这是学校组织的第一次野外活动。师生步行向东，经过黑石崖店，沿泾河川道，向断泾进发。枣渠水电站就位于县城东南12公里处的新堡子乡断泾村附近的川道，为河川引水式水电站。1969年12月动工兴建，1977年第一台机组试运行发电，1979年另一台机组也建成发电，总体工程完工。

彬县人民为建设枣渠水电站付出了艰辛，县上举全县之力，几乎成年的男劳力都来这里做过工，有的还来过几次。父亲和弟弟都曾经在水电站筹建处工作, 四舅在这里因公殉职。1971年寒假，父亲为了“锻炼”我，让我在这里义务做工20多天。这些都使我对枣渠水电站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到了枣渠水电站，见到的情景不同昔日。当年热火朝天的工地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宽敞高大的水坝，高高的机房。

水电站程副站长是某著名大学物理系毕业，安排在水电站任技术员，一干就是十余年，前些年被提拔为副站长。他说何时能走出这山沟沟，调回他的家乡——南部的一个县。时过一年，遇上政府机构改革，要求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文凭成为提拔干部的硬指标，他被提拔为县政府副县长。过了几年又被提拔为北部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最后在市级某部门领导岗位上退休。其实，人的机遇有时是不可预料的。八十年代那次机构改革，许多名不经传，但有大学文凭的干部一夜之间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连他们本人也始料未及。

四月底的一天，应程浩贤老师相约，我和几位教师还参观了烟厂、冷库、貂皮加工厂、面粉厂等。那时县上的厂子还不少，有十多个，后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相继都倒闭了。现在想起来，还挺怀念那些厂子的，它们曾经为彬县经济发展和青年人就业立下过汗马功劳。

七月，我被县上抽调高考监考，监考完，又随校车去临潼游玩。七月的天气，酷热难耐，出去的那天，一点风也没有，天热得象蒸笼一般。那时的车没空调，坐在车上如同桑拿浴，身上的汗珠不断。

这次出去身体消耗过大，回来就病倒了，好长时间恢复不过来。

1981年秋天多雨，泾河川道常常笼罩在一片缭绕的雾霭中，容易使人产生愁绪。

这年的冬天，在我的眼里，也似乎格外肃杀，心里常常有一种苍凉感。隆冬，河川和对面山上一片荒凉，破旧的校园孤悬于县城主城区之外。我站在院子，迎着凛冽的寒风，望着随风飘落的枯叶，时常心头会泛起无名的感伤。

到了十二月，省上要召开全省中师学校电化教育工作会。那时电化教学刚刚兴起，彬师电化教学还是空白。省上要开会，学校领导才着了急，会前一个月安排我突击准备。我抽了几名学生，赶开会之前制作好了电化教育教学片（在会上演示）。

我和校领导参加了全省中师学校电化教育工作会。这是我头一回出“远门”。对我来说，好多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去革命圣地延安，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坐小车，第一次坐飞机。

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就连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革命旧址，登宝塔山，都使我感慨不已。这些从小在电影里或书本上就见过，神圣感早植入心中，今天身临其境，尽是感慨和激动。

会议结束返回，坐苏制安——24小型飞机从延安机场起飞，四十分钟后到达西安机场（老机场）。

安——24飞机满坐48人，小型飞机很不稳定。当飞机飞抵河流上空时，先像是自由落体下坠，我感到内脏都像悬了起来，有胆小者竟喊出了声。当飞过河后又如直线上抛，惊心动魄。这可能与河流上空空气流速和陆地上空空气流速的差异相关，只有用流体动力学的原理才能解释清楚。

当飞机一落地，我似乎又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天上人间”一趟，一切和原来一样，我还是我自己。

去延安开会前一月，彬县县委组织部就下发了文件，调我去彬县团县委工作。我当时正讲授无线电课，学校说这学期完了再走。临走的这一段教学工作，我仍然认真负责，直到离开彬师的最后一天，谁也看不出我是即将要调走的人了。

春节刚过，团县委领导通知我参加彬县三级干部会议。会毕，我整理了书籍，移交了公物，于1982年2月22日去团县委报到。县委机关地方紧，就安排我暂住县政府“常委楼”（七十年代为县领导盖的两层小楼，外界称“常委楼”）2楼6号，几位学生帮我收拾好房间。这里条件不错，房间明亮宽敞。晚上，我身处这个陌生的房间，静静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明亮的月光，百感交集。

我完全置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中了。

从此，我告别了前后长达七年（我还当过几年民办教师）的教师生涯。

离开彬师，我常“旧地重游”，后来离开了彬县，去的次数就少了。再后来，这里已经物是人非，甚至物非人亦非。2005年，彬师与另外几所学校合并成立咸阳职业技术学院，这里便成了紫薇中学，院子盖起了新的教学楼。

去年12月我又去了一趟，还是那一块地方，当年的那些建筑已不复存在，再很难找到彬师从前（最初时）的影子，只有西边靠墙的那几棵槐树和老杨树还在，且显得寥落，一幅沧桑感。

我心里便生出一股空落落的感觉来。

在我一生记忆里，彬师这段经历最让我难忘。有时清闲起来，就想起了那些学子们。开始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想得起他们的谈笑举止。后来，一切慢慢模糊起来，再后来，尽管我尽力记忆，终究许多人想不起来，心里就一阵阵惆怅。

毕业后，他们中无论从事教学，或是从政经商，如今，都已退休或即将退休，和我一样，过起了悠闲（有时候并不悠闲）的生活。去年四月，我得了一场病，就敏感脆弱起来，有一种感觉特别明显——时光快得令人恐慌。

在我的生涯中，曾经变换过不少岗位，担任过各种“角色”。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最有意义的，还是在彬师教过几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