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

曾经不止一次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总觉在那个年代留恋的东西有很多，很难抹去的依然是那记忆深处苦难的家的经历，让我不时回到那个年代的家。

记事起，就清楚地记得家里太穷了。姊妹弟兄多，生活在所有人眼里，就属于等米下锅的主，吃大锅饭的年代，父母亲整日的忙碌，也换不下一家的饱肚。每到生产队里决分的时候，心里便生出些许可笑的想法，总想着那站在包谷堆上的大个子会计能算盘子儿拨错，给我们分得一满筐子包谷或者一满袋子高粱。于是不管烈日当头的正午，还是秋风乍寒的傍晚，都会跟着娘来到生产队的打麦场，远远的躲在一旁，眼睛盯着会计手中的算盘和高粱堆上的大马灯，仔细听着队长挨个喊出家家户户大人的名字，等待着“奇迹”出现，直到分得一小点包谷或高粱，再回头看上一眼大个子会计和逐渐变小的粮堆，依依不舍的回家，再静静地依偎在娘的身旁睡去。

那时候，虽说不大理解大人的情绪，但能感受到的是家里凝滞的空气。于是，便跑到院子的墙根下捡起一块土块，狠狠地砸在地上，貌似砸到了生产队里的官，便像吃过饱饭一样添着舌头睡去。一天天，时光把我带进了学堂，那是一座很古老的庙堂改造成的教室，就在那泥坯做成的课桌上，我学会了写“山、石、田、土”，看见了课本上的“天安门”，用数字计算出了每人吃一个包谷棒还差几个的数学问题了。那时起，便对生产队长、会计生出了莫名的仇恨。会偷偷地用铁丝砸成的小刀把他们的名字刻在路边的白杨树上，然后对着白杨树痛快快的撒上一泡尿，最终被他们家小子“教训”一顿。接下来，就整天盼望老师上课检查作业，因为每次课堂上那些“官儿们”面对老师的提问总是瞪眼、挠头、吐舌，样子很好笑，大家会大胆地看着他们几个哄堂大笑，甚至笑出泪来，哪怕课后被他们再打上一顿。放学后，我会把挨打的原因老老实实地说给娘，希望得到娘的原谅。每次娘都会说：“以后不许你这样！要不我就生 气了！”为了让娘高兴，我就把学过的课文从头背给娘，看到娘掩饰不住的笑意，我很高兴，那是一种自豪，更是一种满足。

不知不觉，大哥高中毕业了，没有上大学。后来才知道，大哥当时的学习成绩很不错，可在“推荐”风狂刮的年代，他饱尝了人情的冷漠，在老父亲多次恳求大伯帮忙无果之后，大哥没有能复读便回生产队挣工分了，偶尔也帮队上的记工员写几个诸如“割荞麦”、“耙地”等笔画多的字。每到暑假或者是星期天，在生产队打麦场玩耍时总能看到大哥教记工员写字，便会叫上伙伴们跑到大哥跟前，然后轻轻地蹭着大哥的肩膀站着，不住地冲伙伴们笑，那才叫神气，简直有一种当上队长的感觉。日子一天天过着，家里还是很穷困。二哥、三哥相继上了中学、小学，家务活基本上不用娘亲自干了，每天放学后，我们会自觉分工，挑水、打扫、喂猪、烧炕……，完成各自的任务。可全家的吃饭问题越来越严峻，娘不得不起得更早，也经常晚上参加生产队里的打麦子加班。村子里的妇女们便替母亲担起心了，有好心点的大妈让娘干脆把家里最小的我抱养给别人算了，再说即使养大了拿啥给孩子娶媳妇？有的就当面说母亲是“儿多孙子少”的命，今生没有抱孙子的福气，不是吗？将来谁家的姑娘愿意嫁到这样穷的家里……

1979年的一天，上初三的二哥回家告诉娘：听老师讲，今年冬季征兵，他想去当兵。也许是大哥的落榜让爹娘支持我们上学的信念动摇了，或许那时候大人们已经意识到解决全家吃饭问题的紧迫性，送娃当兵真的能 减轻吃饭压力。娘既没有反对也没有答应，只是淡淡地一笑。几天后，娘把二哥的想当兵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显得很是高兴，当即决定让二哥回家，然后却让二哥去生产队里换回了大哥。中午，大哥去了公社，在父亲的哄骗下二哥又去劳动了。不久，县里来人搞调查了，还跟来了公社的一个干部，据说是当兵的最后一关叫政审，二哥这才知道他当兵的希望彻底没有了。原来，大哥本希望再考一次大学的，对当兵不感兴趣，自从初验以后就没有跟二哥说过，他还希望能让二哥去部队。最终我们全家把佩戴大红花的大哥送出了村子，娘没有去县里送别大哥，后来听二姐说她是抱着大哥换下的棉衣一路哭着回去的，那棉衣太破烂了。往后二哥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娘忽然间老了。从此每到逢年过节，娘总是以泪洗面，心里充满对部队里大哥的浓浓想念，我们也跟着流过不少的泪。后来理解了，大哥是母亲生了三个姐姐之后才生下的。那个年代，一个男孩子能决定生他的娘在家族里不受歧视。所以包括几个姐都视大哥为掌上明珠了，倍加疼爱。

往后的几年里，二哥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和娘一起劳动养家，学习之余我和四姐便跟着三哥拾羊粪、割猪草、捡麦穗、每年还能分得生产队里几块钱的现金，渐渐我们的学费有着落了，甚至还能垫补家里的开销，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幸福！大哥当兵以后，娘最疼的就是我，二哥他们可没有这样的福气。说真的，那时候我们很幸福。只是父亲经常外出不归，据说是“耍钱”，这期间我很少见父亲去队上劳动，也经常听到村子里大妈大婶经常问娘：“你掌柜的给你赢了多少？是不是一沓大麻狼（十块钱的票面）？”几次睡梦中朦朦胧胧看到过父亲从外面回来，坐在油灯下拿出一张或者两张拾元的纸币，让母亲收起来。可清楚地记得，娘这时候总是背对油灯，一声不吭，只是紧紧地抱着我，额头紧贴着我的脸。我真希望娘能把那些钱收起来，我们实在太需要了！可最后还是父亲把钱装回自己的衣兜里，家里的境况也没有因那几张“大麻狼”的出现而改善，反倒每况愈下。

不知从何时起，娘便得了一种怪病，经常夜里会“睡死”的，那个样子跟死人差不多，任凭我们哭叫，他总是没有反应，牙关紧咬，浑身冰凉，不省人事，会持续好长时间的，每次犯病醒过来总望着我们呆呆的流泪。一次，正好父亲在家，母亲犯病了，在我们几个苦苦哀求下，老父亲去村子里请村医，好说歹说算是来了，可人家只看了看没有开药就走。临走时对父亲说：“要不是嫌你夜里喊的我睡不好，我不会来的，以后再这样别惊动我！知道吗？”？父亲也附和说：“就是，那谁也没办法，都怪那些孩子让我来的……”打那以后，我预感总有一天母亲会在我们熟睡时离开我们的，想到这里我就害怕。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姊妹弟兄都对娘特别小心，也都很听话绝不会惹她生气。而且，每天晚上都高度警惕，轮换着不时喊一两声“妈！”，等到母亲应声了，才放心的睡去，一旦叫上两声没有应答，就都会意识到娘又犯病了，便会一个个哭着在黑暗里摸索着坐起来，划着火柴点亮油灯，一声接一声哭喊娘。二哥稍大一些，就壮着胆子对我们说“不要紧，都别哭，一会儿就会好的”，可我知道他那时候心里也更害怕！深更荒野、孤院悲泣是对我们弟兄姊妹孩提时代苦难岁月的全部概括。就这样，不知是谁听到过我们的哭声还是村医说出去的，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母亲得上了“怪病”，还说我们家经常闹鬼，可我印象中从来没有法师或者巫医给娘看过病。慢慢的，我们也习惯了，也发现了一个秘方能够唤醒妈妈，那就是－－哭着喊娘，只要哭喊声不中断就能唤醒娘，细心的四姐发现每次犯病的娘总是被我唤醒的，每次大家都尽量让我一个劲的大声喊：妈……妈……在哥哥和姐姐的催促下，我会不顾黑夜的恐怖，扯开嗓子一声接一声个地喊“妈！……妈！……妈！……”直到妈妈应声。长大了我才懂了，是因为当时我人小、胆子小、太离不开母亲了，每到这时候会不停的哭喊，所以母亲清醒过来答应的第一声当然大多是接上了我的哭喊的缘故。

我变得胆子越来越小，生怕别人问起父亲，生怕父亲出门，最怕娘犯病。我知道，娘是不会拦住父亲的，他宁愿自己一人带着我们，娘曾经告诉过我，她头上的那个包是父亲用砖头打出来的，所以我倒希望的是父亲一直不回家。可到了天黑，我就多希望他出现在油灯下，特别是电闪雷鸣的雨夜，寒风呼啸的冬夜，我很想父亲。我们家住在距离村子比较远的坳上，没有别的人家。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把他家坟茔规划在了我家的崖背后，从此便一个接一个的坟头在我家周围排列开来，自家的伯叔婶娘本来就很少来往，这样一来更是如此，或许他们最怕是那些个死人。可每到蔬菜、水果收获的季节他们总会大人小孩一起涌来，平日冷清的崖畔上顿时热闹了许多，这时候我也会得到很多婶娘的夸赞，我得意的不得了，会不住地往堂兄弟手里塞娘给我们种黄瓜、西红柿、还有各种果子，娘总是很热情招呼婶娘们，不停的让堂兄弟们吃水果。

春夏秋冬依次轮回，日月星辰自然显现。到了1980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时候的生产队里的大小官可活了，那家分那块地，他们自有安排，农器家什等次早就订好，牲口分配方案也做好了，等着选择日子分到每家每户。最终的包产到户、拉牛垮社轰轰烈烈一场，却没有一个人闹事，是绝对公平吗？我不知道。一天黄昏，天阴沉沉的，父亲牵回了他曾经喂养过的跛脚老犍牛，那便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家当了。老队长说这头牛有四大优点：一是在农业社里没有出过力，基本上不用的，二是个性好，不给它吃也不会叫的；三是分槽喂养，会很快壮起来的，四是价钱不高，230元。于是，我很感激老队长对我们的“照顾”，心里好一阵子高兴，并专门写信告诉了在部队的大哥，还希望娘同意我去睡牛窑。

也不知怎么搞的，大哥要留部队的消息不胫而走，从小定亲的大嫂娘家妈坐不住了，先是托媒人给父母亲捎口信，让我们家赶紧写信叫大哥回来成家，后来索性带着未过门的大嫂上门“谈判”，提出如果现在不结婚，就拿出我记得好像是300元钱给他家。300元到底有多少？娘说就是把那头牛卖掉还不够。无奈，二哥把情况写信告诉了大哥。眼看母亲的病情不见好转，二哥的年龄也快20出头了，如果自己坚持留在部队，家里咋办？18亩责任田需要劳力呀！最终，大哥从大戈壁兵营回到了村子，回到了土窑洞。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哥带回的两大袋子书，至今还保留了一些。大哥结婚了，没有北方传统的喜庆锁喇和大红鞭炮，没有滚烫的浇烫面，没有土坯墙上的大红喜字，大哥带着大嫂去西安旅游结婚去了！不几天就回来了，带回的是一张二寸黑白照片，背景是大雁塔。

夏天，长在崖畔上的小椿树成了全家人最向往的地方，坐在树荫里，眼望满场的麦子，心里有了许多踏实与喜悦，当一阵阵微风吹过，总有一种惬意和爽快。在娘和大哥“好好念书”的叮咛中，我跟着三哥上初中了，离家十几里，背膜睡草埔，一床被子我和三哥共用，没有褥子，早上起床总是满头的麦草。三哥没有上高中就打工去了，是从学校直接走的，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就外出闯荡了，我穿的第一双运动鞋就是三哥打工给我买的。很顺利，二嫂也娶进门了，在这些年中发生了不少事情，母亲的病情仍没有减轻。16岁那年，有三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母亲的病情减轻了许多，从那以后就没有犯过；再一件事就是二嫂给我生了一个小侄子，还有家里养的枣红马产下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马驹，第三件就是我被中专学校录取了。第一次出远门，带着家里唯一算是没没有补丁的被子，第一次穿上新衣裳，带着梦想，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土，离开了爹娘，走出了农村。

那天，我看到娘笑得很美，从没有见过的那种开心，第一次看到了村邻对娘的热情和客气，第一次看到老队长对父亲的和颜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