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我的春节
范家生
农历辛丑年春节,受疫情影响,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留肥,未回半塔陪母亲过年,特记之。 题记
(1)
每个春节,都是从腊月开始。腊八粥,二十三小年,二十四扫尘......
腊月二十九。上午,母亲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回家过年。而事实上,早在小年的那一天,我就给老人家去电话,告诉她,今年春节不回家。但母亲还是不放心,终究要来电话再次证实。我知道,她现在确信了,今年春节,她的儿子,真的不能回家。但隔着时空,我依然能从语气中看到她给我打电话的模样,是那么急切,是那么不甘,或许还有那期盼的目光,那落寞的神情。
之所以如此,皆有缘由。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我参军离开家乡,直到九六年的春节前夕军校放寒假我才探亲,提前得到信息的母亲凌晨五点就在村头等我。那一幕,虽然过去了二十六年,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终生难忘。十五年的军营生活,有六个春节是在家中度过,与许多战友相比,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更是幸福的。二00六年转业回合肥后,每年春节放假,一家三口都要回半塔,陪父母过年。犹记得,去年的大年三十到家,刚吃完年饭,村干部就挨家逐户通知,不要外出!不要外出!!不要外出!!!进出村的“村村通”南北两侧被堵了起来,车进不来,也出不去;人可以出,但不可进。那个春节,扎扎实实地在家陪母亲生活了七天。
午饭前,接到弟弟的电话,工钱没要到,现在还在工地,正准备与工友一道去县信访局,而我,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只能在电话里提醒他,注意安全。
弟弟比我小四岁,如今也是四十六岁的人了。十四岁辍学,跟在父亲后面犁田耙地,耕种播收,渐成农家好把式,十九岁时也就是我考上军校的那年十月,他结婚,第二年便有了孩子,为我添了个侄女。后来,一起与父母同住。说来让人心酸。当年参军,并不是奔着什么前途呀、奉献呀去的,纯粹就是为了家庭。讲起来大家也能理解,尤其是农村出生的人,或许还有同样的经历。那时,不仅是读书,甚至连写好毛笔字什么的,好像都是为了娶媳妇。眼看兄弟俩长大成人,这对整天只会或者说只能埋头土地刨食的父母来说,压力太大。于是,母亲想出个办法。因为我是高中毕业,找对象相对可能好整些,而对只有小学文化的弟弟来说,找媳妇可能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这样,二子先到部队去,一来说不定还有个奔头,二来可以空出时间,打个时间差,先让三子找对象娶媳妇成家(我还有个姐姐,所以弟弟排行老三)。就是这样,我去了部队。其实,我不想当兵,想到深圳去打工或者学手艺(厨师和裁缝都是我喜欢的),因为九二年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我觉得这个小渔村有前途,即使有点远。
事情如母亲所愿。我去了部队,弟弟就在亲友的帮助下,接二连三地相亲。后来听弟弟说,其中经历了许多波折与故事,但结果总算完美。而我,也没让母亲失望,在组织和领导的关心爱护下,九五年终于考上了郑州一所军校。而如今,为了照顾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弟弟没有外出务工,只在县城附近的工地做些短期的、零星的活,弥补家用,改善生活。而每次往返家与工地,都是骑摩托车,吃了不少苦,但一年也能挣个好几万钱,虽然比上不足,可与过去相比,倒也是好了许多。
午休时没有睡着,这些往事总是如电影一般,一幕又一幕浮现在眼前,照映在脑海,是那么清晰,是那么真切,甚至让我眼含热泪。
下午上班时,妻子将儿子送到我的办公室。没办法,总不能将儿子整天锁在家中。幸喜他还比较自觉,做完寒假作业后,自己去了市政府图书室看书。那里,每天聚焦着许多像他一样的孩子,或写作业,或看书。五点钟,图书馆关门,自己一个人返回我的办公室。
(2)
今天,二月十一日。大年三十。
在故乡,早饭后,伴着暖阳,上山祭奠,为去世的亲人送年饭、烧纸钱。在村前的那座土山上,原本没有我家老人安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与母亲跟在我的三姑奶身后,逃荒到现在的村子--竹园庄。父亲三岁成了孤儿,母亲九岁失恃,外公在我十七岁那年去世,送回江苏泗洪老家安葬。而在2015年11月1日之后,这座儿时放牛放猪捡地衣捉草虾划柴草的土山成了我春节、清明、冬至必去的地方。因为,父亲在那天去世;因为,父亲在那里长眠。每每想起父亲的过世,我就会有许多自责,以至于难过的泪流满面。
那天的下午,父亲一人在家,母亲到我的堂姑家走亲戚,弟弟在南京工地,弟妹在镇上玩具厂上班。三点多的时候,弟妹回家娶手机,看到父亲吐血倒在前屋的床前,赶紧电话找到母亲,表哥骑电瓶车把母亲送了回来,三人一道将父亲送到镇上医院。也许是天意吧!弟妹每天中午吃完饭,收拾停当就去上班,独独那天把手机落在家里,否则,父亲将极有可能就那样在家中离去。而在我的印象里,父亲这一生从未进过医院看过病,总以为,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镇医院检查后告知,他们无法止住父亲身体内部的出血,建议去南京或者县城。南京,需要一个多小时;来安,仅仅三四十分钟。立即要救护车,去县城。傍晚下班在接儿子放学的路上,接到弟妹的电话,父亲住院,一切还好,意识清醒,生活能够自理,吃喝自如,没有什么大碍,让我放心。于是,决定第二天一大早赶回半塔。凌晨时刻,弟妹来电话,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身边,只有他的小儿媳一人为他送终。凌晨四点,等我赶到家的时候,远在扬州的姐姐、南京打工的弟弟已经跪在父亲的身旁,只有我,只有我最后才回到他的身边。自从那时起,与我一样悔恨交加的弟弟就再也不到离家远的地方做工。而让我更加遗憾的是,原本接到电话立马赶回,是完全可以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的。更令我悔恨的是,当兵十五年,父亲从没去过部队;转业回合肥九年,父亲也从未来我家住过一天。总以为,来日方长。
每每想起这些,我就眼含热泪。
每每想起这些,我就无法原谅自己。
此时,儿子起床,父子贴对联,我就与他谈起儿时写春联的那些事儿。那时,识得几个字,春节的时候乡亲们就会让我给他们写春联,每当此时,父亲都感到有点小骄傲,一边与乡亲们搭话,一边催促我赶紧写。于是,便从条几上找出墨汁、毛笔,然后从母亲的针线盒里,扯上一截缝补衣服的细线,一头绑在桌腿上,一头压在折叠好的红纸缝中,便制成了简洁的裁纸工具。大大小小的红纸裁好后,数好字数,把红纸折叠好,照着从镇上新华书店里买来得《半月谈》上的那些对联,依葫芦画瓢,于是便成了春联。
灶台上,“水火平安”;鸡笼上,“六畜兴旺”;稻匝上,“五谷丰登”;牛角上,“牛头兴旺”;猪圈上,“槽头兴旺”。父亲说,你看书的煤油灯把墙上熏得一片黑,写个字,把它盖一盖。写什么呢?父亲说,就写个“福”字吧。于是弟弟赶紧找出红纸,现裁,现写,现贴。写了好多福字。刚贴好,弟弟就喊,哥,福“倒”了!父亲哈哈大笑:到了就好,到了就好!听完父亲的解释,弟弟贴得更欢了:犁上,耙上,锄头上,桌腿上,写字台上,五斗橱上......贴得到处都是“福”字,有大的,有小的;有我写的,也有他画的,放眼望去,一片红光,满目吉祥。
最有意思的是西院的吴叔,孤家寡人一个,非得让我把他家大门的对联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儿子问:“那到底写没写?”“没写!”“那写得什么?”“一人吃饱,全家幸福。”儿子哈哈大笑:那还不一样吗!去年春节,回老家,到西院串门,看到吴叔家的对联还是一边四个字:一门祥和,满院春光。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吴叔什么时候“一人”改成了“一门”,难道吴叔成家了不是?您猜,他到底成没成家。
吃过午饭,接到弟弟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钱依然没有拿到,而且他们一帮工友和他一样,不仅钱没拿到,更是一夜没睡,整天未回,而此时,刚刚到家,吃了饭,准备睡觉。
弟妹也从南京赶了回来。她原本准备服侍女儿--我的侄女生产的,然而因为疫情,医院只能有一个人陪护。于是她就从南京赶回了半塔,把陪护的任务交给了她的女婿。
下午,姐夫打来电话,说春节回不去了,因为疫情,路都被封了。只能看形势,如果可以的话,准备过些时日,再和姐姐一道回家看望母亲。
楼下的超市,装饰喜庆,人声嘈杂,依然一片繁忙。购物的人,或用手提着,或胳膊夹着,或小车推着,在收银处排起了长队,不似往年那般清静与冷淡。如此看来,今年的春节,就地过年,不是我一人,不止我一家。
看春晚。依旧那样热闹,还是那般喜庆。只是日月轮回,岁月更新,鼠去牛来又一年。
(3)
二月十二日。大年初一。
短信、微信拜年。
这让我想起两天前儿子刚刚写得一篇周记--《年》。
很久很久以前,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名为“年”的怪兽出现,他吞噬人畜,无恶不作,人们都十分惧怕他,但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有一次,“年”出现的时候,碰巧有根竹子掉到火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炸声,把他给吓跑了。这时,人们才发现它怕鞭炮的响声。同时,还发现了它怕红色的东西。于是,人们在“年”来的时候,就想方设法放鞭炮、贴红纸,把他给吓跑。后来,人们把“年”每次出现的时间间隔称为一年,“年”来的时候就叫过年,以此来做好准备,防止他搞破坏。
如今,这种习俗已经成为了一种庆贺与祝福,庆贺丰收的喜悦,祝福来年有一个好收成。
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欢声笑语,合家欢庆。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好不热闹。更让人难忘的是,初一早上,人们互相拜年,小孩子们最开心了,各种各样的糖果、糕点装满了兜,塞满了嘴,甚至于两只手都腾不出来空,有时还能收到长辈给的块儿八毛的压岁钱,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口,小脸绽放得像一朵花儿,红扑扑的,亮闪闪的。
其实,这些都是以前的年。与过去相比,现在过年已经少了许多年味,如果想真切地知道年味的快乐,我们只能从书中去阅读,去体味。尤其是今年,受疫情影响,大多数外出人员积极响应就地过年不回家的号召,更让年少了些许味道。
2021春节就要来了,我依然充满了期待。
写完,他对自己的“好不热闹”“块儿八毛”这几个字非常满意,一个人看了半天,哈哈笑了几回,对我说,爸爸,我读给你听。高兴,快乐。
吃完午饭,内侄女打电话,一道去庐江。
在车上,接到弟弟的电话,侄女生了,喜得千金。新的一年,人生升格,我成了一个孩子的大外公。
(4)
大年初二。
起床。看到大姨姐夫妻俩,忙前忙后,忙上忙下,不禁让我想起二十一年前的那一段时光。
二000年五一,探家,第一次来合肥。妻子带我回老家--庐江县白山镇。在南七上了小中巴,一路向南,经肥西,过三河,途经二龙街、同大镇,便到了白山镇。再租上个小三轮,穿过镇,沿着一条河埂,爬上一个坡,便到了家。
岳母见到我来,高兴得很。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我和爱人的突然到来,让二老颇感意外,更多的是惊喜与高兴。岳父一脸笑意,坐在土灶后烧火,没有太多的言语。岳母在灶前,煎炒烹煮炸,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尤其记得,一个煤球炉,上面炖着个瓦罐,里面煨着只老母鸡,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炖好后,倒在锅里,抓了把面放在里面,再放点青菜,盛上桌,那个香呀!二十多年过年了,我依然记得这个细节,因为,我从未吃过这样的面。后面,爱人告诉我,这叫洋米面。其实,就是大米磨成粉,然后再做成的面条。这种面,尤其吃油,下在鸡汤或猪油汤里,最好。现在,老乡鸡店里也有卖,但吃起来已经没有那个味。
后来,岳父与岳母也搬到合肥来居住。每年春节,都会做上一顿丰盛的年饭,招呼姐妹五个家庭到场,大人小孩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洋溢在六十平方的每一缕空气中。遗憾的是,2006年,岳父在过完八十岁生日后离开了我们。六年后,2012年的教师节前夕,岳母也离我们而去。尤其记得,三岁的儿子跑到外婆头前,用他粉嫩的小手去摸外婆眉心的那颗痣,仿佛想把外婆唤醒,像往日一样玩耍,一样开心快乐。然而,没有奇迹发生。转眼间,老人家已经离开了我们九年。而最让我感动感激和铭刻的是,两位老人从未向我提过一个字:钱。
就像此刻,我仿佛,仿佛又看到外公外婆那忙碌的身影,正在为我们准备丰盛的饭菜,一餐又一餐,一桌又一桌,等着我,等着她的孩子们。
姨娘和姨夫们在闲谈,孩子在门前玩耍,于是听大姨姐讲起件陈年往事。那时,三间平房刚盖好,也是春节时,两个孩子在楼顶玩,看到个烟囱呼呼地在往上冒烟,觉得很好玩。于是,便用砖块把烟囱盖上,用沙一点一点堵严,看到不再有烟冒上来,两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大姨姐在厨房里做早饭,没一会便发现厨房里一屋的烟。怎么回事?一看,原来是他们俩个小调皮搞得恶作剧。如果不是春节,估计俩小子少不了一顿胖揍。而如今,曾经顽皮的孩子的孩子也到了他们曾经顽皮的年龄,只可惜,再也没了烟囱。
(5)
二月十四。大年初三。情人节。
去孩子二姨家拜年。
下楼,步行十分钟左右至潜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的地铁三号线站台。空荡荡的车厢里少了往日的拥挤。有时,甚至可以用专列来形容也不为过。到合肥幼儿师范下,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字:快!
(6)
二月十五,大年初四。
吃完午饭,与儿子一道,到天鹅湖万达旁的自动图书机前换书。《边城湘行散记》,《图说中国史,辽西夏金》,《中国地理》,《红星照耀中国》,《数学秘史》。每次五本。每月至少一次。
三岁时,儿子就可以自己看书读报。为此,上学后,专门到省图和市图办了借读卡,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都要到图书馆看书、借书、还书,后来发现有这自动借还书柜,步行十几分钟就到,方便了许多。每次借书只要不超过30天,免费。过期了,每本书每天收费一角。
借完书,儿子说,看场电影吧。中。于是折进万达影城。一看电影票,天哪,怎么与平时相差那么大?平时也就三五十元而已,而此时,150元或170元,不等。儿子问,还看不?看!你随便选。儿子说,那就看个《熊出没之狂野大陆》吧。行!幸好有卡,一刷,定价150元,有卡只要50元。说实话,从儿子读书开始就办了这张万达电影卡,每月至少带他看场电影。看电影的标配应该还有吃吃喝喝吧?这是儿子的原话,作为老父亲,听到这话,估计没几个能抵抗得住。得,乖乖付钱吧。儿子很内行,对着售票员美女:阿姨,来份套餐。结果一看,阿根达斯球一个,饮料两瓶,爆米花一小桶,89元。
在等候入场的时候,我给他讲了当年我看的那场电影的故事。
那天逢集,我和弟弟到镇上玩,看到电影院放电影,兄弟俩趴在铁栏杆边上,眼巴巴地看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电影院。忽然,弟弟在检票员的脚下发现了一张没有检过的票(这也算捡了个不小的漏),于是偷偷地捡起来,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哥,一张票!”或许是兴奋,或许是紧张,弟弟小脸涨得通红。但一张票不能进俩人。于是弟弟说:“哥,你进去吧,看完讲给我听。”就这样,我第一次进了电影院(当然,后来用橡皮擦刻印电影票混进电影院的事,我从未说起,更没写过),而且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13号,我找到12号和14号挤了进去。那是一对青年男女,男的说小家伙你怎么坐到我们中间了,我说13号不就在12号与14号中间吗,女青年被逗乐了,算了,让他坐吧。后来,我才知道看电影座位是分单双号的。散场后出来,看到弟弟仍然趴在铁栏杆边上,等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他复述了电影中的故事。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始终牢牢地记着电影的名字:《永不消逝的电波》。
儿子边吃边问,电影票多少钱?我说,你猜。一元?不对。二元?不对。五元?不对。那到底多少?一毛钱,就一毛钱!儿子听完,嘴巴张得大大得,愣愣地看着我:不会吧老爸,你不是骗我吧,变着法子教育我要勤俭节约,对不对?
到底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倒是电影《熊出没之狂野大陆》台词告诉了我们答案:“小时侯,快乐是件简单的事。”谁说不是呢?但我想说,长大了,简单应该是件快乐的事。可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又有谁能够简单得起来呢?相反,把简单的事做得复杂些,或许倒成了他们有能力的表现。难道不是吗?就像电影里说得那样,“光头强变狮子,没了光头,只有强”。这或许就是那些所谓成功者的真实写照吧,而更多如我者,只剩下了“光头”而已。当然,每个人都需要“融入自然,创造不凡”。然而如何自然?我觉得,散得了步,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口,应该是最自然的事,或许也是最不凡的表现,不要“总以为快要出头,结果发现还是穷折腾”。
电影是艺术,但更是生活。而许多时候,生活就如电影,更需要艺术。
(7)
二月十六,大年初五。
去五姨家拜年。包河花园法治广场,花开正艳,三五个孩子在大人的陪伴下,在滑滑梯上快乐玩耍。童年,在阳光下绽放;生活,在诗意中美好,就连躺在小推车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知道春姑娘的可爱,笑靥如花。
吃完午饭,坐902,转116,去省图书城。一下午,一本书。万方写得《你和我》,43万字。仅仅看了三分之一左右。有空,再去。万方,万家宝长女。万家宝,曹禺老人家的本名。
严冬的三九天,夜晚,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我爸爸等着两个吸毒的乞丐来教唱数来宝,明明约好了,可能是许给他们的赏钱过多,被怀疑是侦缉队,等了大半夜也没见人影。他不甘心,摸到附近的“鸡毛店”去找,一个喝醉酒的家伙看他不顺眼,一拳上来,他差点儿瞎了一只眼。他学乖了,去找关系,用今天的话,找了黑社会的门路,怀里揣着一支笔一个小本子,厚着脸皮,抱着豁出去再次挨打的准备,心里明白每个行业都有行规,给了钱,不办该办的,光问这问那,没完没了地间,这你妈什么意思,想干什么?“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我恨我没有本事把当时那些细微的感觉记载清楚,有时文字是怎样一件无用的工具。……在这堆人类的‘渣子’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的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
爸爸被人看到去女院,有了传言,说他嫖倡。那又怎么样,随他们说什么,爱怎么想怎么想,解释才显得可笑。
“整个一个暑假,见过许多三等妓女,认真地参访这些人。人家也奇怪,干吗记这些话。我说我是报馆记者。靳以同我一起去。靳以就是那么呆头呆脑的,不懂世故,方达生不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有靳以的影子。砸窑子是常事,招待不好,把它砸了。翠喜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小东西就不能乱跑。搭班的可以回家,其实她也跑不了,得给当班的印子钱。”
虽然我无从经历,但可以想象,一天又一天我爸爸看,听,了解,觉察,以我现在的看法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勇敢,而是痴迷,一个写作者对自己要写的东西的痴迷。世上没有比一个痴迷的人更勇敢的了。真的。
为什么我要把书中这段文字详细地记录下来,是因为通过这些文字,让我真实地了解曹禺老人家是如何写作的。而且也因为,我也是个业余写作爱好者。这段文字里,有老人家的现场真实记录,有女儿真情的心声,更有对阅读者的牵引与期盼。打动读者的文章必须打动自己,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必须经得起读者的检阅。
我的写作,是从征文开始的。一九九七年河南日报开展“我最难忘得一首歌”征文,因为我是中队文书,能够及时浏览到各种报纸。看到征文信息后,我连夜在教导员的办公室里写下了《只想为家做点事》,修改后在方格信纸上工工整整地抄写好寄出,没想到三天后就在征文专栏刊登了出来,还寄来了稿费:90元。而那里,我每个月的津贴只有75元。十一前夕接到电话,到报社领奖,150元,还有获奖证书。我一直牢记接待我的编辑老师:李昊,一个留着平头的中年男子。
从此,我爱好上了写作。也正因为写作,成就了我人生。毕业到基层部队两年未满便被调到政治部,成为一名教育干事。转业后回地方,依然写材料。但无论如何,没有放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工作之余总喜欢看点书,写点东西。教育,无非是怎样引导人成人、成才、成家;而人生,无非是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无望。立功已实现,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而唯有写作,或许是种不错的立言方式。
聪明的人不会选择写作,但不聪明人也写不好东西。印象中,曾记得有位作家说过类似的话。
(8)
大年初六。
出门,下楼,到公交站,坐102,至警官学院下,回走50米,门口扫码,登大蜀山。
拾阶而上。老人,小孩;男的,女的;成双结对,举家同行,络绎不绝。两旁常青植物依旧墨绿,枯藤老树依然等待春风,定睛细看,一些树枝已经泛出嫩芽,或许下一个周末便是满目绿意,春色盎然。至第三个叉路口,左转或右转,沿着环山柏油路都可至最高处。儿子说不行,要走最难走的路。于是直行。手脚并用,爬上台阶,应是老路。回身望去,蓝天下,一幢幢房屋犹如火些盒一般坐落山下,极目远观,不禁心旷神怡。儿子顺口一句: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哈哈,远处没山,山就在脚下,那只能览建筑了,不知杜老爷子见了此情此景,将又会吟出怎样的诗句,流芳百世。
登乱石而上,至一铁门,左侧一木牌,上书“往前厕所”。右转,沿铁栏栅东行,是柏油路。在合肥市大蜀山抗战记碑前,儿子认真细读,直到看完“合肥市人民政府 二0一五年九月立”方才稳步登顶。
向北,顺台阶而下。上山容易下山难。虽然难行,但与以前相比,现在有了石阶,自然好了许多。不似上山那般顺利,下山途中,父子俩休息了三次,共饮了一杯水。水完,瓶空,顿觉轻松了许多。
到一环路再往下,游人如织。路两侧,繁花似锦,一树树,一丛丛,白的,红的,粉的,竞相开放,许多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一小朋友,二三岁模样,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往前爬,真正的“爬山”。甚是可爱。母亲和一些游客一边笑着,一边鼓励着,一边用手机拍摄着。此时,空气中充满了浓浓的欢乐,春风里洋溢着深深的爱意。出园区大门,看见一柳树,满身苍虬,仿佛能够看得见岁月的沧桑,瞧得见风雨的砥砺。然而,在他伸向空中的枝头或俯下的身影里,一片绿意。日月其迈,岁律更新,不禁让人心生感慨与赞叹。
进半边街,前行,见丰蝶来餐厅,与儿登楼梯而上,点了份套餐,118元,父子俩差点没吃完。吃完下楼,见隔壁是喂鱼处。一支木棍,一头绑着奶嘴瓶,里面说是奶,15元一瓶,喂池中的鱼。池旁坐满了喂鱼的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只有两三岁模样。他们在父母的陪伴下献爱心,池中的鲤鱼更是被喂食的身宽体胖。孩子们的笑声,流水声,鱼吃奶的“吧嗒”“吧嗒”声,把个小小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直溢到路上,引得游客侧目,更多的驻足观望,久久不愿离去。是呀,还有什么比孩子的笑声更动人,还有什么能够吸引更多孩子的笑声?或许,此情此景此刻就成了最好的解答。
南侧的公园里,湖水一碧如洗,映着蓝天,映着白云,映着那一山苍翠。草地上,一个个帐篷散落其间。游人两人一伍,三人一队,坐着、站着、走着,说着、笑着、喊着,谈天说地,呼朋唤友,甚至跑着--放风筝。天空中,那一只只风筝迎风飘舞,像极了一枚枚鲜艳的盛开的花朵,点缀蓝天;像极了一个个美丽的动人的天使,播爱人间。
好不热闹。
2021.2.24 合肥 三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