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更容他？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鸣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莲，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这是胡适写给远在美国的画家――交往48年之久的红颜知己韦莲司小姐的《临江仙》，将一对恋人戏耍游玩时的情景和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但在民国历史上有“七大奇事”，其中之一就是“胡适的小脚老婆”。因为民国时人们思想开放，文人们向往自由婚姻、抛弃原本、另择新欢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胡适的婚姻却能得到蒋介石的评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因为胡适在1901年到美国留学之前就在老家与江东秀订婚，虽然胡适本人对这桩婚事不感兴趣，但胡适是个孝子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也就默认了。江冬秀家住绩溪县北的旌德县江村，与胡适老家上庄仅相距约40里。1908年秋天，江家办了嫁妆，胡家也备了新房，于是胡适母亲就写信叫胡适回家成亲，而胡适觉得店业破产家道中落，自己学业也未成，难于养家活口，所以就没同意，结果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婚事就一拖再拖延误了十几年。而胡适在结婚前，除了照片，从未见过江冬秀。1917年夏天回国，曾去江村，想见冬秀一面。由于旧家风俗作梗，冬秀躲在蚊帐里不肯见。

江冬秀虽系名门，但因父亲早逝，仅读了一两年书，识字不多，又从小缠足，完全是一位旧式乡村女子。她与自称“新人物”，且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的胡适，本不般配。到胡适出国留学时，村里更是纷纷传言，说胡适在外国娶了亲，生了孩子，要与江冬秀解除婚约。胡适的母亲起初并不相信，但传说多了，也难免疑心忧虑，便去请胡适幼时好友胡近仁代写家书：勿违母命。胡适自己呢，心里原也十分矛盾。江冬秀没有文化，不会写情书，又缠一双小脚。胡适自然很不满意，在家书中也曾有所流露。在美国留学期间还给母亲写信提出要江东秀放开小脚、读书识字，江家也担心发生变故，遂放了小脚并请了私塾。可惜江氏年已20，足骨早已裹得变了形，放得太晚，已无法改变小脚的模样了，后来胡适对“小脚”抨击起来唯恐不力，大约与江冬秀直接受害的经历也不无关系罢。

在美留学期间，虽然胡适也一直遵从母亲“男女交际尤须留心”的叮嘱不与女同学交往，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尤其是对同在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莎菲)，他怀着很深的情意，通过他们亲密而谐趣的通信，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彼此之间倾慕之情。同时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胡适与康奈尔大学教授亨利·韦莲司是邻居，胡适经常得到韦莲司教授及其夫人的关照，后在参加一个婚礼派对时胡适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儿—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他们一见如故，彼此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胡适的心中，韦莲司是个新女性的理想典范，韦莲司也喜欢文质彬彬、学识渊博的胡适。因此他们开始了交往，直到1917年胡适回国，他们通信不下百封。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像柏拉图的精神恋爱那样，将鱼雁的往来作为联系感情的纽带，直到1962年胡适去世韦莲司都没有嫁人，一直独守着与胡适的那段感情，在衰暮之年，她将与胡适的通信以及电报制成副本寄给了江冬秀，请她交给胡适纪念馆，为这段恋情画上了圆满句号。

胡适回国后，就遵从母命与江东秀完婚。事实上胡适心情很矛盾，一方面徘徊于西方自由，一方面受东方礼教约束，两者之间极其矛盾，也很是无可奈何。因为胡适对母亲特别孝顺，觉得自己多年游学在外，不能奉养母亲，归期一再延误；加上家庭经济拮据，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

胡适长得帅，而且是个勤奋的学者，终日研究学问和撰写文章，而江东秀不懂这些，经常找同伴在家打牌，搞得乱哄哄的，可能受这样的气氛影响，胡适就与他和江东秀结婚时的伴娘曹诚英走近了。其实，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17岁时就嫁给了指腹为婚的富家子弟胡冠英，三年无孕后胡纳妾曹愤而离婚。胡适对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很有好感，此后两人书信不断。后来胡适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假期到杭州，并租住在烟霞洞的和尚庙里，当时杭州女师正好放暑假，曹诚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两人同居一室并怀孕，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就向江东秀提出离婚，没想到江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吓得胡乱再也不敢提离婚之事。有意思的是，后来胡适安排曹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还托韦莲司多多关照，这也就罢了，但他到美国与韦莲司私会的时候竟说与曹不熟悉，害得曹因没见到他而大病一场，也让韦莲司看出了端倪。

事实上，风流倜傥、知识渊博的胡适很有女人缘，他自己也很开放，何时何处都能容!在北大文学院担任院长期间，一个叫徐芳的江苏无锡小姑娘对他爱的如痴如醉，她与布衣学者张中行、历史学家杨向奎等都是同学。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与爱好，徐芳对胡适敬慕有加，在她寄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你看，她很远很远地跑来陪你，你喜欢她吗？活脱脱地展现了一个小姑娘的纯真与可爱，也大胆地流露出对胡适的爱慕之情。后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陷入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嫁给了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的哥哥、陆军参谋学院校长—徐培根。摆脱了徐芳，胡适又结了新欢—萝佳比·洛维茨，犹太人，胡适恩师—著名学者杜威的秘书。胡适在美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后来洛维茨写信试探胡适未得到回应，无奈之下就给了她的非洲男友，遗憾的是一年后丈夫就去世了，于是孤寂中的洛维茨终于在她42岁的时候嫁给了相处十年之久并已84岁高龄的杜威，成为了胡适的师母。

胡适曾与同居的法学助教卜葛特讨论过“择偶之道”，卜氏认为找对象应以“智识平等”作标准，而胡适则认为：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

有人说胡适：“一个获得过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风云人物，却败在了封建礼教下”。其实胡适的爱情观很理性，他认为爱并不是人生的唯一事情，人生还有很多大事，当他意识到不能摆脱和江东秀的婚姻，便潇洒地从恋情中抽身而出，并不像很多人，一如曹诚英，把爱情视为人生的唯一大事，以致朱颜青鬓消改，惟剩痴情。江东秀是居家过日子的好女人，她深知自己粗通文墨只能做胡适生活的伴侣，却无法成为精神上的密友，因此很大度地接受了胡适和韦莲司这个异国女子的知己关系，从不捕风捉影，对很多女子给胡适写的情书，她代为整理，并告诉胡适等她死了，让他娶一位漂亮的陈妹妹，能有这样的老婆，是男人之福。而韦莲司则和胡适演绎了的是真正的异性知己感情，他们把情感中最不好拿捏的这种关系，尺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也彼此成就了对方，没成为伤害。至于曹诚英，则很大程度代表了现实的很多人，爱得深沉热烈，受伤也最深最重，但谁又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婚姻是构建家庭的桥梁与纽带，而家庭却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对于两个陌生人来说要组成家庭，不仅需要相互理解与宽容，更需要相互尊重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