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故乡

渐行渐远的故乡

东西长约六百米，南北长约七百米，两条“+”字型的主街，六十多户人家，二百七十多口人，这就是我的故乡，那个被称为“东虎”的小村庄。

根据利津县县志记载，东虎村是一个移民村，于1947年建村。黄河改道以后，原先的故道逐渐适合耕种，周围部分村镇的无地、少地的农民或者失业的渔民开始迁徙此地，俗称“下洼”。“洼”，是利津县当地的方言，意思是遥远、荒僻的地方。“下洼”的人们习惯性地把原来生活的地方称为“老家”，而“老家”的人则把“下洼”的人称为“洼里人”。“洼里人”的称呼多少带有一点贬义，毕竟但凡生活能够凑合，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洼里人”为了生存，从原住地出发，拖家带口，在沙土地上扎窝棚，开荒地，生儿育女，古老的黄河故道开始热闹起来，并逐渐形成一个个原始村落。

我的爷爷就是在那个时候从陈庄镇的淤东村迁徙而来的。爷爷曾经是一个渔民，有自己的渔船，雇着几个短工，往返天津航线，当时家境比较殷实。我的奶奶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前两任都因病去世，但第二任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黄河变道，造地退海，爷爷只好结束了渔民生涯，带着一家老小“下洼”。当时的家庭成员有爷爷、奶奶、大姑、父亲、二叔和三叔。小姑是后来在东虎村出生的。再后来，父亲以及叔叔、姑姑们各自成家。当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已经到了1970年底，那时她已经36岁高龄。我前面还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挣工分少，穷得一塌糊涂。由于我年龄最小，父母难免溺爱，小时候每次出门都会让大人抱着，直到4岁才断奶。有时候我把母亲缠急了，被打几下，可是打过以后我仍然记性不改。有一次，晚上我跟着二哥去村两公里外的一个村子看电影《啊 摇篮》，竟然睡着了。电影结束以后，二哥把我背回家。其实，在半路上我就醒了，但仍然装睡。

那条东西方向的主街，就位于我家三间低矮土屋后面，是虎滩乡政府驻地（原先称“公社”，现在已经被划归盐窝镇管辖）东西方向的主干道。说是主干道，其实就是一条大约四米宽的土路，然而它承载了我童年的主要记忆。那个时候，拖拉机、推土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每当它们驶过，便会发出轰隆隆的声响。我会立刻从屋里跑出来观看，异常羡慕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公社拖拉机站的司机们都是“公家人”，村里的拖拉机手是村里的“体面人”，他们的优越感直接写在脸上。每当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一起对着司机高喊：“拖拉机，拖拉站，拖拉机上坐着一个王八蛋！”然后大家一齐哄堂大笑。司机并不恼怒，总会笑着回上一句：“小兔崽子，快滚！”

夏天，大雨过后，道路泥泞，马车都行驶困难，却为小伙伴们提供了娱乐的工具——泥巴。玩泥巴，必须挑选软硬合适的泥作材料。太软了，就没法成型；太硬了，就容易碎。玩泥巴也是讲究规则的，基本是一对一的比赛。首先把泥巴捏成碗状，碗底要薄，但是不能有漏洞，对方会对此进行检查确认。比赛时碗口朝下，用力往地上摔。由于气流冲击，碗底便会破上一个洞，比赛的对手需要拿一块泥巴把这个洞堵上，而那块泥巴就是赌资。如果泥巴碎裂了，主人直接认输，泥巴归对手所有。有时候，双方会为了赌资的大小而斤斤计较，或言归于好，或不欢而散。

我6岁那年冬天，家里穷得实在是揭不开锅，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姐姐去外地讨饭。每到一户门前，他们都会喊一声：“大娘啊，给一口干粮吃吧。”母亲曾经多次对我讲起一次要饭的经历。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来到一个村子，开始逐户要饭。因为天气很冷，一个老大娘不仅给了她一个玉米面饼子（这是很奢侈的），而且热情地邀请她到屋里暖和。母亲再三致谢，跟随那个老大娘到了屋里，却猛然发现屋里坐着一个熟人。那个熟人就是我未过门大嫂的父亲，那个老大娘就是大嫂的姥姥！母亲说：“当时我的头轰的一声响，感觉这门婚事要吹了。可是没有吹。”那时，我每天都跑到屋后，望着道路的尽头，盼着母亲和姐姐们归来。二姐的胆道蛔虫病就是那时候得的。

冬天缺少柴草，父亲和哥哥们需要在深秋季节“下洼”去拾柴草以备过冬。这里的“下洼”，是我们这些“洼里人”对现在的孤岛镇、仙河镇、刁口乡一带的统称。虽然各村在那里都分配了土地，但平时那里人迹罕至，异常荒凉。个别“洼里人”实在混不下去了，也会主动迁徙到那儿去。虎滩人称之为“趴洼”。在我的印象里，“洼”不仅可以生产粮食（春秋两季，村里的马车会运回来），而且生产柴草，以及盖房用的芦苇。“下洼”去拾柴草，需要凌晨赶路，独轮车、绳子、镰刀以及耙子是必备的工具。母亲会在当晚给父亲和哥哥们蒸上一锅干粮。干粮的香味会让我从睡梦里醒来，于是开始吵闹着要吃。开始的时候，母亲不同意，我便一遍遍的都囊：“俺饥困，俺饥困¼¼”母亲终究招架不住，会掰一小口干粮给我。我如获至宝，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惹得父亲和哥哥们直笑。

在村子的南边，有一口1976年建成的水井，是全村的吃水井。村民们先是挖一个大坑，夯实地基，然后用层层递减的方式把青砖砌成喇叭口状，最后再土方回填，平整，一口水井就做好了。那时候青砖很贵，村集体（原先称“大队”） 每年收入结余（粮食）很少，建一口水井的费用需要攒上好几年。青砖之间的粘合剂用的是红土搅拌的小麦秸，时间一长，容易松动，几年后水井便出现了塌方。经过一番大修，村里把青砖换成了水泥管，一直使用了近30年。

东虎村那条南北方向的主街，就一直通到水井的旁边。从12岁那年，也就是开始上初一那年，我便基本承担了全家吃水的任务，也标志着我的少年时代真正的开始。这倒不是因为受到迫害和压榨，而是因为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以后，父母、哥哥嫂子（大姐已经出嫁，二姐因为一起医疗事故而去世）忙于农活，我开始主动承担家庭责任。由于个头矮、扁担长，我只好把扁担钩子折叠；由于力气小，挑不动两桶水，就挑两个半桶。打井水是个技术活。先把水绳拴在水桶上，慢慢往下放，离水面二三十厘米的时候，开始左右摇动手里的水绳，以此产生振动，远端的水桶便开始荡漾，最好接近九十度的水平。然后手里的水绳突然一松，远端的水桶就像风筝断了线一样，倒扣着，“扑”地一声，一个猛子便扎进水里，声音清脆。这时，只要收紧水绳，水桶便会浮出水面，满满的一桶水。如果技术不好，水桶便会“当”地一声砸在水面上，漂浮着。一旦出现这种局面，那么打水人只有两种选择：重新再来，或者继续摇动水绳，让水桶慢慢进水，直至沉没。扁担，水桶，水绳，是挑水的三件必备品。打水人有时会忘记带水绳，那么只好用扁担代替。因为扁担前端的钩子口大，如果松紧度掌握不好，往下松的那一刹那，水桶便会脱落，掉进水底。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水底不可见，打水人只好摸索着，用扁担上面的钩子，试图先把水桶翻正过来，再把钩子挂在水桶的把手上才算成功。一旦还有其他的打水人，他们只好等着，顺便可以嘲笑一下那个技术不过硬的倒霉蛋。

挑水讲究人、扁担、水桶三者合一。人，不仅要能够挑得起，更要讲究步伐的节奏。要知道，挑水时扁担会被压弯，随着人的走动，扁担会产生颤动，水桶也会因此而晃动。一旦人步伐的节奏与扁担的颤动、水桶的晃动产生共振，那么扁担颤动得会更加厉害，水桶晃动更加明显，这样的结果就是水桶里的水被晃了出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停下，把水桶放在地上，重新挑起来。我每天下午放学以后首要的工作便是挑水。家里的水缸又高又大，即使是半桶水，我举起来也颇为费力，有时难免会把水洒在身上，但是家里人口多，必须把水缸盛满。1983年、1984年正好遇到干旱，连续几个月没有降雨，村边的那条引水沟也因为黄河断流而早已枯竭。水井的水日渐珍贵，大家只好在水井边排起长队，然而打出来的水一半是泥，只能沉淀以后才能用。那时候我已经养成了早起学习的习惯。每天早晨5点钟准时起床，无论冬夏。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家没有为吃水发愁，早起的人有水喝。只是冬天的5点仍然漆黑一片，如果再遇上风雪，我也会害怕。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呢。

沿着那条南北方向的主街向南走，然后再转向东南方向，路过七八个村子，大约十公里的路程就来到了陈庄镇。陈庄镇上有一所中学，叫“利津县第二中学”，我的三年高中生涯就是在那儿度过的。第一次去学校报道，是三哥送我去的。三哥比我年长6岁，也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不过他当时已经是虎滩中学的老师了，初中化学就是他教我的，而且是我的班主任。父亲安排三哥为我送行，显然有他的考虑。行李早就准备好了。那床麦秸秆编成的床垫，是父亲亲自为我编织，编得比较粗糙，毕竟这不是他长项。被子、褥子以及需要换洗的衣服是母亲为我缝制的。那时候机器缝制的衣服已经开始流行，但是我家没有钱，还是穿着自家纺线、织布缝制以后的粗布衣裳。临行前，母亲塞给我3块钱，作为我1个月的生活费。3块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奢侈。我在三哥的陪伴下就这样踏上了求学之路。我们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其中一辆是借叔叔家的），我驮着铺盖卷，三哥驮着一袋小麦。小麦需要换成饭票，就是我在校时的口粮。那是我从小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离开东虎村（1985年）。

陈庄镇位于交通要道，人员较为密集，往来车辆很多，自明清时期便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小镇，离我的“老家”淤东村只有两公里。那时我就在想，当年爷爷下定决心离开繁华之地“下洼”到不毛之处，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多少年后，当我翻阅《利津县志》的时候，才发现陈庄镇竟然是黄河尾闾抗日战争的最前沿。尽管有刁口惨案、义和庄惨案、八里庄战役等，陈庄镇是侵华日军最前沿的据点。当然，陈庄镇也成为了我青春之梦开始的地方。

人生有好多偶然，偶然出现多了，就会成为必然。当必然来临的时候，那些曾经的偶然或许已经被忘记，但是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并且在一个转折点改变你的一生。就在我上报高考志愿前（1988年），一个偶然的大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上海爆发甲型肝炎！上海离东虎村非常遥远，可是我7岁的大侄子竟然染上了重症甲型肝炎。当我得到消息，急急忙忙从学校赶回家的时候，大侄子正躺在大嫂的怀里，全身黄疸，处于谵妄、肝性脑病状态。他不停地喊啊，喊：“娘，我头上有根草啊，你给我拿下来，拿下来啊¼¼”几天以后，大侄子便夭折了。这是我第二次失去至亲的亲人，第一次是二姐（1981年），卒年15岁。

因为年龄只相差4岁，二姐就成了我最好的玩伴。当她和一群小姑娘玩拾巴巴（一种以碎石子为道具的游戏）、踢猫（用布料自制的、内装粮食的毽子）、跳方（在地上划上方格后进行的游戏）游戏的时候，坐在旁边的我经常忍不住上去捣乱。二姐死于一场医疗事故，这是我成为一名医生以后才得出的结论。得知真相以后，我大哭了一场。胆道蛔虫病，治疗的时候，可以用少量阿托品扩张胆管，但是禁忌大剂量应用。当时的我亲眼目睹了二姐因为疾病腹痛的样子，目睹了在虎滩中心卫生院（那时的名称是“利津县人民医院虎滩分院”）住院被静脉大量推注阿托品中毒以后的烦躁（需要好几个人按着），以及后来身体变得冰冷。阿托品的用量竟然达到了几十支！那两个年轻的值班医生吓坏了，然而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指挥大哥把二姐背回了家。后来，那两个年轻的医生都成为东营市医学界的大咖级人物，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当年的那次事故对我一生产生的重大影响。

两条人命，基本上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势。我的高考志愿是父亲决定的。父亲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管什么社会，都需要医生。因此只要当了医生，你不会没饭吃。我们家族人口多，需要一名医生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使上劲。你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原先打算学习经济学或者管理学，虽然很不情愿，但是最终遵从了父亲的意见，收到了滨州医学院临床医学系的录取通知书。那张录取通知书，标志着我青年时代的到来。

1988年8月28日早晨5点，天刚见亮，东虎村那条东西方向主街上的行人还很少。二哥帮我背着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被褥之类的东西，而我扛着一个化肥袋子，里面装着鞋子、盥洗用品之类的东西。土路坑坑洼洼，尤其是路中间的车辙印很深，人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这次离开东虎村，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已经成为全村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将来会成为一个“吃工资”的人。在东虎村村民的眼中，“吃工资”的人摆脱了黄土地，过着富足的生活，是“国家的人”。当我到达村头的时候，我不禁停下脚步，回望黎明前的东虎村。东虎村静悄悄地，一如她多年来的样子。她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点儿茫然。我第一次发现，那条长约六百米的街道，竟然很短，很短，短到只需要步行五分钟的时间。客车的笛声响起，我将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东虎村，我走了！

没有想到，父亲去世那么早（1995年。59岁）。父亲多才，但是一生坎坷，未曾得志，最大的成就是终于把孩子们养大成人。父亲喜欢烟酒，多烟但少酒。从我记事儿开始，父亲每天早晨起床前会点上一支烟，悠闲地一口口吸着。即使是母亲在一旁不断地催促，父亲依旧不紧不慢地吸完。为了省钱，我家门前曾经种过几年烟叶，那宽阔的叶子令人印象深刻。每到收获的季节，父亲就会把叶子摘下来，晒干，用火炒焦，然后碾碎了备用，烟纸就是我的废旧作业本。每当父亲高兴的时候，他总会吆喝我一声：“小儿子啊，给你爹卷一支烟吧。”等我把烟卷好了，父亲又会说：“小儿子啊，给你爹点上烟吧。”有时我不怀好意，故意突然把点着的火柴猛地向前，父亲会吓了一跳，赶紧躲开，之后会哈哈大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酒仍然是奢侈品，父亲只能喝廉价的散酒，因为母亲管着钱，只能限量供应。父亲把打酒的差事交给了我。酒，属于供销社的专卖品。售货员事先把酒放在一个坛子里，一个装着麦糠的布袋压着坛子口。每当有人来打酒，售货员就会把布袋拿开，拿起一个竹筒制成的容器（俗称“提子”，一“提子”半斤的量），伸进坛子里打酒。打酒者需要事先准备好酒瓶，售货员把一个漏斗放在酒瓶上，再把提子里的酒倒在漏斗里。打酒也是一门技术活。提子伸到坛子底部，酒的度数就低；浮在上面，酒的度数就高。父亲是老酒客，只要抿一口酒，便知道竹筒的深浅。因此我每次出门打酒，父亲总免不了叮嘱一句：“你让售货员浅着点儿打酒啊。”

从我大学二年级开始（1990年春），父亲的健康便开始出现问题。开始时胃痛，后来吐了血。家里人赶紧把他送到虎滩卫生院，钡餐透视的结果显示胃里有一个大溃疡，医生怀疑是胃癌。这个结果把家人吓坏了，赶紧把父亲送到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胃溃疡，给开了药方，嘱咐戒烟戒酒，坚持吃药。父亲并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仍然偷偷地吸烟、喝酒，但是药坚持吃了。两个月以后，胃溃疡治愈，但是有时仍会腹痛。1992年春，我大学四年级，正在见习期。父亲开始咯血，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是肺结核，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3年后，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误诊，正确的诊断是肺癌。

父亲在我家就住了一夜。那是1995年3月份，我刚刚结婚2个多月。从滨州复诊回来，路过利津县城，父亲就住了下来。那一夜，父亲不断地刺激性咳嗽，似乎要把里面的东西一齐咳出来。他的病情明显加重了，我开始在县城与东虎村之间来回奔波。那时我正好在急诊科上班，上完一个夜班以后可以休息两天，这也给了我照顾父亲的机会，没有学过打针的我开始给父亲输液。但是从盐窝镇到虎滩乡这一段路没有客车，我只好拦截过往车辆请求捎带。东虎村的那条东西主街，见证了我的奔波。有时候感到实在太累了，我恨不得趴在道路上睡一觉、歇一歇。我打针的技术并不好，经常打穿了，父亲会疼得咧嘴。好不容易打上了，我就开始蒙头睡觉。确实是太累了，竟然忘记多和父亲说说话。有时在睡梦中听到父亲在哼着小曲，曲调随着喘息声时断时续。然而父亲终究还是走了（5月），他一手组建的这个家庭刚刚出现振兴的势头，还没有来得及享福便撒手而去。家族的墓地是父亲十几年前就选定的，他给自己也选好了地方。沿着东西方向的主街走，再向北一公里就到，位置很好。老家顿时冷清了许多。

先是二姐，再是大侄子，后来是父亲，不知道为什么，老天总是在以生命的代价难为我们这个家庭，这也再次注定了我的命运，即使是毕业以后我已经拿到了东营市中心血站的报到证，但是最终回到利津当了一名医生。父亲还是那句话：“你好不容易学了5年，如果去卖血，却不当医生，那就太可惜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比一般人多了一份悲天悯人、度人苦厄的情怀，多了一份执着，也多了许多苦难。人生没有假设，只有一天天的累积。累计多了，就成了生活，就成了人生，没有对与错。我很感激父亲给予我的人生选择，能够让我在诸多的痛苦中享受治愈病人后片刻的欢乐。从1993年开始从医至今，我的家庭、家族未再出现类似的悲剧。而我把治疗的一个个病例，真正当成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如何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是我的首要职责。

我曾经反复考虑过，我们家庭的振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85年盖了7间砖瓦房，成为东虎村砖瓦房的开端。原先的三间老屋只留下两间作为储物间；另一个是1996年经过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我们家继续拥有一块38.5亩土地的承包权。这两件事儿的，二哥都是绝对的主角。我在第二件事情中当了一个配角，作用比较关键。那38.5亩的土地位于东虎村的西北方向2公里处，原先是黄河故道的一片沙荒地，二哥承包以后，逐渐把那片地改造成了良田。它成就了二哥，却也圈禁了他。1986年，二哥和二嫂便从老家搬出，直接“趴洼”住在那块土地上了。一住就是33年（2019年搬出）。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先后帮二哥把他的三个儿子养大。三个孩子离巣以后，那7间房子里就剩下母亲一个人。房子的墙皮开始脱落，原先亮丽的砖瓦开始褪色。

由于交通不方便，我基本保持着每3周回老家一次的节奏。到家以后，我会先和母亲说说话，干点儿活，然后去看望“趴洼”的二哥二嫂，再回村去看望大哥大嫂。因为母亲的晚饭很简单，且自由惯了，所以我的晚饭基本上在大哥、二哥那儿吃的。兄弟们在一起，喝点儿小酒，话题难免很多，经常聊到很晚。母亲是个急性子，她知道那个时候我肯定在大哥家，有时候迈着小脚，赶过来。还没进门，就先喊起来：“天不早了，赶快回去睡觉吧啊！”我连忙跑出来，陪着笑，赶紧搀着她往回走。在路上，母亲不断地抱怨：“你回来，到底是为了看你哥哥嫂子们啊，还是为了看我啊。”每当这时，我会狠狠地亲一下母亲的脸，说道：“为了你，为了你啊。只不过我们说话的时候忘记了时间。”东虎村那条东西方向的主街，记着我们娘俩的脚印。

母亲已经提前把火炕烧暖和了，被窝铺好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家里的，亲戚的，村里的，村外的，经历的，听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一股脑地向我倒了出来。开始的时候我还能替她附和、分析、解释，后来就“嗯，嗯，嗯”地应付，再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这让母亲有些嗔怒：“你与你哥哥嫂子们话那么多，与我的话咋就那么少呢？”俺的亲娘哎，都快凌晨一点了，你还让我和你唠嗑啊？我还要六点前赶客车呢。

那时候，母亲学会了一种类似于麻将的纸牌游戏。没事儿的时候，她便迈着小脚到邻村去打牌。每次牌局的赌注是一角钱。每次回家前，我都会事先在银行取上100元崭新的一角、两角纸币，作为母亲的赌资。崭新的纸币，为母亲在牌友们面前挣足了脸面。有时候，我也会陪着母亲玩牌，每次牌局的赌注也是一角钱，结局是母亲胜多负少。赢钱的母亲也会欢天喜地：“看看看，又赢你了。”但是我喜欢。我们兄弟几个曾经商量，为了方面母亲出行，是否为她买一辆小型三轮车。母亲很愿意，但是方案被大嫂和大姐否决了。她们认为，母亲年龄大了，骑三轮车有风险。不到三年，牌局就散了，母亲说“某某某偏瘫了”、“某某某死了”、“某某某被孩子接走了”。母亲也生病了，已经无法一口气走完一公里的路程。她的肺心病开始经常发作。

从2005年开始，母亲便需要治疗。每隔几天，我就会打电话回家问候问候她。母亲不识字，但是她有她的办法。她让二哥把我们哥四个的手机号码记在一张纸上，每次打电话，她只要对着电话机上的数字按键即可。后来，母亲有了手机，是三哥给她买的老年机。母亲爱不释手，让三哥给她设置了快捷键，1代表大哥，我的号码是4。母亲住院的次数逐年增多，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孙子意外车祸离世（2012年），对她产生了重大打击。每次住院，往往从我们娘俩通话开始。我问：“娘，这几天身体挺好么？”母亲答：“不好。又咳嗽气喘了。”我问：“我去接你吧。”母亲答：“好的。”我开始频繁地往返于东虎村那条东西方向的主街，有时白天，有时夜晚，有时天晴，有时雨雪。临行前，母亲会仔细地检查房间，生怕有水啊、电啊、火啊之类的危险，最后才依依不舍地把门锁上，把钥匙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万一你二哥回来拿东西呢？”母亲这样说。母亲被我接到县城以后，老屋便空了，陷入了沉寂。

东虎村那条南北方向的主街，我已经很少走了，其中关键的原因是村里通上了自来水，村民们不再需要挑水吃。那口已经用了30多年的水井逐渐废弃，最终悄悄地消失了。有一次，我有事儿路过那个地方，忽然来了兴致，决定去看看那口水井。那条通向水井的小路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堆的杂草。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根据记忆，大体锁定了井口的位置。水井已经被填埋，一棵柳树从井里长出来。幸好水泥管子还在，但是边缘早已坑坑洼洼，几条钢筋露在外面，锈迹斑斑。

村里明显冷清了。街上偶尔会遇到行人，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那些人中，一部分人到地里干活，一部分人去附近的工地打工。东虎村所在的虎滩乡比较封闭落后，打工，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从虎滩乡一带逐渐兴起。刚开始，打工者还遮遮掩掩，感到害羞，但是随着打工的人逐渐增多，这个新鲜事物才被人们接受。不过，雇主与打工者之间有一个潜规则，雇用外村人而不雇用本村人，以免伤了和气。二哥是东虎村第一个雇主，他的38.5亩的果园在春秋两季需要临时雇佣一些家庭妇女帮工。渐渐地，村里一些人到更远的地方打工去，家里人也搬了过去，很少回来。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由于缺少打理，露出破败之相，有的甚至直接被拆掉了。孩子们不见了，年轻人不见了，一部分中年人也不见了，都进城了。原先热闹的东虎村越来越没有生气。

住院治疗大约7天左右，母亲的病情便会明显好转。因为工作的原因，即使是母亲住院期间，我也是来回带着她上下班。一来可以让母亲得到充足的休息时间，二来在家吃饭可以增加营养。有时我工作忙，接送和陪护的工作就由我的妻子承担。母亲平时爱干净，但是农村条件比较差，洗澡比较困难。我的妻子会把热水器里的水烧好，让母亲坐在小板凳上，亲自给她搓澡。洗完澡，换上干净的内衣，母亲的面貌焕然一新。我的妻子再给母亲全身按摩一遍，让她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母亲非常知趣，刚住不到一个月便要求回家，我和妻子就借故一拖再拖。可是母亲很坚持：“如果我这你们这儿住久了，再回家就不适应了。如果离开太久了，家里就没法住了。再说，你们都很忙，没有功夫陪我。我在家的时候，起码还有几个老姊妹们来串门呢。放心吧。”

可是母亲没有让我们放心。2017年春，二哥的三儿子结婚日期越来越临近，她的病情却进一步加重。我多次回到东虎村，但是母亲拒绝了我让她住院的请求，而且态度变得越来越固执。母亲说“等到孙子结完婚，我就没有心事儿，就跟着你去住院。”然而她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卒年83岁。太匆匆。

一个时代结束。

在娘胎里婴儿需要依靠脐带供给营养，出生的时候则需要剪断脐带。脐带有形，而家的情怀无形。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感，从此维系着整个家庭。一头是父母，另一头是子女。老屋既是一个坐标，更是一个象征。等到父母已逝，子女才真正开枝散叶，各自为家，从此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

东虎村的那几间老屋已经老了。杂草开始在门前生长。先是几棵，几十棵，后来竟然连成了片。杂草品种各式各样，高的，矮的，都有。雨后，苔藓在台阶上生长，绿油油的，很旺盛的样子，直到艳阳高照，才逐渐隐退。风，掀翻了房瓦，摇曳着窗户；雨，穿过破碎的玻璃，登堂入室；尘，开始聚集，附着在一个个蜘蛛网上。灯，坏了；锅，锈了；炕，塌了。墙皮斑驳，露出底色。原先规整的家什，七零八落。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还摆放着父母的照片，成为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最后见证，也见证着他们建造的这个房子的没落。

我回东虎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东虎村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回家的路越来越遥远。以前，我会关心四季轮回，嘱咐母亲需要加减衣物；会关心风雷雨雪，嘱咐母亲尽量不要出门；会关心时令蔬菜水果的上市时间，以便母亲能尝个新鲜；会关心母亲是否气喘，以便赶紧接过来住院，顺便在我家小住。母亲去世以后，我回老家的动力骤然下降。

我感到已经被东虎村抛弃。东虎村生了我，把我养大，让我有机会在利津县城扎根，最后却狠心地把我和她之间的脐带剪断，让我从此成了一个游子、一棵浮萍。剩下的那两间儿时住土屋被拆了，带走了很多我童年、少年的记忆；那七间老屋也露出疲态，逐渐抹去我青春的印记。

不时听说村里一些老人去世的消息，难免让我感叹岁月的无情。东虎村的第二代移民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就像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战争与和平、饥饿与温饱，以及社会剧烈动荡带给家庭的巨大冲击。如果说东虎村的第一代移民（我爷爷时代的那批人）是根，那么第二代移民（我父亲时代的那批人）就是基。两代人的艰苦努力，终于在第三代人（我时代的这批人）中开始有了一些成绩。越来越多的东虎人走出那个小村子，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有时候，有年轻人找到我的办公室，亲切地叫着“叔叔，伯伯”，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某的孩子”。 这是东虎村的第四代人。我会在不经意间打量他（她），试图从他（她）的眉宇间找到某某某的印象，也是属于东虎村的特征。偶尔会见到第五代人，假如不经人介绍，根本就不认识。即使是见了面，相互间只是寒暄几句，已经很少有共同的话题。对于第五代人来说，东虎村只是一个符号。

可是我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与东虎村已经渐行渐远了。一旦仅存的那几间破败的老屋消失，东虎村也必然将我除名，就像一缕风吹过。之后，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