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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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英
（一）
1977年，我四岁半，弟弟两岁，冬天，难得一个阳光朗照的天气，我们娘仨端着粗瓷黑碗，碗里是照得见人影的玉米糁糊汤，在邻居二爷家的檐下晒太阳，二婆从她碗里夹一筷头乌黑的酸菜，放在母亲碗里，母亲夹一点给我放碗里，再夹一点喂到弟弟嘴里。本家八岁的小叔说太阳是他家的，不许我和弟弟晒，我和弟弟往边上挪一步，他撵一步说这里还是他家的。
那时农村属集体经济，社员听着队长的吆喝“上工了！”出门下地，到了地头不是抽烟就去远点僻背处方便去了，收成年年不好，队长总是骂骂咧咧。年底按工分决算口粮，二爷是生产队会计，家里劳动力多，日子过得优越一些。我们一家六口，爷爷奶奶年纪大不算劳力，父亲是公社临时工，没参加生产队劳动，就母亲一个全劳力，每次队里分粮、分柴火，我们家都是最少最次的，年终决算，父亲拿了钱去买我们家的口粮，少不得看生产队干部的脸色。
我问母亲咱家为啥没有酸菜，她不耐烦，就大声吼：咱家没自留地，没处种菜，哪有酸菜？我又问她为啥咱家没自留地？她气冲冲地说去问你爷！去问爷爷，他不肯答，问的次数多了，奶奶告诉我你爷不爱种地。可我分明感觉爷爷特别勤劳，热爱土地呀，他常说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爷爷雇佣过长工，阶级斗争炽热时家庭成份是漏划地主，爷爷奶奶对自留地、私有、资产阶级等词讳莫如深，父亲也因此不能被推荐上大学或是招工，父母打心底痛恨爷爷对土地的痴爱。
小叔习惯性地对我和弟弟以大欺小，母亲看不过，吆喝我和弟弟回家去，可我俩不识相，就是不愿回，二婆过来训小叔：“叫娃晒，明年娃就不晒咱的太阳了！”显然二婆也当太阳是她家的了。
“明年你到我院里去晒！”母亲看二婆友善，有点感动，讨好小叔。
那时我们七家人住在一个U型的大院里，上院的二爷家四间瓦房面南背北，冬暖夏凉，是极品。仗着二爷丁点大却实惠的权势，二婆和五个儿女人前人后耀武扬威。U字的底部也有四间房，面西背东，屋后靠着山坡，房子中间用界墙隔着，隔人不隔音。南边两间住着二伯一家六口，北边住着爷爷奶奶。
那时一般农家，屋里一台大土炕，炕前一口大锅台，占了房子大半面积。父母孩子睡在一个炕上，冬天里，不是拥抱着而是拥挤着，取暖，一床棉被，你拉过去，我拽过来,盖住脖子就露出脚趾。
家里没有多余粮食，也没有多余衣物，粮柜是奢侈品，做饭的菜，不管种的还是野菜，全都一锅煮，没有油，也没有专门的锅，酱醋茶是许多人没听过没见过的天外之物。
爷爷奶奶的两间土屋，里间盘着一台土炕，窗户正对着二爷家的山墙，炕头一年四季都是黑的，进门那一间亮堂，墙上挂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下面放着曾祖父母的遗像，叫爷面前。有年夏天，爷爷创造性的在堂屋支了张床，既光亮又通风，成了我和弟弟的乐园。有天突发山洪，我和弟弟坐在床上，看洪水从床下汹涌而出，感觉很是好玩。过后爷爷担心土墙被雨水浸泡垮塌，可洪水来去匆匆，房子竟安然无恙。
另一半两间是二伯家的，格局和爷爷奶奶的相同，窗外，能看到明媚的阳光，但窗户正对着牛棚和猪圈，臭味不请自来，他家的炕头，夏天是蚊子苍蝇的乐园，冬天是跳蚤臭虱的舞场。
猪圈旁边有一间独立的厦房，住着独居的大婆。厦房的西边，是二伯家的茅房。
U型的出口，是下院，南北各一排房子，都是四间。和二爷家紧挨着的，是三爷家，对三爷一家，我没多少印象，只记得三爷三婆都很凶，对谁都恶言恶语。记不得是一个叔叔还是伯伯得腥红热死了，左邻右舍怕传染，对他们家人歧视、排挤，无奈中三爷拖家带口远赴山外投靠亲友了。几年后，当我们光景好点的时候，三爷欢欢喜喜地回来，说在山外安了家，天天吃白馍，再也不回来和大家争多论少了，四间土屋卖给大伯，几件家什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折价卖给左邻右舍，算是留给大家的作念。
三爷家对面，对称的四间厦屋，东边两间是大伯家的，西边两间就是我家了，哥东弟西，这是规矩。
大伯在西安国企上班，很少在家，伯母和堂哥堂妹住着显得宽敞。我们的庄向面北背南，整个冬天都见不到太阳，母亲挂在嘴边的话是冷冷炕，父亲嫌家里炕冷，也嫌我们姐弟吵闹，冬天借机不回家睡。那年月没有电热毯或电炉之类的取暖设备，就连柴火也极其缺乏。父亲每年冬天发六十斤木炭，是极好的福利。父亲留一半自用，一半拿回家孝敬爷爷，爷爷向村里的老汉排夸他天天烤着木炭火，可那火生得恓惶，他大手一捂就没别人份了。
弟弟尿床了，母亲把他换到干处，自己睡在弟弟的尿窝子上，用体温把褥子暖干。有一次我们姐弟比赛一样左右开尿，褥子湿了一大半，母亲把我换到她睡的位置，让弟弟睡在她的肚子上，她背后是我或弟弟用尿水印制的地图。
在U型大院里，没有一片可供我们晒被褥的阳光，下雪天不出工，母亲带弟弟去别家串门，婶娘招呼她坐热炕上暖脚，母亲像得了别人恩惠似的高兴几天。
有一天太阳很暖和，爷爷在上院里劈柴，我往笼里拾，二伯从山里砍柴回来，一松扁担，一捆柴差点压到我身上，爷爷训斥二伯，说他差点把娃撞了，二伯辩解说他没看见，撞伤了他负责，爷爷动手打了二伯，二伯抢了爷爷的斧子藏在家里。
爷爷共有三个儿子，大伯和二伯分家另过，他和奶奶与我们家共同生活，两个伯父总恨爷爷奶奶对我父亲偏心，二伯甚至在院子中间划条线，不许我们踏入他家界限，爷爷砍飞落入他家那边的柴棒，我也不敢去拣。整个院子只有铺两张席子的大小，爷爷砍柴即使不用大力，柴棒儿也可能越界，堂兄妹看见了拣回家去，爷爷便装作没看见。
那次我并未受伤，也没受到惊吓，也并不怨恨二伯。待父亲从公社回来，爷爷向他学说二伯差点伤及我的事。父亲当即决定：另盖房子，搬出这片杂居是非之地。
二十多岁的父亲从小被爷爷奶奶娇惯，没吃过苦，不知世事艰辛。村里一年可以报三份庄基，虽然没有人要，但父亲也知自己拿不到手。近十年村农村就没有盖过新房，房子再破旧，也是一家人挤在一起，修了又修。他利用在公社工作，和上面人熟之便，直接向公社要了一份庄基指标，胡乱地买了一些木料，准备得差不多了，才把邻村当木匠的表伯请来，想把和大伯相连的两间房子拆了，和新买的木料掺和在一起盖四间房。
表伯数了数院里的椽头檩条，说你备的这些木料，差不多够盖四间了，把旧房拆了，有的材料用不上也可惜了，建议父亲再添些材料，两间旧屋留着不拆。
轰轰烈烈，我家要盖新房了，记得立木房时，需按家里长辈的岁数蒸“飘梁馍”，爷爷七十多岁了，七十多个馍得多少麦面呀？这个馍是要撩过房顶的，不能太小，二婆权威性地建议，给每个馍里包个石头。
爷爷觉得这主意不错，高兴得不顾毒花花的太阳，去河里拣了七十多个小核桃大的鹅卵石洗净了拿回来。立木房时，拾“飘梁馍”去！成了全村人的话题，那时盖房属于新鲜事，立木房大家很少机会见识，全村老少都出动，齐来凑热闹。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提着馍笼，说完几句开场白后抓一把馍扔过房梁，馍一落地，立即遭到大人孩子们疯抢。那些馍包着石头，沾着泥土，但据说这种馍可以治小孩夜里磨牙，于是大人孩子都去抢。
见此情景，长者说怕石头馍砸伤人，意思到就行了，把剩下的馍抛向没人的空地，没来得及抛出的馍被人从笼中抢走。过后不知是那个好心人，拿了一个“飘梁馍”赠予我这个小主人。
那时化肥奇缺，父亲托关系给第三生产队买了一千斤氮肥，队长允许我家就近从屋后的田地取土。房子是土木结构，自然要请木匠，表伯主动来帮忙，只管饭不付工钱，另外两个木匠是表伯从邻村带来的，一天一块钱，管三顿饭。每次吃饭，爷爷都客气劝说：让汤晾着，先吃馍。木匠一顿饭没约定却俗成喝两碗汤，吃一个馍，最多一个半馍就不敢再吃了，如果落下大饭量的名声，以后就没人家愿意请了。
墙是土坯做的，打墙最费时间和力气，父亲把活路八十元包给生产队，社员给我家挖土、挑担、打墙等，相当于在生产队上工，挣工分。
人多力量大，1978年夏末，我们住进了面南背北，单家独院的新房，四个大人整天乐得眉开眼笑，爷爷高兴得见人就夸，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了冬暖夏凉的整院新房。
秋天，糜子成熟的季节，队长安排母亲和三婶在地头赶偷食的麻雀，麻雀成群结队，赶走一批又飞来一批，有胆子大的甚至不听吆喝，抓一把砂去扔过去，它们才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有天母亲没去上工，妹妹出生了，在我们的新家。
初冬，母亲和奶奶在院子里拔萝卜，让我照看炕上两个月大的妹妹。看着一个个水灵灵的大萝卜，母亲兴致极高地猜测着萝卜的斤两，我也急于分享她们丰收的喜悦，吐一口唾沫糊在妹妹的眼皮上，等她眼睛刚闭上，就蹑手蹑脚地跑出去喊：妈，娃瞌睡了！母亲说，那你出来吧，我还没来得及吃几口脆生生的萝卜，就听见妹妹的哭声，我急忙跑回屋，轻轻地在她身上拍打，继续用唾沫糊她的小眼睛，直到她真的睡着了。多年以后，每次看到妹妹，还觉得她的眼睑上残存着我的唾液。
（二）
1999年，在广东东莞，港资企业，人们说的普通话中夹着粤语，时有专业英语脱口而出，彰显着资深和已融入这一片热土。大家每天都在谈论电脑千年虫，或假装有学问地说是Y2K，千里之遥的商洛小山村，识不了几个字的母亲整天谋划着把老屋拆了，盖一栋两层小楼，她把房前屋后量了又量，算计着能盖几间，得多少砖、多少瓦、多少人工多少钱，请那里的木匠，那里的泥水匠，布局那一间是卧室，那一间是厨房，弟弟的房间得大一些，将来还有儿媳和孙子，给我和妹妹各留一间小房就行了。
母亲整天满脑子都是房子，房子，事无巨细，运筹帷幄。打长途电话回去拉家常，她又给我说房子的事，我随口说，有在老家盖两层楼的钱，不如在城里买一套商品房，有道是“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乡下一幢房”。大人住在乡下倒无所谓，关键是孩子，城乡教育差别可谓天上地下，想想你在城里上学的孙子肯定和左邻右舍乡里娃的见识不一样。
母亲有点心动，想不明白乡里人住到城里吃啥？没有土地种粮种菜，从锅头买到锅尾，出门上个厕所都要钱压力多大。但想到下一代娃的念书，她又觉得城里娃见识多，只说等弟弟回来再说。
2000年如期而至，人们担心或期待的千年虫没有出现，爱看热闹或幸灾乐祸的心情未能满足，多少有点失落。公司到了生产淡季，一场雾霾，让盘踞在心头的乡愁越来越沉，弟弟患了重感冒，小病大养地请了一个月假飞回李庙村养病。
我打电话回家，弟弟在家卧床，爸妈去城里看望本家姑姑，我说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趁没事在城里把房子看了买下。弟弟说现在就去城里找爸妈，然后一起去看房，想着弟弟是患感冒才回去休养的，劝他过几天身体好了去看不迟，谁知他急性子，说感冒好多了，现在就去。我说刚刚不是还连续咳嗽嘛？他笑说假装重病想博你同情谁知老姐铁石心肠。
第三天弟弟打电话给我，说已在某小区把房买了，我不信，他说两千元订金都缴了，我问母亲，她笑着说，是真的，那房子本来是别人买的，但那人有事钱花完了，没钱才转手的。地理位置很好，他们三个人都很满意，马上就要封顶了。
2001年春节，附近村里几个在南方打工的青年回家时花上千元买了VCD，能放音碟，能唱歌，吸引了大家羡慕的目光。有人给父亲说，听说你娃子在南方也是高工资，回来咋没买个VCD？父亲故作谦虚地说，你没看我家房子这么烂，我怕音响声大，把房上瓦震落下来。那人笑笑说，你娃是不爱，不是买不起。
村邻和亲戚陆续有人知道我家在城里买了房，背地里议论我们一家大小都是二百五，嘲笑娃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农民把房买到城里一家人都没工作喝风呀还是屙屁呀？弟弟两年没有回家，房子也没装修，邻居既没看到我们家挨饿，也没看到我们家发财风光，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
04年弟弟恋爱了，紧锣密鼓地安排父亲装修房子，腊月，在城里的新房中，弟弟结婚了，酒席设在州城的饭店，轻易解决了母亲长久以来的担忧，父亲不屑给乡邻婚丧嫁娶出苦力，弟弟结婚时辛苦邻居们帮忙挑水劈柴蒸馍切菜，怕落下人情。
乡里的亲戚朋友第一次来城里的酒店吃席，来回车接车送，大家都感荣耀，除了羡慕，没有人再担心这家人住在城里缺衣少食咋办。弟弟婚后和媳妇一起去南方打工，城里的房子偶尔父母去住几天，打扫一下卫生，但它却成了他们在农村最大的体脸，这认为这是一个儿子对父母的大孝。
去年我和母亲在街上遇到一位远亲，她在城里照看上小学的孙子，和儿媳租住在一间民房里，羡慕我们家早年买房有眼光，当时价格便宜，到几年后他们想买时已经涨了，一年年等，一年更比一年贵。
（三）
2010年，已在佛山打了几年工的弟弟手头积攒了一点闲钱，他说想在佛山买套房子，我鼓动，那就买吧。我和弟弟虽为同父母所生，但俩个人的性格却极不相同，我做事大大咧咧，有勇无谋，他思维慎密，难免瞻前顾后，我总是在他犹豫的时候善意地蛊惑。
他抱着买彩票的态度去售楼处交了两千元订金，排了房号，想着反正摇号难，万一摇上号不想买了，还可以把这个号加点辛苦费转让出去，也不会亏本。
没想到六分之一的概率还把他砸中了，捏着那个房号，像抓住运气，他舍不得出让。因为差钱，三十三层的高楼他选了价格最低的二楼。开发商承诺拎包入住，2012年秋天，简单买了些家具灯饰就搬进去了，结束了客居他乡租房居住的历史。
2013年夏初，我从深圳去佛山看望随弟弟南漂的父母，父亲领着我，用磁卡刷开小区的闸门，徜徉在干净整洁的人行道上，望着小区内澄澈的泳池、绿茵茵的树木花卉，两岁多的侄儿在儿童乐园的滑梯上攀爬、翻滚，我激动落泪，做梦也没想到，我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父母，有一日会住进这么漂亮的小区。
阳台外面是一个宽大的露台，弟弟买来花草，母亲拣些泡沫箱子，从公园提回泥土种了葱蒜，没想到这个最便宜的房子，却赠予了实用的菜园。
早上六点多我还没有睡醒，就听到父亲在客厅拖地，母亲让他轻点，不要吵到我。我问父亲几天拖一次地？他笑呵呵地说家里有小孩，每天六点拖一次，然后那里脏了专门再拖。我笑父亲大半辈子不爱体力劳动，老了老了却变得如此勤快，父亲也笑：与时俱进嘛！住这么好的房子，就得时刻保持干净才配。
父亲负责接送两个侄儿上学放学，母亲负责买菜做饭，父亲闲暇时在餐桌上练毛笔字，心情愉悦，书法进步很快，弟弟和弟媳下班回来就能吃到母亲做的家常饭菜，也很开心。吃完饭母亲收拾锅碗，弟媳照顾两个孩子，弟弟给父亲说工厂的事，弟弟当副总经理，厂里几千号人，工作内容比较杂，父亲是特别好的听众，常常帮他儿子排忧解困，弟弟感叹父亲是他的力量和导师。我弟以良好的居住条件孝敬父母，父母以完成家务，少添麻烦多分忧来回报儿子，看着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我比吃啥都香，真希望日子就此天长地久。
（四）
2012年，我离开暂住了十八年的深圳，回到故乡商洛，十八年，早把异乡当故乡，回归不是逃离。老人和孩子喜欢在老家，孩子需要教育，老人需要赡养，我们必需作出改变，调整工作和生活的频道。
2013年农历十月，外爷生日，我前去祝寿，专门驾车绕道回望留有童年印记的老屋。那天阳光明媚，也许渐行渐远的乡村和我的感情愈来愈淡，这一次没有鲁迅回乡的悲凉。最先去看那个曾经住了七户人家将近三十口人的U型大院，U字底部的四间老屋，爷爷奶奶1978年随我们搬走后全属二伯了，二伯在这个老屋给堂哥结了婚，之后他们另盖新房就搬走了。老屋在岁月的风雨中渐渐成了危房，终于有一天站立不稳，黯然坍塌，现在已成了一抔看不出曾经是房屋的昏黄泥土。住在南面的大婆八十年代就走了，留下那间厦房，旧了，大伯把它当柴火拆了，二伯说地方是他的，大伯说我不可能把帽子戴在你头上，争执不下时找村干部评理，大伯获胜。大伯理直气壮地在那片废墟上修了茅房，每次大伯母来上院入厕，二伯母就指桑骂槐说粪便臭到他们家了。
如今大伯一家大小安居省城，二伯一家大小也安居省城，省城很大，容纳财富，也消磨仇恨。二伯家的猪圈倒了，大伯家的厕所也倒了，倒成了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烂石泥土，不再有人在乎它们的主人是谁。
住着南北庄，风光一时的二爷新世纪初也入土了，那几间房现在小叔住着，风雨飘摇，回去时刚好遇到小娘带着孙子，我说现在这么大一个院落，就住着你和孩子婆孙俩，房子旁边就是山坡，空荡荡地晚上出来都有点怕。小娘和善地笑着说，她出出进进习惯了，不怕。
下院大伯买下三爷家的房子，本来想在这给堂哥娶媳妇的，后来堂哥在省城买了房，娶妻生子，不回来了。大伯又指望堂弟留守家业，堂弟也在省城买了房，娶妻生子，也不回来了。没有儿孙绕膝的大伯和伯母在省城租房居住，也和城里人一样了。和大伯家相连的我们家的两间老屋，十年前已成了一堆废墟，大伯家的两间，曾经修缮过，估计还能顶几年风雨。U型大院里曾经的欢笑与恩怨，也许偶尔还被我们想起，分散在各地的堂兄弟姐妹，不多联系，当初的毫厘必较，也成了久远的回忆。
我们家1978盖的所谓新房，铁锁已生锈打不开，我站在院墙外努力向里张望，院内杂草丛生，狼藉一片，和邻居家相隔的围墙，像一个临睡的老人，随时准备卧倒。茅房，以及母亲临时搭建的柴火棚，有的已经倒了，有的似乎在考虑往东倒，还是往西倒，那得看风。至于啥时倒，那得看雨。有人说拆迁让一代人找不到童年，我庆幸自己的童年在一个偏僻的乡村，而今虽然找到了童年的踪迹，可它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
2014年，弟弟和父母一家也从南方回来了，虽然小城的工作不好找，工资更低，但父母感觉像一直悬着的脚终于落了地，心里踏实，母亲又是那句老话：人家那么多人都没饿死不会把咱饿死的。
2016年初冬，父亲生了不是很重的病，但却匆匆走了，把父亲安葬在老家的自留地里，我一遍遍咀嚼那句“人吃地一辈子，而地吃人只是一口”。每次回乡，母亲都久久不愿回城，她种了大半辈子地，似乎只有耕作才是对土地的最大不辜负。我们知道，老家留有父亲，也将是母亲的归途。
建设美丽乡村，家乡成了4A级景区，附近村民比赛似的盖了新房。等过了父亲三周年忌日，老屋可以动土的时候，弟弟拆除了土木结构的老屋，在原址上盖了新房。
建新房的时候，承包给专业的建筑队，人家负责购买材料和施工，弟弟不懂建筑，请了懂行的师傅把质量关，他只需按照合同进度付款，其余并不多操心。新居虽然只有一层半，但却是请专业设计师设计的，室内室外装修，每个细节弟弟都用心做到尽善尽美。母亲的房间盘着火炕，厨房一分为二，一个是烧柴火的大灶台，一个是烧煤气和用电的新式厨房。乡亲们看了，奉称说是别墅。
曾经的我们用尽全力，为的是离开农村融入城市，过上有房有车的日子，而今我们又回到农村来寻求清静，享受与大自然的亲近和谐。我忍不住感叹我们不过是跳出井口的青蛙，看过了外面世界的喧闹精彩，而今又回到熟悉的井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算是井里蛤蟆井里热的解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