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登山鞋

                                       陈蕙卿

父亲是一个地质人，1954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当一个地质人。父亲说，那个年代，一个人——李四光影响了他们，一部电影——《年轻的一代》激励了他们，火红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地质事业。于是，父亲就当了一个地质人，将自己的一辈子交给了江南的山山水水了。

记忆里，身材魁梧的父亲总是一副这样的行头：头上一顶灰黄色有檐边的咔叽布软帽，身上一套宽松厚实的咔叽布工作服，或蓝或灰黄色的工作服缀有许多口袋，大大小小布满了衣裤。背上一个灰黄色的地质包，地质包内外分不清有多少个隔层多少只插袋。无论这些隔层这些插袋里装了些什么，地质包里总有一把手把子都锃亮锃亮的地质小锤和一只厚实的铁制水壶。父亲的脚上永远穿着一双沉重得当时年少的我拎都拎不动的鞋子。鞋子是泥土的黄色，刚到脚踝。反牛皮的鞋面毛楂楂的，上面整齐嵌着两排由细铜片圈成的鞋带洞。汽车轮胎材质的鞋板底，凹凸如山野里的小峰峦，厚实，耐磨。就连那根穿过鞋带洞的绳子——我一直以为那是根绳子而不是鞋带子，因为它粗得让我使出很大的力气都难以收得紧整个鞋面。我单纯地以为，这样结实的一双鞋子，一定能踩死一头大象！

我好奇地问父亲：“这是什么鞋啊？”

父亲说：“这是登山鞋。”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双登山鞋，这身行头，工作服、手套、水壶、帽子、毛巾、地质锤、地质包等劳保用品的发放，以及在那个物资并不富有的年代里足以提高野外队地质人生活幸福指数的野外津贴，是野外地质工作者的标配。国家每年必备的供给，和它独特的地质标识，成为了街头田间一道靓丽的风景。它不仅给在野外工作的地质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生活上的安逸，精神上的荣光，还激发了地质人为祖国找到地下宝藏的决心和愿景，更是让无数的身边人羡慕不已。父亲就是这样，蹬着一双这样的登山鞋，穿着这身行头，风雪里来雨雾里往，烈日下去寒冬里走，不知走过了多少春秋与夏冬。父亲走过了岁月了青丝至白发，走过了腰背的挺拔到沧桑。江南众多的山山岭岭，都留下了父亲登山鞋的印记。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地下宝贝，就像一个个深藏于地层深处的小精灵，在父亲的登山鞋下纷纷显露了真容。父亲也将江南山野里的阵阵清风、座座山头、道道沟壑、条条山路、根根林木、枝枝花草，还有那些父亲为之找寻了一辈子的地下宝贝们，都镌刻在了父亲额头上渐起的皱纹里，揉合在了父亲流淌的血脉里，也留在了我年少时不曾见过父亲穿过皮鞋的记忆里。

父亲原本是可以穿皮鞋的。父亲是个读书人，文革中，在江西省地矿局工作的父亲被下放到了庐山的脚下，来到了九一六地质勘探大队。一同来的，还有从庐山下放到红旗公社供销社工作的母亲以及我和我的两个弟弟。那时候，我十岁，大弟弟八岁，小弟弟还不到三岁。

虽是县团级单位，但野外地质大队的生活很清苦，远离城镇毗邻乡村。庐山看似近在咫尺却需走上半天，远眺九江县城好像就在眼前，也还有十余里的山路。在离赛阳镇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上，数十排低矮的红砖瓦房，外加一个由废旧的砖石垒起的院墙，构建了这个野外地质大队部的大院。

大院分成四块。一块是大队部的办公室。十几排红砖矮房排列成两行，中间是一条水泥便道，便道旁种植了些叫不出名来的杂树，高高低低蓬蓬勃勃倒也显示出一些野性。左边七八排红砖矮房是行政党办的办公室，右边的七八排红砖矮房是地质勘探的各种技术管理部门；第二块是家属区。十几排红砖矮房排列有序，将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地质人和他们的家属圈在了一起。每天，大妈大嫂们都亮着嗓门，让生活中的奏鸣曲在呼前喊后的吆喝声里绵延；第三块是服务区。介于大队部的办公室和家属区之间，几排红砖矮房包容了医务所、托儿所、理发室、食堂、开水房等服务性的部门，热腾腾的水雾里演绎了地质大院春夏秋冬的笑与泪；第四块是养殖区。在大队部和家属区的后面，能吃苦的地质人的家属们，将这一块连绵的荒山野岭劈成了果蔬园。时鲜的菜蔬很是打眼，还有那些每天用肥厚的鼻子拱着泥土墙哼哼叫唤的生猪，屋前屋后四处放养的鸡鸭，虽然时常被人轰打，但总能给院子里的地质人带来买不到肉吃时的享受和美味，还有地质人的孩子们砸吧嘴巴子的快乐。

父亲是地院毕业生，是地质人，做的是技术活，自然是在右边的红砖矮房子里办公，母亲则在左边队部的财务室工作。队部的小山头是安静而平和的，却无论如何是找不出矿产来的。对于地质人而言，越是荒山野岭、险山陡崖，越是地质人要身先士卒的地方。因为学的是地质，所以父亲是要常出野外的。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露宿深林，饮食山泉，与穷风恶水为朋，与豺狼野兽为伍，不仅难得顾到家，有时候身居野外还很危险。父亲就曾有过数次的境况之忧，这是父亲后来告诉我们的。

那个年头，有几句唱词真实的唱出了地质人的艰辛，看似调侃的唱词里不知零落了多少地质人的好姻缘：“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抱回一堆破衣裳。”我的父亲母亲是父亲还在省城工作的时候就婚配了的，自然就没有这些担忧。但是因为来到这里，因为生活和工作的艰辛，母亲常为独自一人在家忙碌而时有怨言，却也无可奈何。好在一路上有婆婆的相助，家倒也还相安。

每每父亲一身风尘从野外回来，脸色总是黑红黑红，退了色的帽檐下，总能探出几根浅浅的白发。厚实的咔叽布料的工作服又撕裂了，露出不少棉纱线。那双让年幼的我拎都拎不动的登山鞋，毛楂楂的鞋面居然像涂抹了一层油一样，黑亮亮的。厚实的轮胎鞋板底也像打磨过了一样，边损沿乱，且高低不平。这让我诧异地瞪圆了眼睛。

父亲笑着说：“找到了铜矿，金亮金亮的颜色。”

父亲最喜欢说的话就是：“找到了什么矿，什么什么的颜色。”

和许多跑野外的地质人一样，父亲将自己的这一套破了的工作服扔在了屋子的一个椅子上，任由他的母亲或我的母亲去处理。但对于这一双已经不能再爬山的登山鞋，父亲却很是不舍。父亲拎起来看了半天，似乎从磨损不堪的登山鞋里又看到了这一年半载自己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身影。父亲说，这次在密林中行走，遇上了一条隐没在草丛中的七步蛇，因为鞋子触碰了它，蛇瞬间跃起，一口咬在了鞋面上。父亲感觉到脚背上有异物，从草丛中抬起脚，发现了这条头在鞋背上身子还扭在草间的蛇。父亲立刻用手中的打草棍探在蛇的七寸处，将蛇从鞋背上挑了下来，扔进了草丛里。多亏了这双鞋，厚实坚硬，才没有被伤害。父亲说的淡然，我却听得惊心。父亲很小心地将这双登山鞋放在了屋后的檐下，从我的母亲的手里接过那套破了的工作服，盖住了它。

进入到九十年代，鉴于野外地质队工作条件的艰苦，国家加大了对野外地质人供给的力度。在提高野外津贴发放的基础上，又在服装、帽子、手套、水壶、毛巾、登山鞋等劳保用品的设计上，有了更新的配置标识和更舒适的生活理念。登山鞋依旧是泥土的色泽，反牛皮的鞋面，但鞋帮却已高过了脚踝，鞋面毛柔质软，更具备了安全感和舒适感。

父亲的工作就是穿着登山鞋，外出勘探，回队研讨。每一次外出勘探，虽时日之长且历经艰险，父亲却从不抱怨。回来后，总是说上一句“找到了什么矿，什么什么的颜色”之类的话，然后又轻描淡写的说上几句此行和脚上的登山鞋有关的故事。父亲依旧说的轻松，我却依旧听得惊心。

那是父亲的又一次地质勘探远行。于我而言，每一次父亲外出勘探，不论路途的远近，都是一个漫长的期盼和翘首。正值江南的六月，还未进入伏夏，热浪就已经笼罩了江南的天与地，烤灼着江南的山与水，从早到晚。

父亲又戴上了一顶新的灰黄色有檐边的咔叽布软帽，穿着一身新的宽松厚实的咔叽布蓝色工作服，衣裤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袋，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反牛皮登山鞋，毛楂楂的，鞋帮高过了脚踝。凹凸如小峰峦一般的汽车轮胎鞋底，坚实耐磨，似乎多大的山川都能迈过。绳子一样的鞋带穿过用细铜片圈成的两排鞋带洞，将硬实的鞋面牢牢地捆扎在了父亲的脚背上。父亲背上的那个灰黄的地质包，沉甸甸的。里面除了必备的食物、衣物、药品、书籍等物品外，还有那把手把子都摸得锃亮锃亮的小地质锤，和那只厚实的铁皮水壶。

这一天特别的热，空气里流着火一样的温度。这种野外地质人翻山越岭必备的行头，让父亲的头上脸上冒出了层层细密的汗珠儿。还未走出家门，背包下的咔叽布工作服已是湿漉漉的一片。父亲每走一步，都带着硬朗的风，水泥铺就的地面就扬起了尘灰。我似乎听到了那双密不透风的登山鞋里十只脚丫子嬉戏玩水的声音。

父亲穿着登山鞋，脚步匆匆，走出了家门，去了野外。

从师范院校毕业刚走上三尺讲台的我，每天都走在去学校的田间小道上。清晨的太阳金光四射，从庐山的山顶上一跃而起。农人们在自己的田地里黑红着脸弓着身子挥汗如雨抢收抢种，老水牛难得闲适，在池塘里甩着尾巴搅着黄泥汤。那只小黑狗一路跳踉在我屁股的后面于学校的门口被看门的老头拦住了便撅着嘴巴狂叫上几声。体育课里看着几个学生从学校后门的缝隙里钻了出去在莲花河里掀起喧天的水帘洞。那位从上海下放来的英语老师拗着头拖着长长的尾音，在教室里教学生读英语单词“脚盆”（Japan）“踢出去”（Teacher）。放学后和几个儿时的伙伴一起跑进路边的葡萄藤下采摘泛青的葡萄却也因此折断了翠色的葡萄藤。及至回到家中母亲扬着眉头呵斥了一句，就晓得玩，不晓得帮我做点事！我才悄悄一吐舌头，扛着一把锄头，和大弟弟一起跟在了母亲的屁股后面，屁颠屁颠地去屋后的菜地了。拔着地里的杂草，我问正在翻地施肥的母亲，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母亲头也没抬，丢下了一句，看清楚点，别把菜拔了。我就抬起头，看不远处的庐山。

夕阳西下，静谧在江南傍晚的庐山披上了一件霞色的外衣，葱茏的林木深深浅浅缀满了大红或浅浅的粉，向天际铺去，很漂亮。夜色渐起，薄薄的雾气从山麓里悄然升起，红与白相交相融，柔和出绮丽多姿的色泽，似水波纹在闪烁。于是，我又想到了父亲去的远方。那里的山林，会不会也穿上了一件这样带水纹的花衣？那里的水气，会不会也如同眼前的色泽一样的美丽？那里的沟壑，会不会也如同庐山这般漂亮？就这样，日子在庐山早晚色泽的多彩中，在我不断的遐想中，从初夏走向盛夏，又从盛夏走向了金秋。父亲终于回来了。

“找到了钨矿，乌亮乌亮的颜色。”这是那一年初夏又一次远行江南几个月的父亲回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一如他用脚上的登山鞋丈量过的山川。但我却从他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亮光，那是属于父亲的欣喜和快乐。

每次外出勘探回来，父亲的外形几乎都是我熟悉的模样。只是这回，头发显得长而杂乱，失了色的帽檐下，窜出了好多悠长的白发，脸色越发的黑红。父亲脚上的登山鞋，毛楂楂的鞋面变得稀疏，泛出粗大的黑纹与山野的斑斓。脚踝处的牛皮鞋边锯齿了一样，错裂翻卷。两排用细铜丝圈成的鞋洞，有几处铜丝圈已经不见了，露出黑幽幽的深洞。凹凸如小峰峦一样的轮胎鞋底，也已是山川尽失，残损无容。鞋面上的那根绳子横七竖八，捆绑在两排鞋洞里，好几处有了断痕，打了接头。左脚的登山鞋更是破损严重，大母脚趾处居然破了一个洞。这是要有怎样的力量才让结实得能够踩死一头大象的登山鞋破出一个洞来！

父亲喝了一口茶。说，这次爬的山，地偏且远，寂寥无人；山高林密，伐木取道；土质疏松，多处塌方；蛇虫众多，险象环生；岩石坚硬，取样困难。但是，还是得感谢这双登山鞋。父亲说，在一次用地质锤敲打崖壁取矿石样的时候，忽然从岩壁上滚落一块大石头。大石头直直的砸向父亲。同伴声声惊呼，将父亲向后拉去。几秒钟，大石头从父亲还未完全退去的左脚登山鞋上滚擦而过。在大石头滚擦的力量下，左脚登山鞋的前部立刻破裂开来，父亲感觉到左脚的刺痛。很快，从登山鞋的破裂处渗出一片殷红。同行的地质人将父亲抬到一处空地，七手八脚脱下父亲左脚上的登山鞋，仔细查看。好在只是左脚的脚趾处有较严重的伤肿和出血，骨头却没有事。父亲用带去的药敷了好些日子，也便无大碍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双坚硬厚实的登山鞋的保护，才有惊无险。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水波不兴，而我却越发的心有忧戚。父亲笑了笑，站了起来，很小心地将这双登山鞋拎到了屋后的檐下，放在了那双登山鞋的旁边，并小心翼翼地用那件挂了花的工作服盖住了它们。

“找到了铅锌矿，麻灰麻灰的颜色。”这是父亲又一次远行江南山水回来之后说的话。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地质人的父亲一直都喜欢穿着登山鞋，带着一帮年轻的地质后生，在野外，在机台，在实验室，在地质大院的任何一个地方，知识与精神并传。那是一位老一辈地质人对年轻一代地质人的深情嘱望，更是父亲对自己穿了一辈子的登山鞋的眷念与情怀。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作为地质人身份的各种标识，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已悄然发生了改变。登山鞋不仅保留了牛皮鞋面的质地，汽车轮胎底板的坚实，在外观上，则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使之更具野外作业的舒适与安全的性能。

父亲这辈子穿过多少双登山鞋，没有人统计过。但父亲穿过的登山鞋却从不舍得丢弃，爱收藏的习惯也一直没有改变，就算是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成了这个位于庐山脚下九一六地勘大队的地质总工程师，也还是如此。因此，家里的某个角落，总会堆放着父亲穿旧了或穿破了的登山鞋。日子久了，角落里的登山鞋慢慢多了起来。野外地质队的家本就不大，那时候我的婆婆还在，一家三代六口人蜗居两居室原本就很拥挤。于是，父亲便向队部申请了一间废弃了的水房。父亲将自己千辛万苦搜集来的各色废弃的石料和不用的矿物样本连同自己穿过的登山鞋一同放进了水房里。

记得我曾去过一次，打开水房的门，满眼是木箱子。高高低低的木箱子上一双双整齐地摆放着款式略有变化的登山鞋。反牛皮质地的鞋面，因为岁月的侵蚀，毛色已经疏黯。老旧的汽车轮胎鞋底融在光晕里，峰峦依旧坚硬。那双左大母脚趾破了一个洞的登山鞋很打眼，放在了最高层的木箱子上。阳光透过窗棂，映照在这些登山鞋上，这些登山鞋就像涂抹了一层绚烂的光泽，显出深邃的历史感。光影闪烁在水房里，跳跃在登山鞋黑魆的鞋面上，流连在粗黄的绳子上，躲藏在沉垢的登山鞋里，一双双都是那样的傲然，沧桑。无论是新的、半新的或者是陈旧的。隐约间，那一双双登山鞋就是一副副触手可及却又渺远沉静的江南山水画，又展示如新中国第一代地质人在述说那些年深月久之中雨雪风霜的过往和曾经的大山深处喜怒哀乐的故事。

如今，父亲已经八十九岁了，满头白发，和同样霜染鬓发的八十三岁的母亲一起，住在省城南昌，一年四季都穿着皮鞋。父亲的登山鞋的故事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登山鞋还在，还是原来的模样，还在演绎它的故事，还在继续它的使命。父亲最喜欢说的也还是那句话：“找到了什么矿，什么什么的颜色。”似乎，在父亲的血液里，早已融入了那些矿石斑斓的精髓。

时光不老，岁月悠然。暖阳下，眉宇间长出几根银丝的父亲又开始了他的回味。父亲在回味反牛皮的登山鞋，回味曾经的山山岭岭，还有那些父亲这辈子为之探求了一生的地层深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