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年轻过,说说你年轻时候,或是飞扬的时候或某个心碎的时刻呗。”
“那年,芒种前,我从《女友》杂志上读了好些漂亮的文章,心潮澎湃中,自己的思绪也飞扬起来,也想写一些类似的小文,却怎么也不能恰当地表达出来。很失落很遗憾,很灰心丧气。那个年龄的我,心情就像水里的瓢,沉下去很快又起来。
紧接着,我忙着割麦子,运麦子,打场,晒麦子,然后耪麦茬,给玉米上苗粪起垄沟,一通忙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刚培养起来的文学诗意,又消失不见了。唉,自己终究是个农民,土里刨食,文学是个梦,是奢侈品,文学在土地上根本不适宜。想到这里,就懈怠了懒散了,读和写就少了许多,积极性也薄了许多,积极性薄了下来,别的也就薄下来了。
庄稼人的日子是苦是累,这个我不在乎,在庄稼地里锻炼出来的我,不怕苦不怕累,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是看不到前景!看不到希望!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你的笔名叫郑部落,好奇怪的一个名字呀。”
“‘部落’这个词,我喜欢了几十年了,曾经写下过《梦部落》《诗部落》《云部落》等文或诗。“部落”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乌托邦式的,是理想化的一个好地方。部落,虽然生产力低下,心和心之间没那么多讲究和计较,人与人之间相处得也简单融洽。部落里有个酋长,我愿做语言文字里的酋长,我的职责就是把文字安排妥当,让每位语言都有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我这个文字酋长,不贪,不恋,不色,正正经经,本本分分,只想着营造一个好文章好诗行的环境。至于郑,是我母亲的姓,周树人把母亲的姓拿来当笔名,我也效仿一下。”
“在最难最难的时候,最失败最失败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让自己支撑下来的呢?”
“最难最难的时候,心情降到了零下十来度,所谓的雄心壮志全没了,所谓的梦想理想全没了,委屈深时会掉眼泪,掉完眼泪很快用袖子擦掉,唉,不行就不行吧,被人看不起就被人看不起吧,自己反正落到了最低处,还能怎么着,还有什么尊严可要,还有什么脸面可要呢,那就在最低处活下来吧。无助中无奈中,继续忙手里最累最脏的活。静下心来后,还是继续写继续读,要不干啥呢。这个时候,我就会拼命地搜罗一些励志的句子,要不就找些相关的励志成语,来鼓舞自己,比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比如厚积薄发功不唐捐,比如槃重生虫蛹化蝶等。这些句子和成语很管用,像感冒药一样,让人很快恢复体力和心力。我就是在积极——消极——崩溃——落寞——重启中,一年年地煎熬着经历着。”
“对于生活和写作,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写作不大于生活,也不小于生活,而是融入生活。年轻时认为,写作就是干大事情,干大事情怎么能够被一地鸡毛的琐事,耽误才华和精力呢?不应该洗手做羹汤,应该十指不沾阳春水,应该在窗明几净中,天马行空地营造语言的崇高文字的伟大。想法归想法,现实是现实,我一直是靠繁重的体力活才得以生存,脏活累活都得干,女汉子一样忙这忙那,忙完了洗把脸喘口气后,才去读点书写点东西。我的前世今生就是农家女出身,靠干看不到头的体务活得以生计。我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就是百姓家的孩子,唯有扑下身子,把脚下手下的活干完干好才行。怨天尤人过,愤懑愤怒过,怼天怼地过,一番折腾下来,非但没啥改变,连好心情也没了,不得不变得心平气和起来。所以自己的写作一直很烟火气,很接地气,很日常生活化。我边生存边生活,边体验边体味,不知不觉就融入进篇幅中了。写作深入真实中,与世人世间有了共鸣和共情。写作根本不是高雅的事情,高雅的是认知和思想。生活中有活我就赶快干,风卷残云般干完体力活,再拿书读都提笔写,切换得自然自由自如。”
“这些年来,有没有人和事让你深思的?”
“有很多,比如在写作圈里,总有人爱自诩为才子才女,更多的人喜欢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著名。世间真正修炼成著名阶段的作者,能有几个人?再说了,著名满天飞了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写作是一条长路的话,与我同时起步的人,在三四公里处就有人退出了,到十多里后,有多半的人就没东西可写了。走到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这条路上走着,中间还有很多新人加入,有人走了二三里,有人走了五六里,均没了影踪。看来,长路真是考验人,能一路撑下来就很不错了,且越写越好,写出点成绩来就更难了。”
“平时的生活中,有没有让你糟心的人和事?”
“太多了!太多了!你本想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不惹人不惹事,可总有人看你不顺眼,故意找茬挑战你的底线,你和他打吧闹吧,也没啥价值和意义,你不理他吧,他总是不断地恶心着你。尼采说,与怪兽搏斗,要谨防自己变成怪兽,长时间与深渊对峙,自己也很容易变成深渊。为了不把自己变成怪兽和深渊,我只能选择逃离。
我要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采集生活的美好,表达我对生活的热爱。这些年过去了,再回头看看某人某事,他们还是苍蝇虱子的级别,所以我当时的逃离是对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