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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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出生于1936年11月。八十多年来，祖国深爱着我，我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实实在在说来，这种爱多是在灵与肉的激烈撞击中悄然前行。
1944年夏秋时节，我7岁多，日本鬼子就打到了我们家乡。眼看着他们一边狂轰滥炸，一边烧杀抢掠，许多无辜男女老少一瞬间就成了他们淫威下的鬼魂，身为青壮劳力的父亲只得领着快要生产的母亲，逃到远远的深山古庙里藏身，我和6岁的二弟，就成天跟着60多岁的祖母，混在年老体弱的人群里，白天钻山沟，晚上住岩洞。为了不让敌机或鬼子发现，整天整日都不敢大声说话，甚至煮饭熬粥的火都不敢生。憋闷得病饿交加，生不如死。早被折磨得皮包着骨头的二弟，几次昏倒过去。到得这种时候，我不得不悄声探问祖母：“奶奶，这要捱到什么时候？”
枯瘦而又矮小的祖母目不识丁，平时也很少和外界交往，问得多了，既算是回答也算是宽慰我们兄弟两个，说：“等着吧，总有那么一天。”
好不容易熬到次年收割时节，日本鬼子被打下去了，祖母的那“总有那么一天”才姗姗到来。可一看从大山里走回来的父亲母亲，除了带回一个原就害疟疾的三弟，问那个原要出生的妹妹，父亲不忍说话，原来早就被他丢到紫水河里去了。当时我虽然还不到9岁，但我却久久想像着那个时候父母亲的何等无奈，想象着那个刚刚来到人世就被活生生丢进水里的小妹妹的种种惨状。
1949年初，基于早几年天旱四里八乡饿死不少人的教训，父亲就租上邻村财东几亩靠水井的车水稻田，对我和二弟说：“家里弟妹多了，你兄弟两个也快长大了，生就的种田命，趁早跟我学些田里功夫，比别的门路都可靠。”我与二弟还不懂得多少道理，也就唯命是从，从年头到年尾，跟着父母亲在田地里使劲。
这年6月，禾苗刚刚抽穗，火南风又像往年一样日夜刮过不停。那些车水田，本就位置高峻，车了这块坼那块，就是把我们四父母子锯开来当八个劳力使用，也很难应付过来。眼看快到手的禾苗就要枯死，自家白白劳动、下年没吃的不上算，那要交东家一半的稻谷又到哪里去找？父亲是个实在而又严厉的人，总是说，“车吧！——不信老天就这么旱到底！”
父亲的话就是命令，我们母子三个，每天除了喝粥和上茅坑，就跟着他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推拉那两架首尾相接破旧的龙骨水车。我帮母亲车平一点的下梯，二弟帮父亲车陡一点的上梯。所谓帮，就是用一只车把手，套在掌车人的左把手上，配合着推拉，说是“千斤帮四两”。一则人太小，再则成天都喝粥吃糠咽菜，说得准确一点，那分分秒秒的搡去拉来，都是在进行垂死挣扎。二弟矮瘦，就几次脱把摔倒在身前两尺多高的陡坡下，磳得皮青脸肿，鼻孔流血。
一次，当他又向前面摔得最重父亲骂得最惨时，母亲流泪了。她在责怪父亲不通情理后，就用好话引导我们。说她早些天听外公说过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说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帮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我虽然快13岁了，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新鲜事。在那晚和以后许多晚上推拉水车时，我都看着那东天升起的启明星，久久地默想着母亲说的那段令人向往的佳话。
就在这年10月某天，当我挑着两箩瓜果到石期站小街上叫卖时，就见着有部队在那大操坪上操练。一个个戴着红星帽子，别着白底黑字符号，扛着长枪，十分威武雄壮。在我还没回过神来，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就站到了我的身边，亲切地问我：“小弟弟，你这瓜果是卖的吗？”
我只顾高兴看新鲜，很久才回过神来，说，“是的，是的，是卖的。——你们就是解放军？”
那人指着他胸前的符号，说，“是的。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一阵欢喜之后，就把两箩瓜果全挑到他的伙房里。过了秤，一点也没少称。尔后，他客气地递过一张纸条，说：“小弟弟，请你给写个发票吧。”
发票？我的天哪——！我平时连听都不曾听过。好在那人给了我几枚银毫子，只叫我在他写好的纸条上按个手印就行了。在我走出那小门时，他好像特意提醒我说：“小弟弟，你回家后要去上学读书呀！”
这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的一句话，但从那时那刻起，却在我的心灵深处，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暖流和无边无际的思想浪花。
1950年春上，邻村里办起了初级小学，接着，还开办起了农民夜校。
家里人多劳少，我也快14岁了，要读初级小学，肯定没了资格；但读夜校，只要我自己不怕困难，那是谁也没有办法劝阻的。
那教夜校的老师就是那教日校老师，三十七八岁，姓周，瘦瘦的。他除了教我“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文化课，还应我的额外请求教我做算术，做加减乘除和小中大括号。我想起自家的身世和那买我那瓜果解放军的话，也就风雨无阻，越学越起劲，第二年秋天插班考上了高小，第三年秋天还出乎意料地考上了零陵二中！
零陵二中，是当年私立平实中学改制过来的初级中学。在这里，尽管我个人生活艰苦，学校却很温暖。我除了专心学好每门功课，节假日就到图书室或新华书店看书。三年里，我由浅入深，从少到多，读了不少课外书籍，如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鲁迅的《彷徨》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特别是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它让我读了又读，而且每次都读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从灵魂深处接受了作者的全部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我曾在自己当年的日记里写上我的心里话，“要学方志敏，正直善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时刻准备献身伟大而又神圣的我的祖国。”
1955年下期，我有幸地考上了省属L中等专业学校。
这是一所很有些历史的中等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和对学生的各项要求十分严格，不收任何费用，家庭困难和学习好的学生，还能享受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补贴，毕业以后都包分工就业。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是从糠箩里被要到了金箩中。
入学后，同学们选我当了班长，后来又当了学生会宣传部长。我除了“为祖国而学习”，工作也十分尽职尽责，曾经两度获得学校的优厚奖励。
1956年上期，大约是对当时的图书市场有些意见，就试着写了一篇《为什么买不到书》稿子寄到《中国青年报》。没想到，不几天就被发表了。这在当时当地的大多中小学校里，的确是不曾多见的新鲜事，除了在校内哄动，还引来国内外好些读者寄来信件和书籍。
一天，主持学校《××通讯》期刊总编杨某老师将我叫去，直言不讳地交待：“这《××通讯》今后的编辑任务就交给你了。”
杨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语文老师，还是一位共产党员，我很尊敬他，也就应承下了一个“副总编”的职务。
“副总编”，在当时当地，就是凡和这份小报有关的大小事情都要揽起来，除了文稿最的后审定和刻写，从布置任务到采访，到收稿，到改稿，到组编，都让我经管起来。
1957年夏天，省属单位反右开始了，我也就插翅难逃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不容任何商讨向我扣来。我满身是手也推脱不掉。
1958年6月，在毕业分配前夕，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遣送老家劳动改造，也就成了我的唯一去路。
父亲死了，母亲孀居，祖母年迈，弟妹没长大，好在我苦出身，左邻右舍都看着我长大，并没把我当“阶级敌人”看待。我在心里想：反正是劳动，而且也是大势所趋，撑着吧。
和社员们种了一年田，公社领导就要我去民办中学代课，教数学。那时，我虽然时不时觉得有些冤屈，但对党对政府还是感激的，不但老老实实做人，也老老实实做事。
但我做梦都没想到，到得1961年暑假那次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县一中学习的某天，竟让我的心灵经受到了一次我出生以来很是意外的撞击——
湖南的7月中午，太阳如火。县文教科一个姓某的干事，手里拿着一支四五尺长的木棒，突然把我们还留在教师队伍里的十几名右派分子都吼出人群，除他外，一人一套扁担箩索，说：“厨房正缺柴火，到笕田去挑木篼子，每个120斤。谁也不许偷懒！”
从一中到笕田有十三四里山路，有的地方根本就不好走。在返回的路上，一个个都累得难耐，气喘如牛。那原就教过我夜校的周老师，身体瘦弱，走得慢一点，脑袋就被那某某用木棒敲了好几次：“没劲了？——当年大鸣大放为什么那大劲头？！”
那周老师的确是没力气了，想到当年曾经跟他读过夜校，我就主动从他那担子上要了几个大篼子过来。
第二天上午8点多，那姓某的又押着我们一行去原地干那力气活。
出发时，他就阴阳怪气地叫着我的姓名说：“他们都只右了一点；就你反党还反社会主义，年纪小小，却反动透顶。今日要罚你挑一百四十斤！”
我没有出声，只在心里想：一百四就一百四，反正是为开公家做事。
到了山脚下，他突然问我：“你抽烟吗？”
我一时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话，就木然地回答：“不会抽。”
在我还没转过身来，他就将他已经抽过的烟屁股强硬地塞进我的嘴巴，“我叫你抽，你就得抽——！”
此时此地，我能说些什么？一挥手，把那还粘着他的臭唾沫的烟屁股丢得老远。
那天，我首先就主动要了一百四十多斤。心里想：我这样做了，他也许不会再抓我的小辫子……
没想到，在半路歇气时，他见有几个农民迎面走来，竟用刚戳过牛粪的木棒那头，敲着我的额头对他们说：“这是这中间最反动的家伙，昨天竟然讨好坏人，要招兵买马……”
我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立马就要“不得不反”了！
同行的人都眼瞪瞪地看着高他一头的我，快要急出冷汗。
还是周老师沉着，一见那势头，就笑眯眯站过身子，哈着腰对他说：“某股长，昨天那是我没接受改造。与他无关，与他无关……”
当天晚上，就为这件事，我想到了深夜。想得最多的是：这姓某的家伙或许他对周有私怨，而且是个别的。他并不能代表我们党或者政府和人民……况且，我们国家目前正有困难……
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又种过田，搞过修补，当过砌工，代过课，到油坊里榨过油，还跟人到长沙、武汉、北京等地卖过苦力。虽然也不时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每时每刻，我都被这片热土呵护着，被这个国家和民族尊重着。
记得1962年3月初某日清早，我走在天安门广场上，除了被正播放《歌唱祖国》的歌声感动得热泪盈眶，还反复大声朗诵着著名诗人公刘的广播诗——
“迈开军人的阔步,/我曾漫游过许多地方！/如今，/我行走在首都的街道上，/我必须把我的脚步,/轻放，/轻放……”
1966年下期，我又被要去学校教课。某天下午，我正给学生教唱《跟着共产党走》，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要我停下来，说我没有资格教唱这支革命歌曲。
这是一首我当年在L学校读书后就一直爱唱的老歌。其歌词是——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知道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我的身世并不全部了解，只是随声附和。后来，他们给我关进我的房里。其后，又给我发回了生产队。
那段日子，社会秩序较乱，我也很不平静，既当心我年高的祖母和时刻为我牵肠挂肚的母亲以及无辜的弟妹受到牵连，也当心我们民族和国家遭受损害。
就在这时，有人谣传，说可以通过深圳或者新疆偷渡到国外去。
我开始是将信将疑，其后是长时间地犹豫不决。
就在一天晚上，母亲来了，她说：“人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外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国家！——何况，国家对我们还有大恩大德呢！”
母亲的话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沉重。它像严冬里的一声炸雷，让我颤慄，让我猛醒！特别是那声“大恩大德”更像刺入了我灵魂深处里的一支长针，让我钝痛，让我振聋发聩！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心灵深处几乎在翻江倒海！——就这么一错再错下去？——祖母不要了？母亲不要了？弟弟妹妹一切的一切都不要了？救过自己和家人性命、养育了自己的祖国真的不要了？！——就算此去还能活着，不就连做个中国公民资格都没了？——当年日本鬼子的凶残，许多逃到国外去人的下贱，还有那不少无端背叛祖国之徒所遭受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唾骂……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大脑里急剧地翻腾，都在我的灵魂深处拼命地鼓捣……这算是什么？难道自己当年学习方志敏献身伟大祖国的决心就这么不堪一击？！
第二天，我照常去生产队出集体工，觉得这天比以往的任何日子都要轻松。
1978年底的一天，县里派专人把当年整我的一大把材料全部退还给我，说为我平反改正。这一举措，让我比久旱逢甘雨还要兴奋几多倍，使我快要干枯的心又萌生出许多生机和无限活力。我随即就写下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热泪流，/苦泪流，/流到破襟补丁头，/澎湃不作休!”
1981年秋，县教育局把我调进了县属三中。年终，学校将我评为该年度先进工作者，派我出席全县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当我和数十位来自各战线的同志被热烈锣鼓声送上主席台，并让少先队员给佩戴大红花时，我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激动，竟号啕大哭起来。
其后，在这所学校里，我除从骨髓里感激党，感激政府，还加倍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学校工会主席和校职代会主席，连续几次出席县、市先进工者代表会议。在全县首届教师职称改革评审工作中，我被聘为县里的评委，自己也被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头发早就花白了的母亲，听了我的汇报后，深情地感叹说：“如今，你和你三个弟弟都被国家看重，这都是共产党英明啊。”
当然，在这些日子里，我的思想和生活也不是风平浪静的。比如，原来别人有女就是不愿嫁给我……还比如，转正后，就有人说我把应评的工资让给别人是讨好领导……把节省下来的钱帮助贫困学生是收买人心……为好人好事写报道是沽名钓誉…… 把坚持原则说是思想僵化，等等。让别人去说吧，反正这些都是我们党对我的谆谆教导。
新世纪到来前夕，我退休了，和老伴随儿女住进了省城长沙。有个原来教过的学生在南方某大城市开办了一家网站，邀我主持那个“妙文共享”专栏，不少人要通过我给发稿件，我深怕有人有意或无意损害党和国家形象，总是字斟句酌。我那正读小学的小孙女，见我修改稿件总是慢条斯理的，就下意识给编了几句俏皮的顺口溜，说——
“老爷子，撑棍子，走路打拐子，做事捱摆子。”
“捱摆子”是我们老家用来骂人的土话，意思是做事慢吞吞的。“捱摆子”就捱摆子吧，只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对实现中国梦有利，我就高兴。
如今，我已八十有三，享受着国家退休补贴和高龄补贴，空时或舞弄书画，或为孙辈重孙们讲些爱国爱家的故事，或参加小区组织的有益活动，或和老朋友以及当年所教过的学生，在互联网上谈些国家的大事、新鲜事，有时还写些体会和感慨发表出去。
十年前，我就在内地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中，写上我此生此世最切身的体会：“从严冬走过来的人，最知道春天的煦暖；从黑暗中搭救出来的人，最知道阳光的明媚。”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每当想起毛泽东主席当年说的“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和习近平同志实现“中国梦”一系列讲话，我的心都要久久澎湃……（2020年5月2日第三次修改于长沙华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