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母小名叫细妹子,1889(清光绪己丑)年农历十月初十日出生在本县井头圩镇小江口村江畔唐家,只字不识,细高个子,长得很秀气,脑子特灵活,做事特麻利,算计特好,人缘关系自始至终都很广博。1969(己酉)年农历十月二十日,贫病交加,无奈西去。享年80周岁零10天。
外祖母的命运特别坎坷。她没有伯叔,没有姑嫂,也没有亲房人。11岁上,父亲就去世了。留下母亲带着她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孤苦度日。母亲身单力薄,没能力养活她俩,就将她两姐妹以童养媳的方式先后嫁出。妹妹嫁到本县白牙镇青土坪正阳甸村,生下一个儿子后就去世了。她被嫁给现在的井头圩镇长冲村磨头仔龙家我的嫡外公。
嫡外公(姓名待考)是个老实农民,有兄妹两个。妹妹6岁上就被嫁到离他一里外唐家一个做泥瓦叫“唐家聋子”的穷人。
外祖母与我嫡外公生活虽然清苦,但小家庭还是和睦的。在我母亲8岁上,嫡外公就去世了,又不到一年,那位比我母亲小两岁的弟弟也因害天花离开了人间。那年月,没了丈夫和男孩子的孤女寡母,是没有任何人身权利的,族中人认为此中有利可图,收受了她母女两个的卖身钱,就让她带着我母亲嫁到十里外春芽甸一个在小街上开米豆腐店的唐某(姓名待考)。不到四年,那唐家继外公又生病去了,她还只四十出头,又被唐家族人改嫁到现在的磨头仔龙家。
这个继外公叫龙君暧。他的原配过了,身边有个没成家叫龙禄新的儿子。三个人又组成一个新家庭,相依为命。到得1960年过苦日子时,这位继外公去了,她就跟着这位舅舅过日子。1964年,龙禄新舅舅也去了,那位舅妈一则无力养活她,二则两婆媳性格不和,年近80的她,无奈地被这位继外公的堂侄龙戊元堂舅领去。条件是外祖母用她的半边住房和小木楼抵他养老送终。当年的龙戊元堂舅,一则年纪已经60开外,二则早就有病在身,三则身边只有一个还没成年等着招赘的女儿,那年月,靠他的能力,连自家父女两个都难周济,外祖母也因此而常常受冻挨饿,某天深夜,就孤独无依地病死在那座她用来换取活命条件的小木楼上。
听母亲说,外祖母年轻时,心地特别善良,最能吃苦耐劳。在当年相当困难又很讲究封建礼节的条件下,她一个女流之辈,用自身的努力,送了我的嫡外公,送了她的母亲。在改嫁到春芽甸后,和那大她十几岁的继外公在石期市小街上做小生意,总是起早贪黑。攒了一点钱,就为他们家在福堂村边购置了几亩田土,还为唐家那个叫唐绍元的舅舅娶了媳妇,帮他两口子带大叫唐昌友和唐玉山的两个孩子。
磨头龙家继外公家,原就穷得叮当响,缺田少地,就那座半边旧房子,还破烂不堪。父子两个,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20多岁了的舅舅,连个说媒的人都不曾见着上门。她嫁过去,通过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吃穿问题,还买了几亩田地,砌了木楼。到得1940年,还花钱为这位继舅舅娶回了一位大户人家小他8岁长得很标致名叫李蒲英的舅妈。1948年,还帮他们起造了一座比较宽敞的土砖房子。
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因为外祖母心灵手巧,队里就派她到公共食堂里掌锅,在一次全公社公共食堂饭菜大比武中,她首屈一指,得到的锦旗比门板还宽大。
大食堂解散后,继外公和舅舅先后去了,外祖母已经七十又五,但她坚持不报“五保”户,而是选择成天纺麻搓线养活自己。那些年,无论天晴下雨,她每天都坚持这项活计,天亮就起床,半夜才停工,择啊,搓啊,纺呀,然后瞅准机会,提个小篮步行八九里到井头圩小街来回叫卖。因为她的手艺精巧,所提的货都比别的人好,用惯了的妇女们都买她的。不过,因为资本原就很薄,每次换回的钱也只几元几角。
1969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上午,她一个人沿小河步行20多里,突然出现在我母亲面前(她从1958年我父亲去世后,一直没有来过)。母女俩想起各自的苦命,都相抱痛哭。
当天下午,太阳打斜了,她突然说她还要回家去。冬季白昼很短,母亲再三挽留她住下,无论好说赖说,她都要回去。在母亲送她到达一里路外的庄屋时,正在那里开会的我和三弟见了,都跑出来竭力挽留她,她还是要走。母亲知道她的脾性,也就让她一个人走了。
第三天,有人捎口信来,说外祖母病了。等母亲一个人赶到20多里外那里,她竟一个人倒在她那座小木楼上,死了!
原来,在她一个人回去的那天下午,没走到石溪河,天就夜了。刚出山的月亮,若明若暗,毕竟年岁大了,走着走着,就跌倒在路边的一块水田里,把身上那唯一的旧棉衣棉裤都弄得水淋淋的,到得家里时,虽被同屋的橘仔外婆和大嫂子舅妈烧稻草火给她烘烤,还是病了。既没医生,也没钱,更无人过问。大约发着高烧,想起来寻水解渴,稳不住,跌倒在床门口的木板上……
外祖母一直都关心我,就是在她70多岁后,也如是这般。在我与妻子生下我们的大女儿时,在“个钱逼死英雄汉”的那种时候,还托人给我捎来12元现钱,说是为孩子连件衣服穿。那是不知道她跑了多少回井头圩小街,卖了多少次麻线,才给攒的辛苦钱!
她出门那天,正搞文化大革命,说要破旧立新,我与三弟随母亲去了,连一支线香和一片纸钱都不曾带去,下了几次跪,磕了几个响头,也就完事了。母亲哭着说:“她在生苦,死了也苦。”
外祖母活着时,确实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个能干人。她一辈子不曾掉过面子,也不曾在困难面前屈服,可她的离去,连最低的享受都不曾有过。
我孩子的小舅家,住在紫水北岸磨头仔龙姓村的小山脚下,我的外祖母就葬在他的房子北侧20几米处。每逢清明节和过旧历年,我和老伴都去那里为离去的先人扫墓或者封岁。每次去了,我都特意立在我那外祖母的土坟前,久久地哀悼。
现在的那地方,已经立有不少土坟,还建有几座民房,立起一些围墙;不远处,还可看见一两座别墅。要说那是乱坟岗,那是对我外祖母的大为不敬;要说是我外祖母等和活人杂居,似乎也很不忍心。
那座坟前,我与妻子为她立了一块石碑,刻上了我们父母和我四兄弟连同我老伴的小名,但还是不易走到和找着。那是一个很难说清道明的地方,也是一块很不便于来往的土地。
这多年里,我经常想:我的外祖母在生时是那样的能干,是那样的光彩,要是她能遇上今天这样的好时代,一定不会是那样一种结局。(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