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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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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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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年后的邂逅(散文)

                    李 石

2017年暑假,我从长沙回到县城,某天晚饭后,天气比较凉爽,和老伴外出散步,在龙溪公路桥面西头北面的大药店外,突然遇见五十四年没曾见着的秀!

“你不是石兄吗?”也许是她目光比我犀利,或许是心情很好。

“正是。……谢谢你还记得我!”我一阵惊震后,首先,觉得很幸运。

毕竟双方都上年岁了,那些过于激烈的举动,都被自己的涵养控制住。

“告诉你,——我今天能见到你,已经是我的第二甚至是第三生世了!”她面向着我,惊奇而又庄重。

“太夸张了吧?”我看着她那激动的神情,平静地说。

“千真万确!”她说得十分肯定。

我听后就想:到长沙一住就十四五个年头,家乡的事很少知道,特别是这位曾经在我处境很是艰难的时候关心过我的朋友,执意要向我数说她的不一般经历,更是求之不得。于是,我们四个就在药店外的休闲椅子上坐下来。

秀的老家与我的老家原属同一公社同一管理区,从父辈讲,还有点拐角亲戚,只是后来因为这运动那运动,很少走动。秀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农闲时节还在自家堂屋垒起炉子打铁,喜欢胡弄些新家什。顺利时,人都说他脑子好,搞发明创造;不顺利时,也少不了被扣上这“主义”那“阶级”帽子。有一段,还被区公所的公安员叫去“反省”了好些天。

秀是她家里的老大,出生于1942年,小我5岁多,在读小学时,我俩就曾认识,只是搭话不多。

秀长得很像她父亲,真正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那身段,那脸蛋,那眼睛,那鼻子,那嘴巴、牙齿特别配合,再加上她署名叫秀,更是让人过目不忘。在她成为我们原公社解放以后第一位女高生时,所谓“德才兼备”“才貌双全”“千里挑一”的冠冕,也就常常被人提在手上。

她见我对她的话题有着较强的共鸣,稍为平静后,就向我叙说起我俩离别后最难以忘怀的大变故来——

1962年上期,她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大约物以稀为贵,县文教局就破格安排她到公社完小做“编内代课教师”。

到得1963下期开学前,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位正北京部队服役叫藩的男友。那人原是志愿军军官,回国不很久,据说在当年的上甘岭战斗中,还立过相当功绩,大她八岁。

她大约早就景仰英雄,就一气跑到北京,而且没有按学校原给的假期赶回学校。学校开学了,她的课没人教,校长就将这件事报告公社。公社书记一听,立马火冒三丈,拍着桌子大吼:“这种不守纪律的家伙,开除是了!”

校长素来胆小,回到学校后,既没将这事报告县局,也没问个青红皂白,在她回来时,就把她清退了。

当年她还只20出头,虽然有些不忍,想起自己有错在先,父亲因试制土枪还被扣着帽子,藩的家庭成分高,又面临转业,哭了好些几天,也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业游民”!

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人都按国家政策或先或后复了职。她呢?当年的校长和公社书记都过了,宣委也不知所之,找谁?用她母亲的话说,“只靠上天开眼。”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到得2002年她60岁上的某一天,新的学区领导找到她,说县教育局里的老名册上有她的大名,当年公社对她的处理有错,应该改正。

经过反复查证,又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最后决定帮她恢复教师职务师,并且从当年当月起,按月发给她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险金。

“这的确是上天开眼了——!”我听完后,立即叫我的老伴和她的保姆为她鼓掌。

其后,她还告诉我,她的这近40多年里,除了做家庭主妇带养3个孩子,什么重活脏活都干过,什么苦头辣头都吃过,有几次还曾想到过自杀。

“好在党内不少知情人都同情我,开导我,鼓励我!”说到这里,她已经泪流满面……

也就在她享受退休金后的2011年9月某天傍晚,她正带着小孙女在家里做家务,突然一阵天昏地暗,跌倒在地,人事不省。

老伴瘫痪了,3个儿女不在身边,邻居闻讯赶来,将她送进县人民医院。大约一是病情凶险,二是医院设备有限,经过一个多钟头的反复抢救,最后只得由院长在她的住院证上签上“死亡”的结论。

家人见后,虽不忍心,但又觉得大家都尽力了,就将她穿戴好,等着送对岸殡仪馆。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位中山大学出诊的脑外科专家不意赶到,经他探询,说她虽是颅脑出血,还有挽救迹象,安排原就抢救过的医务人员立即将她转送往永州市中心医院。

经过该教授和该医院的多名专家并医务人员一天一夜的复杂而细致工作,硬把她的小命从死神手里要了回来。

“你说,这不是我破天荒的大幸么!?”她在叙述完毕后,竟孩子似的盯着我。

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面,我见她除了还是那么秀丽端庄,满脸都是兴奋,那头前面已经白了部分的秀发,似乎也都扬起无限的激情。

“大奇迹啊!”我们四人又都鼓起掌来……

记得1963年上期,我被要到公社完小高级部做临时代课,因为属于“阶级敌人”,我自己低声下气不算,别人也不愿和我交往;只有她没曾讨嫌我,在得知我还想报考大学时,竟主动把她读高中时的几本教科书和有关资料都借给我。

我问:“你呢?”

她想了一下,竟怜惜地说:“我,已经有只木饭碗了。”

后来,县招生办果然横蛮地取消了我的报考资格,她在一阵愤愤不平之后,说,“那几本书就搁在你那里,不相信国家政策总会这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愿望不但实现了,还在教学上有了一些收获,她当年送我的那几本书和资料,还被我珍藏着,有时还翻出来看看……

快10点钟了,她说她的老伴早几年走了,三个孩子都有工作,为她请了保姆。恰巧那保姆原就是我老伴的外家人,于是,她就反复约我俩一定要到她家做客,侃侃这几十年里的种种经历和见闻。

“还是我先请你吧。——你当年被吆出学校,也许还与我有些关系。”我认真地说。

她听后,没有做声,只笑了笑。

在我来长沙之前,照例请了县里好些个老同事老文友做客,她也应约来了。那天,她格外高兴,说要写点东西,用亲身经历数说党和政府对她的关爱。

我说:“应该这样。”

我回到长沙后,就写下了这篇《邂逅》,用以感恩我们敬爱的党和亲爱的共和国。(20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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