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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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石
“陶罐校长”，是我们D县石溪河人，出生于1930年，小名叫陶陶陶，解放以后读高小，才改名叫蒋友余。他6岁上没了父亲，是孀居的母亲靠卖柴火给他养大成人。
有人会问：好好的男孩为什么被叫上“陶罐”？退休后还被人叫成“陶罐校长”这个土得掉渣的古怪名字？
人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蒋友余也不例外。
首先，是他村里许多年前就有烧陶罐的营生。因为职业古老，设备落后，技术不精，烧出的陶罐不但表面粗造，模样也多歪斜矮胖，而他陶陶长相的整体，看去很与它们的某些特点相似，没了父亲的穷小子，不就让人随兴趣叫响就行？
其次，8岁那年，他就主动要母亲给窑主说好话，要求进陶窑给窑主帮小忙，弄点小钱小米。母亲知道自己家境艰难，只好忍心答应。从此，他每天就都在窑主的指教下，和那些陶罐打交道。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开口闭口叫他“陶罐”，他也随叫随答，于是，“陶罐”“陶罐”，也就成了他的真名。
至于后来被叫成“陶罐校长”，这话说来就有些长而又长了——
10岁那年，窑主要他每天挑着陶罐到附近村里叫卖。某天，他将挑出的陶罐卖完，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一座书屋里坐着不少像他一样大小孩子，在那里听先生教他们识字、读书。开始只觉得稀奇，不几天就越听越来劲。回到家里，就将自己在路上的所见和想法说给母亲听。
母亲说：“能像他们那样读书识字当然好。可我砍柴和你做小工除了养着你我和你弟弟三个，哪有能力交束修？”
他听母亲对他想法也感兴趣，就把自己也想识字的主意合盘说了出来。不几天，母亲就领他去和那先生讲好：每月给先生两担茅柴，让先生在他每天下午卖了陶罐后教他认几个字。
早就很想读书的他，有了这个机会，就像饥饿得不再饥饿的牛犊见到了青草，恨不得几天工夫把天下的字都认完。用他的原话说，那些时间，中国古书那些“囊萤映雪”，那些“凿壁借光”，那些“悬梁锥股”，他都一一实行了。一年以后，先生说，全书屋里的人只有他认字最多。有些家长听了不服气，竟说：“他陶罐难道是上天生的？！”
1945年，日本投降了，他陶罐母子三个生活稍微有点好转，他就壮这胆子要去镇里读通学，每天来回十三四里，从没迟到早退。其后，连连跳级，6年的小学课程不到四年就读完了，而且每期考试，都科科优秀。
1950年下期，他又冒着风险考上办在零陵的湖南省立第七中学。到了七中，他把学习抓得更加紧而又紧，除了教室，床上厕上路上都成了他的学习场所。四年后，他就以全优的考分被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专科录取。一毕业，就被开办在衡阳的省立六中（后改为衡阳八中）要了去。
昔日曾被许多人看不上眼的小“陶罐”，转眼就成了堂堂的中学教师，那滋味，那劲头，大约也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得深透。在衡阳八中的六年里，他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自修了文理科中的许多其他课程。要是学校哪门课程缺欠老师，他都可以随即应对。
1958年，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领导批准他的请求，将他调到他家所在的县立三中。三中当年只有初中部，他既教语文，还教化学和物理，后来还被提升为副教导主任和教导主任。
大约因为他自己有过那段苦读经历，因而对所有学生也就要求他们都像当年要求自己一样。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要清算反动资产阶级教育黑线，他也就首当其冲了。
开始，他觉得自己出身苦，又是党员，而且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学生，对造反派的冲击，不理不睬。到得后来有人一扇火，竟把他的腰椎骨给打坼了，虽经诊治，还是烙下了终身残疾。
拨乱反正后，他被恢复了职，可他原来教过的学生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有人笑他，他说：“这有什么奇怪？——不都是为人民服务么？”也就在这时，有知他底细的人，就在一边暗骂他是为“陶罐主任”了。
突然某个晚上，县里来了通知，要调他到县立第二中学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D县第二中学，原是当年南京保卫战爱国将领唐生智父子俩解放前创办一所老牌的完全中学，文革中被冲击得相当严重。可以说，许多部门都属积重难返。他一到任，就像自己当年学做陶罐和卖陶罐一样，事事处处，都吃苦在前，以身作则。除每天工作18到20小时，该得的奖励都分文不取。特别是教职员工配偶在学校工作的安排上，竟把那项最累、最脏、最麻烦、最没有收入把握、最没人愿意干的的喂猪事，摊派给他的老伴去做。
他的老伴原在家里正当着村妇女主任，也是共产党员，在听了他的安排后，也曾发起了牢骚：“难怪早就有人说你‘只会卖陶罐’！”
他听后，不但不生气，还正而八经对她说：“谁叫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明儿退休了，我就去卖陶罐。我该感谢你事先提醒我！”
1990年下期，他退休了。真的就在县城的大马路边，摆起了全县独一无二的陶罐地摊。一年365天，只要不下雨，他都用板车将货拖去，坐在那太阳地里张罗。有大到农家水缸的，也有小到市民菜钵酒罐的；有农家妇女腌菜用的大小坛子，也有老人小孩冬天夜里用的大小尿壶。从价钱讲，最多的一件能值十块八块，最少的一只只值一毛两毛钱。太阳大了，戴个斗笠；没风没雨，就光着个平头脑瓜。成了一位名副其实、货真价实的“陶罐校长”！
有人问他：“你怎么做这营生？”他并不寒心，说：“母亲走了，妻子没有正式工作，孩子们要读书，而且摆这卖陶罐的地摊，不偷不抢，平等交易，方便群众，有什么不好？”
某天，他的已经在省城公干的某学生回家探亲，见他的老校长像老农一样，坐在周围摆满了各色各样本地生产的陶罐的太阳地上应对顾客，立即生出几分惊奇。通过对话，他不无实在地说：“我本就是卖陶罐出身的。搭帮党才让我当上中学老师和校长。”
这位干部到省城把话一传，省报省台立马派出记者前来采访，后来还做了专门报道。
从此，他“陶罐校长”的名字，不仅被人叫得更响，而且还越传越远。
2006年10月，我已经住到了长沙，听说陶罐校长因病走了，又听说他的许多同事、许多学生和四周知情的许多群众闻讯都号啕大哭。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习近平同志说的一句最朴实的话：“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常把人民群众的荣辱得失当成自己荣辱得失的共产党人，人民群众是会永远记住他们的。(202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