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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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之前的这个炎热的日子，二弟走了。七年来，我除久久地悲伤，还常常想起他。尤其有几件小事，更是让我深深心动，挥之难去。
民国三十三年初春某天，6岁的他，正在门前水沟里用畚箕捞鱼，父亲将他叫上岸来跟我到若梅叔家去开蒙，开始认那“人手足刀尺，红黄蓝白黑。”读了三天，他就不去了。中餐时，父亲问他，他不说。我就代他回答：“他说天天读样的，没味道。”父亲很严厉，说着就要揍他。他端起小碗就跑，一跤跌下去，鼻梁根蹭着碗口，出血了，就这样，他那鼻根正中处就因为这事而留有一记永久的小疤痕。七十多年里，我只要见到它，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
民国三十三年秋天，家乡沦陷，全家遭受村霸威胁，他跟着我在小姑妈家后的小茅厂里藏了一天，就由小姑爸将我两个偷偷地送到20里外的外婆家里；恰巧外婆那里正闹日本，又连夜由外婆领着父母外加我们三兄弟一起逃到紫水对岸偏僻的破庵里藏身。
某天早上，起床后没看见父母和外婆，只见待在那里的舅妈板着脸，我就悄悄地对他说：“还不如外出寻阿娘？”就这样，我俩就从庵子后面的破门逃出来，然后爬上庵子后背的尖峰岭，这面看看，那面瞧瞧。谁料，正观望间，东面天空突然飞来几架飞机，除了来回盘旋，还不时胡乱扫射，我俩只好到处乱钻。天黑了，两个再也走不动了，才心灰意冷地回到原处。外婆见了，骂了我们一顿还告知刚从外面回来的父亲。父亲平时特别严厉，再加近段心气不顺，就断定是我带的头，拿起木棒就要处罚我。在这个十分关键时刻，他竟然壮着胆子说：“这事是我提的头，不能全怪我哥；要挨打我也有一份。”父亲见状，才饶了我一顿苦揍。后来我一直想：他这么小，关键时刻能如此替人担当。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民国三十四年，夏秋大旱，我不到9岁，他快7岁。六月里的一天后半夜，被父亲急急叫起跟他和母亲去周家园车水。他帮父亲车陡一点的上梯，我帮母亲车平一点的下梯。他从小就消瘦，又加当晚喝的是稀饭，到得天快亮时，大家再也没得力气了，可不车又不行。朦胧中，只见他一个趔趄扑倒到身前几尺陡的小水沟里。父亲当时大约也很烦，除了重重叱咄他不专心，拉起来后还要他继续当帮手。当时我和母亲都很可怜他，可他什么也没说，一直咬着牙车到次日天大亮。
1949年春，父亲挑了七斗稻谷做书钱，将我俩送进新开办的大江口高级小学读新学。他读三年一级，我读五年一级。没钱寄宿，中午放学，到校旁冬英姑妈家煮饭吃。学期中间，学校要组织童子军，每人要交十四斗稻谷做军装。这时，家里连稀饭都喝不上，两人只好被校长入了“另册”，不敢再去上学。几天以后，他见我于心不甘，就给我出主意，说：“你每天进校门时，先到窗口向里面的同学借件校服混进去。”我胆子小，说：”这怕要被逮出来受处罚？“他就说：”反正混一天就赚一天。“就这样，我就饿着肚皮在那里躲躲闪闪地读了两个多月的”混账书“。
1954年秋季，他考进东安一中初中部。那时，我正在零陵二中读初三年级，家里8口人吃饭就靠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撑着。他也和我一样，每个学期除了交学费，身上就是只有祖母上学时给的五毛钱。父亲每次给他送伙食费，来回走百十旱路只带团冷饭当午餐。唯独有那么一次又去送钱，破例买了一碗普通面应饥。到得面馆，父亲很想让他也舔点新鲜味，可当那碗面被服务员被端出来时，他已经悄悄走到了街头的小河沿。父亲把碗端去再三要他舔点新鲜味，他好赖不动心。他的意思很明显：自己离远点，好让一路辛苦的父亲能够吃得饱一点。
1957年暑期某天，眼看家里油盐都没了，他就利用午休时间到村周的槐树上折槐花片子，父亲原就不知这些东西能变钱，又正急着找他做事，见他还在那里瞎忙，除大骂一顿，还将那些他花了不小力气才弄来的“宝贝”撒得满地都是。他深知父亲艰难，并不当面顶撞，而是平心静气把那些被撒的东西一片一片拈起来，然后顶着正午毒热的太阳卖与乡供销合作社，换回了家里最急需的菜油和食盐，还给父亲买了正缺抽的几皮旱烟。父亲知情后，第一次默认自己出错。
1958年6月，我被就读学校反右当局横蛮处理回来，父亲特别失望，每每借题发挥，他总常常劝导父亲。有一次，父亲竟气愤地责备我，还大声哀叹，说不想活了，他竟然当着面对父亲说：“这世上许多大人物都曾遭过冤曲，他们绝大多数都活了下来；只要留得性命在，这世道总有一天会云散天青的。”这话除了给了父亲以很大的开导，也使我受到不小鼓舞。
1962年春，他被分配在6百里外的常宁松柏炼焦厂当化验员。那时物资特别紧缺，我给他送小篾席去，他见我老远去还赤着一双脚，就用饭票给我换了一双旧的皮凉鞋。我回到家里，为了换点大米充饥给它卖了。他知道后，只深深地长叹一声，再也没说什么。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原谅我。
改革开放以后，他被调到江永县，而且当了县工业局长兼党组书记，家中四个兄弟生活也有了起色，可他的前妻却连续害病，先在县城就诊，后到省城医治，又后转桂林陆军医院抢救，到得1988年4月5日，不幸早去，落得人财两空。当时，他的三个孩子都小。他发电报要我转告家里的老三老四和老妹，说家人还困难，来回七八百里，都不要去送葬。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一一照办，都不曾去。其后许多年里，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太缺兄弟情谊了。他却说：“我们兄弟姐妹不要只在乎这些事。”
1993年秋，我的第三个孩子考上了衡阳医学院，老伴要我写信去他那里借点钱。他回信说，他一定想办法。后来，听从他那里回来的老乡说，他那个局正在扩大规模，他带头把家当都投进去了，他也成了那个县最穷的局长。后来又听人说，为了兑现答应借钱给我的要求，他已动员他的继妻为他变卖他唯一的旧大衣。我闻讯后，立即发信去：“请你务必不要为我筹钱了！我都领情了！“
2006年11月，我住到了长沙，说71岁生日不做。他自然没去，可他却托三弟给我捎去几件御寒的衣裤和鞋袜。大约不宽裕，他买的认为最好的衣服，在长沙城里也只能算是二等三等品。他的女婿后到长沙办事，几次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要到江永县城里去找他，就直接到那地摊周边去。”我听后，反而感到很欣慰，说：“这才真是我们家的好子弟。”
对于他，有两件事，我是一直不能原谅自己的——
一是民国三十六年冬天，我俩在花坞井村邓学盛家里跟刘汉章先生读私塾，他因早天夜里帮母亲剁猪草，背不过刘先生指定的书，吃了刘先生许多戒尺，手掌都被打肿了。我见了很心疼，竟又气愤地给他一阵痛打，意在暗地抗议先生过严。这事后被父亲闻知，曾严厉斥责我。我也自觉不该那样发作，叫他雪上再加霜。直到今天，一想起来都很悔恨。
二是1958年冬天，天冷了，父亲走了，他几次写信回来要我寄他8块钱做件差棉衣。那时，我与母亲都在队里出工，吃公共食堂，要找一分钱都相当困难。后来有人提醒我抽点时间卖苦力。我就趁早晚或下雨时间，帮公社供销社挑茶枯步行20多里到井头圩火车站上车皮，每百斤5毛钱，来回了十几次，才凑足七块钱。他说他收到汇票后，偷偷地哭了一整天，说他没了父亲还有我这个好哥哥。其实那最后一块钱我都没能给湊足，那件棉衣没做成。这其中的酸楚，只有我两兄弟自己才心里有数……
如今，又快到8月7日了，我写了这些，对他来说当然已经没得多少实际意义，只希望我们家的孩子和孙子们，能从读它的当中，懂得某些做人的普通道理，意识到自己每天都生活在美好的社会和家庭当中。（202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