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大表哥

回忆我的大表哥（散文)

我的大表哥，小名石山，书名蒋厚荣、蒋敏科。2009年春暖花开时节走了。十多年来的许多白天黑夜，我都想念他。

我母亲没有兄弟姐妹，因而我也就没有舅表和姨表；伯父和父亲有两个妹妹，她们各有三个儿子。大表哥是我家大姑妈的长子，比我这位外家老大还大3岁，因而我们这些舅表、姑表弟兄们，都跟着我叫他“大表哥”。

大表哥家住在离我家只一里路的田庄屋。他从小就常与我兄弟们来往，在很多方面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为我们做表率。特别是我，从当初到如今，多用他的一举一动做标准，用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总觉得他不但是关心自己的好兄长，也是自己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前不久，大表嫂过世，我把他们的老六请来，叙谈中，我特地向他谈到他父亲生前以下几件小事——

一、他是一个绝对服从革命需要的人。

他出生于1934年元月，因为家庭贫困，只高小毕业，其后虽然读了一两年书塾，也只断断续读。至于参加革命工作长短，在本区域很少能有人与他同日而语。

1950年春，他到乡政府当差；1951年秋，被要去当村小教师；1952年春，调区营业所当出纳，后当会计。到得1969年，上级号召“大办农业”，被安排到条件最差的台凡市公社当秘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上人手不够，将他调到县民政局当职员。又其后，干部要“四化”了，他只得被要到县人大当办事员。到得1994年，他的头衔还是一个“办事员”。在这四十又三个年头里的每日每夜里，他都认认真真地做人，默默无闻地工作，很少休假，更没有违反纪律或犯错误。退下来后，有人有意无意取笑他是“原级干部”“员级干部”，他却不厌其烦解释说：“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能够这样，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二、他是一个经常多为别人着想的人。

他原娶的大表嫂是个童养媳。那时他家四世同堂，共13口人开饭，而他却被安排到在离家50里外的鹿马桥营业所当出纳，交通不便，好几个月难得回来一次，而家里的打柴、挑水、供饭菜、招扶老人、张罗洗嗮，多由她一个人承担。他看在眼里，忍在心里，最后不得不向母亲提议：“放她一条生路吧。”我家大姑是个七岁就没了父亲的苦出身，很支持他的提议，将她退回。在她离去的那天早上，他和母亲再三叮嘱她说：“现在提倡自婚姻，你千万不要再找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就这事，那位大表嫂到了晚年，还一直感激他母子两个。

1980年，他已被调到了县民政局，虽不是局长副局长，却要暂时主管全局工作。某天，上级分他们局里两个子女转正的指标，他觉得自己家里虽有六个子女，而且已有两个高中毕业，按政策应该可以安排一个，可他却想：自己入党不久，应该有点境界，于是没有提出要求。一段时间以后，单位又下达一个指标，按政策，他的大女儿应该无所挑剔。可他却将那个指标让给了一个因公负伤的老同志。如是，到得他退休时，他仍然还只有他的老六由毕业学校分配拿着个“铁饭碗“。

1984年以后，他已经调到了县人大，分在后勤部门。因为杂事太多，不久就病倒了。等到恢复过来，县里决定宣传他的优秀事迹。我受命去采访他。他说：“比起很多人来，我这些都不值得写。你也不要写了！“我知道他的个性，只好请求作罢。

三、他是一个特别勤奋而又十分节俭的人。

说他特别勤奋。四十多年来，无论他在哪个部门或哪个单位，每天早起晚睡的人就有他。他读过的古文，无论是《幼学》或《四书》《五经》，有些文章到退休后还能背诵；他的毛笔字越练越精，人都称他“东安一支笔”，离去前还担任着县书法家协副主席。人们多会承认，他后来之所以被要到县人大，很大因素，就是他的书写功夫能多快好省，只是有时和简化汉字闹别扭。至于珠算，他的左右手都可同时飞快拨弄两只算盘，而且很少出差错。有人说，要是那时有人给报这项“吉尼斯”，一定会有不小把握。

说他十分节俭。一方面他家只表嫂一个劳动力，6个孩子要生活，要读书，他两口子还要养父母，要应酬六亲九眷，更重要的是他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我大姑妈在他刚参加工作时给他做的一双好点的灯心绒布鞋，他到退休时还留在鞋架上。我劝他不必太节省，他竟背诵起孟郊的《游子吟》 来，把我都读得流泪了。再说，他一向烟瘾很重，原抽最便宜的“香零山”，调到公社当秘书后，长年都是“喇叭筒”；有段时间烟叶贵，他就偷偷地掺些干梧桐叶子，还叮嘱大表嫂要保密。至于其他挥霍浪费，他就从来不沾边。可他在退休时，却刻意把母亲、舅妈和姨妈都接到他住的地方去，留他们在那里住了半个月，说是让她们也享受一下住新县城的清福。

要说我和他的相处，更要让我深受感动。

1952年秋，我考上离家60多华里的零陵二中，每期除了交学杂书籍费，身上从没一分钱。他从小镇营业所给我写信，每次都在信封里装上8分钱邮票让我写回信用。有一次，我在回信中，将“登攀”的“攀”下面的“手”错写做“干”，他就在其后的来信中严肃地批评我，说家里这么苦苦蒂蒂我送我到府里（当时人称零陵县城为“府里”）读书，写字竟这么不认真。信后面特地告诉我：“攀”，就是用大手在布满荆棘的树林中向上爬行，不要怕痛，不要怕苦，不要怕麻烦。读书就该这样，做人也该这样。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而且成为永远鞭策我吃苦的动力。

1958年6月，我从就读学校被“运动”了回来，父亲一气之下走了。我22岁，上有祖母和母亲，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除了六神无主，也很悲观失望。是他从小镇请假回来，顶着星星走进我那门可罗雀的大门。除了说些安慰话，就叫我要正视现实，把家里和个人的事都处理好。最后，特意送我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一本《农作物种植技术》。言下之意，就是要我振作起来，把家人养活。说实话，那两本书的大多内容我早就看过，当时也不太感兴趣。可后来一回忆，它们对于我认识的提高，还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他从30里外的台凡市公社特地赶到我教书的学校，还带了一瓶小酒。他告诉我，党中央决定对过去整错了的人进行平反。他到时已是下午六点多。当晚，我俩就抵足而眠，无话不说。天亮时，他走了，说他要去民政局上班了，有事可与他联系。还嘱咐说，他要在供销社代班的大女儿代他请我吃饭，慰问我。那些天，我特别兴奋，流了许多热泪。后来我常想，要不是对我过分关心，他能这样自讨苦吃?

1990年我家正30岁的六弟走了，弟媳要改嫁，两个1到5岁的孩子生计眼看成了大问题。他知情后，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对这两个孩子的抚养要算他一个。我把这事转告伯母和兄弟们，全家都很感动，除了执意谢绝，再也不评头品足了。

1994年秋天，他退休了，凑钱在县城买了一套简易住房。我退休后，上城就去看他，见他常在家里写毛笔字，有的是广告，有的是对联，有的是小商小贩的小门牌。我笑着问他：“您还想赚钱？”表嫂代他回答：“赚钱？——那点养老金差点都赔到这些纸墨笔砚里了！”他听了，只尴尬地看着那些奖状笑笑。

2008年9月，我听到他的病况特地从长沙回去看她。他并不知道他害了什么病，把我从小区小门送出来，说我的毛笔字也写得可以，要我也参加县里的书法家协会，顺便帮助他纠正那不习惯的简化字，我流泪了。

离去时，我告诉他家老六：“最后时刻还是要把他害的病告诉他。”老六默默地点了点头。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握手了。

为他的事，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说——

噩耗传来不胜寒，恰似茅舍折栋梁。往事续续入眼底，热泪滔滔下苍颜。谋生时节常指点，历左岁月共挂牵。而今兄竟作永诀，再有坎坷与谁扛？（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