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印象

父亲身高约一米五五，五官端正，身体结实，四肢有力，目光敏锐，肤色黝黑，很少笑容，略识文化，终生务农。最突出的面貌特征：一是前额上的头发长有一个圆润的发涡，反时针卷向；二是上颚右边门牙只留有上半截。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不畏强暴，不怕劳苦，办做事特别严肃认真。在他不长的一生中，都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非常品质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父亲出生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夏历六月初六日后半夜。他十二岁上就没了父亲，跟随四十二岁的母亲和比他大三岁的胞兄艰苦度日，手下有两个妹妹，大的七岁，小的一岁多。为了活命，十三岁的他就跟着邻村一个叫蒋某某的半拉子裁缝到广西深山里做裁缝。那年头，山里人也苦，加上蒋裁缝手艺差劲，根本没人雇请，作为徒弟的他，只好被发配到深山野岭里砍柴卖柴糊口。十七岁上，兄长被被抓了壮丁，没了活路，母子两人忍无可忍，不得不将两个妹妹分别以童养媳名义嫁与养得起她俩的人家。用父亲后来的话说，当年的那种打发，简直是在挖他母子的心肝肉柄！

从伯父当兵的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到解放军到来的一九四九年，或说我父亲从十七岁到我稍微懂事的那些年月，他和我祖母、我母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自然只听旁人传说，但到我六七岁后，我的上面有我祖母、我母亲，下面接二连三有着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时，父亲的许多所作所为，留给我的印象，不仅繁多杂乱，而且极其深刻甚至铭心刻骨！

根据我多年对他所作所为的粗略总结，他的以下几项尤其突出——

他是一个在旧社会备受苦难的人。

在旧社会里，没田没地的人，要活命，除了帮长工或当佃农，就只得靠学手工或挑箩卖担拼气力。听祖母说，在那年月，他是七十二行，行行苦楚都曾尝过滋味。起早贪黑、顶风冒雨、病饿交加、欺压凌辱、敲诈勒索、死去活来……项项都曾领过教训。特别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旧历八九月间，因他早段冒着风险得罪过村中某恶，该恶就趁世道混乱之机，指使一群狂匪，将正从后墙挖孔出逃的他一闷棍打倒在地，然后拖至堂屋，剥光他的衣服，用棍棒和绳索强压在地，再然后用他们带来的当年穷人用以照明的四百支松脂蜡烛，惨无人道给滴烧得一次次呼天抢地，几度死去活来。其后，除了抢光全家大小所有赖以活命的衣被家什，还掷下“一盒洋火两斤洋油七粒枪子，烧你破屋，取你全家性命“的字条，直逼迫得浑身糜烂的他只能携带全家老少即刻赤身裸体仓皇外逃。多人估计他十有九成很难活成，就在他的小命最难保住的日日夜夜里，还凭他命悬一线之力，把我与两个弟弟呵护在他和母亲身边。后来许多知情的人都惊奇地说：就这一奇事，世上所有的铁打汉子都很难想象……

他是一个对新社会极为感恩戴德的人。

父亲只读了半年蒙馆，但他常常恪守仁义道德。他见大不怕，见弱不欺，不说谎，不称强，不护短，总要求自己和家人凭良心办事。对于解放初期农民识字课本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那个名句，他总时时念叨，常常对照。

土地改革时候，全行政村的贫雇农民一致选他担任村农会主席，他被感动得几天几夜都没睡稳。他把当时发行不多的毛主席朱总司令肖像端端正正贴在家里的正墙上，常常向着他俩久久默神。后来，他紧紧配合土改工作组同志，把全村三四百户人家和数千块山林田地一一查遍。饿了，就带碗冷饭充饥；困了，就在田间过夜。母亲有时埋怨他几句，他说这是上级领导和贫苦兄弟们对他的信任，“我不能昧着良心有半点对不起他们。”“再说，这比当年那些土匪恶棍把我滴烧得死去活来要强出几多几多倍！”

因为他感恩戴德思想深厚，再加工作组同志工作耐心细致，到一九五二年冬天上级对各地农村进行土改复查，这个村需要纠正的问题特少，他和工作组人都受到特别表彰。那位当年在我们村里搞土改的龙队长，到了晚年还多曾向我说起他的名字和事迹。

他是一个很是体切他人的人。

一九五一年秋冬季节，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已经结束，为了发展生产，他和邻村一位姓邓的贫协主席主动发动两个村的翻身农民兄弟，把溃破了几十年的大石塘和大堰塘彻底修复。乡政府领导见他为这事费神费力不小，人也廋了一大圈，把他的姓名报到县里要评他劳动模范。他听了后，反而不安起来，先说不必，后说那邓姓老叔为这事病没了妻子，带着两个几岁大的女儿过日子艰难，好赖要把他的名字改成邓叔。后来，县人民政府奖给了那邓叔一头特大的水牯。邓叔说这牛照理应该给他才是。他没了办法，就说：“要是这样，我两就断交是了。”这邓叔在日后的人民公社化中，一直担任生产队长，并暗里用心，把自己长大成人了的两个女儿，分别嫁与我家老三和老四。

再说平时，村里要是谁人遇到困难，他都主动寻他谈心，尽力帮助。比如，老雇农何维政爷爷没儿没女，凡办大小事情，他都全过程帮助办理，而且每每精打细算，备受感谢，直到养老送终为止。村里某哥比较懦弱，老婆被人算计走了，他多去为他抱不平，向政府反映真相。一次，他还把自己要买耕牛的钱都借与了他救治害病的孩子。有个叫川木的人，要娶妻子，因家境特殊，他把自己家里仅有的几担稻谷都借与了他。母亲说：“有时自己身上要有一分钱，在别人向他求助时，也不让人空手而走。”因为这样，他的朋友越来越多，有时甚至是没有一点亲缘的人，只要和他交上心，都会成为他的好兄弟。

他是一个做事十分严肃认真的人。

平时，无论谁人托他办事，总是万无一失。他常常教育家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偷闲撒懒，不要耍歪使巧，不要只求表面功夫。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要推脱，不要后退，而是要开动脑筋，积极想办法。他常说：“上天不负有心人。”

土地改革后，家里已有十六七亩田土，就劳力说，只有他和我母亲，但凡他耕种的田地，特别精致，很少杂草；他干过的农活，没有一样不是一流。村里种田最为里手的开祯叔常说：“某哥的田里功夫，我都无法可比。”

一次我跟他车水，车完后他吩咐我去塞那田口。我知道他的脾气，塞得很用心，也很结实。可不一会他去一看，不仅把我狠狠教训一顿，还说：“凡事只做这种表面功夫，十有十个都要垮塌的！”其后，他一边给我做示范，一边讲解要点，要我推倒重来。我因为多年受他这些方面的行为影响，几十年来，无论做甚么事情都力求牢靠。去年从省城回县和几位局长同餐，局座们都说我和我家兄弟们（我家有好几人当教师）都是办事最牢靠的人。

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儿女十分严格而又十分关心的人。

解放以后，家里虽然分得了田土和农具，他和母亲凭自己两双白手，耕种十七八亩田土，养了母猪和肥猪，用不分白日黑夜最辛勤的汗水养活全家八九口人。因为她俩还会算计，用卖小猪卖农产品的钱送我们上学读书。在他分别到离家近百里路的永州府城和东安县城为我和老二送火食钱的时候，常常步行，两头摸黑，中午只带团冷饭充饥。有时天气骤变，还得顶风冒雨。

他在稍微空闲或送我和我的弟弟们上学读书的路上，总不忘叮嘱我们，要不忘旧社会那深仇大恨，要听校长和老师的话，要当好学生。

一九五二年下期，我考上零陵二中。为了节省不应有开支，他把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行李都用箩筐装着挑着。走出一里路了，问我拿了筷子没有？我说没拿。他立即停下来，叫我站在原地，他走回家去为我专门拿来一双好点的竹筷。并且说：“人在外面不容易，踩死别人的鸡崽起码要陪鸡蛋钱。到城里买一双筷子人家肯定不干，而要买一捆就要多花冤枉钱。”他的这段话不多，但几十年来我一直记着。在我以后当老师教朱自清的《背影》时，我想得很多，也讲了这个故事，大多数学生听后都很感动。

一九五三年上期开学前，他又为我送行。又为了省钱，早天晚上，母亲就为我两个做了两只较大的荞麦饼子，好在路上充饥。过了大夫庙村后，他就将它们拿出来。说一人一只，午餐就可免了。我当时胃口不好，吃了一半就将余下的一半丢了。他问我原委，我也就实话实说。他听了后，就令我一定要找回来，还说了几句要紧的话，我只好照办。那天晚上，他就没去食堂吃饭，只吃了我丢下那半边荞麦饼子。就这件小事，让我这辈子都深深自责。

一九五八年，我因言获罪。他特去学校探看。见我只盖床没套的旧棉絮，就将他身上那件穿去的旧家织布内衣脱给我，叫我给被套补补。我想安慰他，他倒安慰起我来，并对那姓金的女老师说，是他平时教育不好。那金老师是校办主任，劝他不要太忧虑。后来来了一个自称负责的人把他呵走了。我见他似乎流泪了。就这件事，至今一想起来还很是难受。

从我懂事起，我看见他的身上，总是补丁踏补丁，很少穿过一件过得去的衣服和鞋袜。

当然，父亲也有着不少弱点甚至错误。

首先，遇事往往只进不退，据说，他的那只门牙，就是他十四岁时为别人抱不平时被人打折的。其次，家长作风严重，家中大小决定，一人说了算，不容商议。特别是凡遇到重大障碍，往往只想着一条道走到底。

父亲在我二十二岁他四十六岁时离开我们，至今已经六十六个年头了。六十多年来，我经常想起他，特别是有些时候，一想到与他相关的某些话语和大小事件，就浮想联翩，就躬身自省。我常常用他的经历和品性进行自我约束和教育我家的众多弟妹和儿孙，他们听了后，都受益不浅。

如今，国泰民安，全国人民都喜庆连连，我的家人也一帆风顺。我想，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真有在天之灵，也一定称心快意，高兴非常。（2023—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