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科幻题材的两种路径

李墨波

《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在春节档的电影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并由此引发一股科幻热潮，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们的成功预示着科幻电影类型在中国的兴起，也见证了中国电影工业的逐步成熟和壮大。两部电影在艺术上各有得失可圈可点，同时，电影自身携带的文化基因、折射出的文化现象，以及引发的文化讨论，颇可玩味。

《流浪地球》在电影的“硬件”方面有巨大的突破，已经完全具有了科幻大片的“样子”，无论是摄影美术，还是服装置景道具，以及视效特效，都让中国观众感到惊艳。《流浪地球》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水平，它以优异的表现证明，我们已经有实力拍出行销全球的科幻大片，从而实现文化输出。

《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说。原著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小说的史诗视角形成过于浩大的宇宙场景和时间跨度，很难被改编成电影。电影采用了小说的故事设定，即在太阳即将毁灭之际，人们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为了构建起较为激烈的叙事冲突，电影重新设定了地球被吸引坠入木星的危机，从而形成“危机——救援”的较为常见的科幻电影叙事模式。

作为一部中国的科幻电影，主创们力求拍出中国的味道，在编剧、场景设置以及细节上都做了本土化处理，尽量贴合中国观众，努力传递出中国人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认同。首先是对家的重视，灾难来临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乘飞船逃离，而是带地球家园一起走，这样的想象力源自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对家园的眷恋。而电影对刘培强刘启父子，以及妹妹、姥爷之间的情感描写，体现了中国人极为浓厚的家庭观念。所以《流浪地球》的科幻外衣包裹着的还是中国人传统的情感内核，用高科技的瓶子装着的其实是家国情怀的老酒。其次是应对危机的方法，不同于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电影多塑造个人英雄，《流浪地球》选择通过群策群力来拯救地球，体现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集体主义观念的烙印。所以，这个腾空的故事，最终也无法摆脱地心引力，留下被本土文化浸染的痕迹。即使飞入太空，身上仍然脱不掉的文化印记，正是我们埋藏得最深的文化基因。电影的创作者有意识地强化这一点，以此拉开中国科幻电影同好莱坞科幻电影的距离，让中国观众更有认同感，并且完成中国电影的价值观输出。

对于《流浪地球》来说，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相对于“硬件”上的优秀，电影在“软件”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作为一个类型片，电影在编剧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整个叙事链条打磨得不够光滑，很多情节和人物的设置不够有机也不够紧凑，游离在主叙事线之外，显得有些牵强。在一部电影中，出现在影片中的一切元素必须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否则就应该弃之不用。整个剧作应该如人体骨骼般精密，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体现出创作者的智慧和周全。而《流浪地球》在编剧上正缺少这样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比如刘培强在太空的这条线，像是电影叙事上的一块“飞地”，长久地游离在叙事主线之外，只是在影片的最后才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而姥爷、妹妹这些人物设置也没有真正有机地嵌入到整个电影叙事中。

电影中的人物显得多而杂乱，色彩不够鲜明，几乎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救援途中围绕在刘启身边的各色人物，本来可以以鲜明的个性特点起到点缀色彩的作用，但可惜人物塑造得都不够精彩，让人难以记住。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面目模糊的同行者。在牺牲之后，观众甚至还没弄清楚他们的名字。

《疯狂的外星人》同样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乡村教师》，但基本上已经与《乡村教师》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另起炉灶重写的一个全新的故事，如果非要说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乡村教师》可以算作是《疯狂的外星人》的起点，从《乡村教师》出发，编剧们一路改下去，直至面目全非。《乡村教师》之于宁浩的启发，是将外太空、星际战争这样想象力飞扬的题材同乡村教师这样贴附在土地上的题材并置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孩子王”遇上“星球大战”，正是这种把风马牛并置在一起产生的荒诞性吸引了宁浩。

可以肯定的是，宁浩并不甘心拍摄一部简单的喜剧，《疯狂的外星人》在思想内涵上要比《流浪地球》复杂得多，也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电影中有很多拼贴和戏仿，不仅致敬《2001太空漫游》《E.T.外星人》，还致敬了《西游记》《喜剧之王》，多种文化元素和符号被拼贴杂糅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宁浩分明在布一个很大的局，试图赋予电影在多种文化背景下阐释的可能。

从外星文明到西方文明，再到中国文明，再到动物，宁浩构建起一个鄙视链。处于鄙视链最顶端的外星人却被两个底层青年当猴耍，这充满讽刺意味。当最高文明的外星人面对地球人的鞭子无可奈何的时候，当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国人在先进科技的指引下满世界乱转的时候，当掌握高科技的外星人不得不臣服于“巴甫洛夫效应”的时候，当一扇破锣被美国人当作先进技术学习的时候，电影对于这种文明优越感和文化沙文主义极尽嘲讽，对所谓“高级文明”提出质疑，进而触及文化差异和文化平等的问题。《疯狂的外星人》从某种程度上呈现了我们当下的文化现状，即文化杂糅、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并存，由此表明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疯狂的外星人》不是部完美的作品，还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首要的问题在于电影的逻辑混乱。最高级的外星人被两个普通人当猴耍，所谓的“高等”文明被“低等”文明降服，这足够荒诞也足够讽刺，意在强调对不同种类不同地域文明的尊重。然而，这个逻辑的吊诡之处在于，能够降服外星文明的耍猴文化实在是中国文化之糟粕。无论如何，饱受诟病的耍猴都算不得国粹，更不能将之作为文化遗产敝帚自珍。电影展示了中国小人物的处事方式：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的“生存智慧”；“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的实用主义原则；最后摆平外星人则证明了在中国“没有什么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这种博大精深的“酒文化”让人汗颜，尤其是什么动物都可以腌在酒里，让人哭笑不得。电影所展示的“中国文明”实在没有任何让我们觉得值得自豪的地方。所以在面对文明差异的时候，电影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不同文明拉低到同一个高度，大家一样low，谁也别看不起谁。

电影分明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有讽刺，如果沿着反思民族文化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路走下去，也许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但是又会有悖于整个电影的逻辑。小人物以他们的小聪明戏弄了西方人，居然还摆平了外星人，最后取得成功，这实际上消减了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力度。总之，在电影的思想内涵上，宁浩没有梳理出一条自洽的逻辑。

其次，《疯狂的外星人》的问题在于人物没有立起来，缺乏人性深度，无法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无论是两个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外星人，都被概念化，成为宁浩电影杂耍的一个工具和符号，这也导致整个电影完全与现实生活脱离，缺少了宁浩最擅长描绘的生活质感，让电影既无法飞升，又无根可循，处于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中。宁浩一路地解构下去，把外星文明、西方文明、中国文明都解构以后，电影就没有什么正向的价值，荒诞有余，建构不足，针对现实的黑色幽默有沦为笑点蹩脚的闹剧的危险。

两部电影乘着科幻的翅膀，飞向各自的目的地，他们所选择的是进入科幻题材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路径：一个上天，一个入地，一个眺望未来，一个反思当下，一个未来主义，一个现实主义。科幻解放了文艺的表现力，延伸了文艺的表现空间，丰富了文艺的表现手段，给了文艺表达多种可能性：它可以歌颂教师的牺牲精神，也可以表现人性的深不可测；它可以探讨未来社会的种种忧患，也可以揭示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它可以表现乌托邦，也可以表现反乌托邦；它可以讲述正剧，也可以讲述喜剧。在科幻的丰富题材上，在想象的广阔空间里，有无数个故事的种子，有无数种言说的可能性。

某种意义上，科幻电影最能体现电影工业的整体水平，是电影工业的试金石，因为只有各个工种都达到成熟，工业技术进步，各项硬件条件具备，才有可能催生出像样的科幻电影，这也是中国迟迟没有拍出合格的科幻电影的原因。两部电影都具有较高的制作技术，无论是表现浩瀚太空还是制作“生物表演”这种高难度的特效，都是中国电影以前不敢触碰的。人们把今年视作中国的科幻元年，意味着《流浪地球》被认可为一部合格的科幻电影，在手持这张入门券敲开科幻题材大门之后，我们也有可能在好莱坞长期称霸的科幻电影领域分一杯羹。

两部电影显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长足进步，已经有能力驾驭和处理科幻题材，而在这两部电影的成功示范之下，相信会掀起一波科幻电影的热潮。从“开心麻花”的城市喜剧，到“战狼”的军事动作片，再到这一次的科幻电影，一次次的票房刷新，标志着不同电影类型的进步和成熟，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在这样一浪又一浪的电影热潮中，中国的电影工业逐步走向振兴。改变正在发生，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见证者。

原载《山西创作研究》201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