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花花的日子一闪而没,我早过不惑之年,身体发福,头发日渐稀少,记忆力开始减退,尤其打呼噜更是厉害。每个夜晚我都在与呼噜抗争。
偏胖的人睡眠质量都很好,我一躺上床就会进入梦乡,伴随而来的是呼噜声响起。无论我怎样改变睡眠姿势,换何样的枕头都徒劳无果。
刚开始我的呼噜声如滚滚春雷天边萌动,蓄势待发,继而鼾声轻柔、断续,像在试探黑夜,又像京剧小生咿咿呀呀的吊嗓子。随着睡眠的深入,一扇厚重的门被推开,我的呼噜声宛如朔风鸣镝、逐渐高亢,从高山流水到十面埋伏。
家人如是说,我睡得越沉越香,呼噜声越大。尤其是喝了点酒,那种在熟睡中发酵出的酸腐酒臭味呼啸而来,惊涛骇浪,呼噜声更是战鼓隆隆,“如雷贯耳”,有万马奔腾嘶鸣之势。整个房间都被我的呼噜声填满,透过墙,溢到屋外。
我的呼噜声告诉夜晚,现在是黑夜;我的呼噜声衬托了黑夜的强势,响彻在黑夜里融为寂静的一部分。村庄静静地在我的呼噜声中睡着了,妻子是唯一清醒的人。
我的呼噜如妻子的唠叨一样。妻子的唠叨,我可以躲得远远的,不去理会。多年来我把这种“难得糊涂”用于爱情与生活,过得很幸福。而我的呼噜声,妻子却躲不开,每晚备受折磨。我的每一次愧疚都是从打呼噜开始的。
睡梦中,妻子碰了我一下,没有说话。我从遥远的梦中回来,翻了个身,呼噜声也跟着醒来。妻子得以利用这个间隙进入睡眠。
她碰我的动作与当年何曾相似,那时年少轻狂,与友人喝酒聊天,嘴没个把门,满嘴跑火车。她静静地坐在我身旁,轻轻地触碰提醒我或是用眼神会意我注意言辞。那种没有语言交流的暗示、肢体动作,实施地提醒了我,给了我足够的面子和尊严,缝补了我语言的粗鄙、骄躁,无声胜有声。
结婚多年,我们生活朴素简单。夫妻间话语少了,多是短句交流。夫妻间默契度却更高了,彼此只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读懂对方,了解各自的心思。
呼噜响在我的梦里,我没办法阻止,或是在梦里掐自己一下提醒自己。梦里的我是我生命中另一个不受约束,独立自主的我。醒来之时呼噜也已结束,我无能为力在醒着的时候告诫睡梦中的我。
经过许多个夜晚,我知道我无法躲过打呼噜。我每晚尝试着让妻子先睡,就像现在,我躺在床上不敢闭上眼睛,努力醒着,我怕更多的瞌睡发现我。
窗外月亮又圆又大,月光很足,月色透进屋里,与当年没有什么两样。我翻了个身,多想做回妻子口中那个28岁前的我,不打呼噜。在妻子眼里那才是我。那时我还没发福,爱做梦,做光怪陆离的梦。不像现在只打呼噜,很少做梦。也许是过了做梦的年龄,什么都看淡了,看开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学会了面对现实,人生本是一场梦,何须再做梦?
我躺在床上用想些事情的办法来牵制睡眠,这些没有头绪的事情,或长或短,有近发生的,也有过去的,有些有牵连,有些没有,跳跃性、时间跨度非常大。这种足够大的思维空间勉强地使我与睡眠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的长度是妻子睡着的开始。我听见妻子发出轻微的鼾声。
见妻子睡着,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睡眠,瞌睡虫拼命地吞噬着我的意识。这些瞌睡虫已经随我养了很多年,它们在我躺上床时就从我的每个毛孔进入,使得我浑身慵懒疲乏,把我从愧疚、无奈、温情中残留的一点清醒吞噬得一干二净,只剩迷糊,只想好好睡一觉。
月光依旧,物是人非,那是回不去的岁月。黑夜归于沉寂,这些反反复复想的事情变成了我的睡梦,我又睡着了,却接不上原来的那个梦。
第二天我告诉妻子,“你昨晚也打呼噜了。”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脸上挂着笑容,恬静得如一湖碧水,“那也是被你传染的。”我同样也用笑容回答了她。曾几何时,我也听见父母劳作后发出的鼾声。
妻子难得让我独守空房,没她的日子,房间空落落的。我不时地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如此辗转反侧,连打呼噜也显得不踏实,不知道她没有我呼噜声的夜晚可习惯,可踏实,可安心。我一直想却不好意思问妻子这样的问题。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的呼噜声响彻在一个尴尬的时空里,响彻在妻子历经的岁月里,成为我和妻子生活的一部分。妻子习以为常,却从来没有适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