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乡村老家,人生最大的喜事莫过于操办婚礼。每个人相亲找好对象,喝了定亲酒,择好良辰吉日,最重要的就是筹办筵席,举行结婚仪式,招待亲戚朋友。
村里不论谁家男婚女嫁的筵席上,都少不了那个领班主厨的厨爷。厨爷是个人物,在村庄里的地位仅次于生产队长。按辈分,我该喊他叔。可村里人从不按辈分喊他,都叫他“老厨爷”。在人们的心目中,厨爷走进百家门,帮过百家忙,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人不吃过他做的客席饭。因而,厨爷倍受尊敬。
常听母亲讲,厨爷是个“小没娘”,才吃奶会爬时,就死了娘,全靠又当爹又当妈的父亲拉扯大。人大自巧,狗大自咬。还没有灶台高的厨爷就能自己烧火、做菜、煮饭,还会学着缝补衣服。可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身为孩子的厨爷,常把人家病死扔掉的小猪、小鸡捡回家,煺毛、剥皮,偷偷煮吃、烧吃。人要脸,树要皮。村里有的孩子,宁愿自己的肠胃生锈,也不愿吃那病死的家畜。由于死要面子活受罪,食不果腹,面黄肌瘦,不知不觉夭折了好几个,只有厨爷在冷嘲热讽的鄙视目光中渐渐长大。有时,生产队的牛羊病死,除了好的肉分给全村人外,骨多肉少丢掉的蹄脚,厨爷也一一从狗嘴里抢回家,用猛火烧焦、清洗、熬粥一样的熬骨头汤喝。年复一年,不仅厨爷家习以为常,全村人也见怪不怪了,遇到生产队的小乳羊病死,生产队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厨爷家,厨爷的父亲廉价买回家,父子俩宰杀炒煮当美食吃。那时的村庄,一家煮肉,全村飘香,嗅觉灵敏穿开裆裤的我们,经常背着父母悄悄跑去厨爷家凑热闹。厨爷总会这样:“来,来,来,捉雀、捕鱼、扑蚂蚱、摸石蚌都见者有份,不嫌弃就尝一尝”,总会让我们吃块肉、喝口汤,打发我们回家。
那时,我们村虽然过着清汤寡水的生活,但逢年过节,都会宰头猪全村人打牙祭。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那些为数不多的肉,只有厨爷家,宁可要剐去肉的骨头,从不参与分肉。厨爷家把骨头拿回家,用斧头砍断、敲碎,烧火慢慢烀煮。那一夜,厨爷家烟火不息催生出的香味依然笼罩着整个村庄。第二天,像一群馋狗的我们,总会不约而同守候在厨爷家香喷喷的火塘旁,成了厨爷家的小食客。后来,慢慢长大的人们才明白,厨爷家喜欢骨头的原因,不仅可以尝点肉丁,喝很多肉汤,还可熬到很多的骨头油,几乎一年到头都能沾到油荤味。
厨爷虽然吃了很多那些“死家伙”,不仅没有什么大碍,身体却如菜园里浇了尿粪的莴笋,不知不觉就长成了魁梧的小伙子,比同龄人高出一个头,在生产队干活,背挑扛抬都有一身牛力气,总是能挣到高公分,令很多人眼气。转眼间,厨爷就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请人提了好几门亲,都嫌弃厨爷是“吃死羊瘟鸡”长大的,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厨爷二十三岁那年,国家“一平二调”来村里招民工,体魄强壮的厨爷被选中,离开村庄到很远的地方修路出民工,支援国家建设去了。树挪死,人挪活。不久厨爷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调到食堂专门当“火夫头”,煮饭做菜服务挖路的民工大部队。转眼五六年的时间流水而过,通往河口的公路修通了,厨爷又像只候鸟,带着行李回到了村庄。比村里人多见过些世面的厨爷,再也不是过去人们眼中的厨爷了,渐渐地开始在各家各户的红白喜事筵席上操刀掌勺、施展厨艺,操办红白喜事的人家都喜欢请他去掌厨。很快,名不见经传的厨爷就相中了亲,火着枪响结婚成了家。从此,厨爷名声鹊起,成了山前山后响当当的厨师。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大哥结婚那年,厨爷带着那些早已磨得锋利的刀具以及常用的锅铲、铁勺等厨具来到我家。“咕咚咕咚”吸几口水烟筒,就组织和他搭档的那几位帮厨各负其责,杀猪的、砍肉的,叮叮当当为操办筵席的事忙开了。
老家的婚礼不仅浓重,而且时间很长,少不了要张罗两三天。大哥的婚礼也不例外,从结婚的头天“闹棚”开始,前来帮忙的乡亲们以及陆续赶来祝贺的亲戚朋友们,已是热闹非凡,就等着筵席开场。每顿都是二、三十多桌饭菜,吃过一席,又摆一席。每一道菜,运筹帷幄的厨爷早就在心里盘算好,哪块肉该做哪道菜,哪顿饭该用哪块部位的肉,煮的煮、炒的炒,蒸的蒸、酥的酥,顿顿都能翻新花样不重复,把筵席烹饪得井井有条。其实,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代,乡村人吃肉不像如今吃白菜一样简单,操办婚事的人家,有猪大猪小、肉多肉少,各自的家底有厚有薄。但不论谁家,只要请到厨爷,他都能为主人家量体裁衣,作好每一块肉的文章,烹制出体体面面的“土八碗”。后来,我才明白,厨爷的“土八碗”看上去全是肉,其实,凉片肉下面垫了半碗莴笋条,千张肉下面垫了半碗腌菜,粉蒸肉下面不是垫着青蚕豆,就是洋芋、红薯,酥肉是指头大的肉丁,西瓜皮厚的面壳······一切精打细算,都是在为主人家挣面子,竭尽全力把来客担待好。
厨爷来到我家,就是厨官,不仅帮厨的人全归他指挥,而且我家的肉食管理全部交由他负责,哪一块肉放在哪一个位置,砍成什么模样,生的熟的,厨爷都了如指掌。奇怪的是第二天厨爷做菜时,要用头天煮熟的猪肝做“凉片”,却发现少了一块,以为是母亲收拾走了,问母亲,母亲说没有,昨晚厨爷们走后厨房就上锁了。厨爷听后感觉有些蹊跷,便到处翻找,只见他往泔水桶里一捞,那块猪肝找到了。原来是帮厨的人中有人打“窝心炮”,想就挑泔水回家时顺手牵羊把猪肝摞走,厨爷一边做菜,一边指桑骂槐骂那只馋猫。其实,厨房里的人都心知肚明,厨爷是在向他手下某个心怀鬼胎的帮厨亮黄牌。每顿筵席后,厨爷都会跑到筵席间,背着手巡视一番,看看哪碗菜剩多剩少,下顿应该如何调整完善,心中也就有谱了。就这样,我家大哥、二哥、三哥、大姐、二姐结婚的筵席,都是厨爷一手操办的。在乡亲们的眼里,在那个没有味精的年代,厨爷用油、盐、酱、醋、胡椒、草果、辣椒、葱、姜、蒜等作调料,总是能别出心裁做出乡村的美味,招待着一茬茬乡村的客人,常令村里人刮目相看,翘起佩服的大拇指。
厨爷杀猪宰羊也有技巧,总是一刀见红。用刀砍骨头,厨爷总是左手握一把尖到,刀口向外,垂直戳在要宰的部位,右手握紧的砍刀顺着左手掌握的尖刀用力砍下去,不偏不斜,反复抡砍,再硬的骨头,既能砍开,又不会把刀伤成“缺牙齿”。因此,家家杀年猪,都喜欢请他掌刀,既杀生,又主厨,一举两得。可是,耍了一辈子刀,与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酱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厨爷,不知不觉就到了七十岁的年龄,做厨师已有些力不从心。但不论有多忙,再苦再累,逢请必到,挥舞着娴熟的厨具,胸前系一块劳动布围腰,手戴一对天蓝色袖套,脖子上挂块白毛巾,一会儿抹把汗,一会儿扯扯袖套,一会儿抄起围腰,笑呵呵的弓腰驼背忙碌在家家户户的红白喜事筵席上。
我结婚那年,为了省钱,借用单位的食堂自办筵席,母亲把老家的厨爷和他手下的那班厨师请进城来帮我操办婚宴,做出了城里人没吃过的“土八碗”。不少人都夸饭菜好吃,筵席体面,为我的婚礼增添了无数光彩。
时代在变,村里那些外出闯荡,见过灯红酒绿世面的年轻人,有的嫌弃厨爷做的菜跟不上时代,花样落俗套,色香味不好。有的嫌在乡村里办喜事麻烦,原本是厨爷用“土八碗”把他娘娶进家,曾经吃过不少厨爷“土八碗”的后生们,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都到狗街、猫街集镇上或县城包筵席举办婚礼去了。慢慢的,厨爷操刀下厨办筵席的活计也越来越少,那些曾经得心应手的厨具也锈迹斑斑,一年半载也用不了几次。厨爷也如那些逐渐退居二线的老农具,在父老乡亲们的目光中渐行渐远的老去。
去年,九十高龄的母亲病故,我回老家给母亲操办丧事,大哥把厨爷请来操刀掌厨。满头银发的厨爷忙前忙后,都说母亲高寿,一再叮嘱我们,要把母亲的丧事当作喜事办。我递烟给厨爷时,才发现他的右手指已经断了两个,我以为是帮人家下厨不小心被刀剁掉的,可在我的记忆中,厨爷不是左撇子,伤的咋会是右手呢?后来,厨爷一边抽烟,一边向我讲述了手指的故事:如今村庄里的青壮年都进城淘金去了,留守村庄的大部分都是妇女、老人、儿童,家家户户饲养的年猪又大又壮,像头驴似的,而杀年猪的都是年近古稀的老头,由于力气不足,按不翻垂死挣扎的猪,一不小心,厨爷就在帮邻居杀年猪时被猪咬断扎嘴的绳子,吃掉了他握刀的两个指头。当时,心急如焚的村里人找来农用车,把厨爷送到县医院,由于山高路远,错过了做手术缝合的最佳时机。尽管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厨爷的指头再也无法复活,成了残指。
吃过厨爷手下不少“土八碗”肉食长大的我,看着厨爷切菜砍肉不便的手指,听着厨爷操刀切菜清脆的声音,看着前来帮母亲料理丧事的妇女老人的身影,我的心头酸溜溜的难受。我莫名其妙的在想,假如哪一天厨爷也像母亲一样离去,难道父老乡亲的丧事也要像婚礼那样到集镇、到县城去举办筵席么?
如今,厨爷一天天老去,手指残了,曾经为不少人家红白喜事撑起脸面的“土八碗”,也逐渐退出了筵席。这一切,在逐渐富足的村里人看来已不那么重要。只有我这个漂白异乡的游子,身体里那种与生俱来的乡愁在隐隐作痛。
原载于河南省文联《散文选刊》下半月刊2018年第12期
作者:李光彪:男,1966年生,历任云南省楚雄州政协九届党组成员、秘书长,州林业局长,现任州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州作协主席,《金沙江文艺》主编,云南省作作家协会会员,《文苑》签约作家。笔名“虎三”,以写乡土母爱亲情散文见长。作品散见于《读者》《中外文摘》《散文选刊》下半月、《华夏散文》《散文家》《金沙江文艺》《散文百家》《青年作家》《云南日报》《工人日报》《《乡镇论坛》《建设报》《彝族文学报》等刊物。著有《沾满泥土情绪》、《随笔漏拾》《母亲的气味》各一书,有《故乡的眼睛》《母亲的拐杖》等多篇散文入选北京、江苏、山东、广东等近20个省市中考高考模拟语文试卷及教辅书籍。